當年直係軍閥掌門曹錕以金錢收買議員，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那些接受了曹錕賄賂，投了選票的國會議員也得到“豬仔議員”的綽號，成為歷史的笑柄。
作為軍閥政權的附庸，北洋時期的國會在民眾眼中信譽度極低，美國曆史學者齊錫生在其《中國的軍閥政治》中這樣評價：“國會用不正當的辦法產生，數次被終止職權，它成為一個完全腐敗的、無能的、寄生的機構，充滿了無聊的政客。”這些“無聊的政客”是如何一步步變成“豬仔議員”的？他們與曹錕又是怎樣交易的呢？
借祝壽拉攏議員
直奉之戰後，以曹錕為首的直係軍閥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權，他們先是拉黎元洪出山作為傀儡，後來曹錕想到前臺過把總統癮，於是又逼宮驅黎，準備自己粉墨登場。
直係軍閥首腦曹錕
曹錕當時以直魯豫巡閱使的名義駐節保定，他的副手、直系第二號人物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名義駐防洛陽。北洋軍閥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官至督軍可以稱“帥”，高於督軍的巡閱使、經略使可以稱“大帥”，以前稱“大帥”的先後有張勳、曹錕和張作霖三人，吳佩孚擔任兩湖巡閱使後也稱“大帥”，於是曹錕便改稱“老帥”，以示比“大帥”更高一籌。
曹錕名義上雖然是主帥，但直系內部實際主事的卻是吳佩孚，吳佩孚開始並不支持曹錕競選總統，但見曹錕和其身邊人都有此意，也只好同意了。
曹錕的副手吳佩孚
1922年12月9日是曹錕61歲大壽，他準備藉此機會拉攏國會議員，並探聽一下各方面的風聲。當時到保定為曹祝壽的北京政府要員和國會議員有700多人，張作霖也專門派張學良上門祝賀，各方送來的壽禮更是不計其數，交通部為此特開了北京至保定的四輛專列。曹錕此時，真可謂吼一聲山呼海嘯，跺一腳地動山搖，大有試看天下誰能敵之概。
因為議員手裡有選票，所以曹錕非常注意他們的動態。據統計，前來為曹祝壽的議員有400多人，佔國會議員總數的四分之三還多，曹錕非常高興，將所有願意投他票的議員聘為直魯豫巡閱使署顧問，從來年1月起每月發放津貼200元，當時領取這個津貼的議員人數高達380多人。農曆年關，曹錕還以“炭敬”的名義送給眾議院議長吳景濂30000元，副議長張伯烈10000元，以此收買人心，拉開了以金錢收買選票的序幕。
其實曹錕並不是第一次賄選，早在1918年他就曾賄選過副總統，不過當時因為出價太低，只許諾給每位議員500大洋，所以沒有成功。可能是接受了上次失敗的教訓，所以這次曹錕出手闊綽，志在必得。
關於大選的支出
1923年6月，直係軍閥將總統黎元洪逐出北京，為曹錕順利登臺掃除了最後障礙。
當時的政治局勢極其複雜，直系操縱的這次選舉遭到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和國民黨方面孫中山的一致反對，段、張、孫組成反曹三角同盟，共同抵制選舉。為了讓選舉順利進行，曹錕採納了議長吳景濂的建議，直接用高價收買選票。後來有史家質疑，曹錕當時手握重兵，可以直接坐到總統寶座，何必費些周折，浪費許多金錢，去搞什麼投票選舉呢？其實曹錕自有他的一套遊戲規則，他要“合法”坐上那張椅子，而不是用武力去奪取。
1923年9月，大選籌備處在甘石橋成立，由山東省省長熊炳琦、曹錕秘書長王毓芝、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主持，公開進行賄選事宜。籌備處規定議員每出席一次會議給予出席費20元，每週參加常會的出席費100元，此外還有冰敬（夏季津貼）、炭敬（冬季津貼）等其他名目。這樣每名議員每月可領到600元左右，後來吳景濂又將議員每次出席費提高到100元，如此一來，原來南下抵制選舉的議員紛紛回京，不長時間，曹錕便收買了500多名議員。
9月8日，吳景濂主持召開專題選舉預備會，決定12日舉行總統選舉。在這次會議上，吳景濂開出的價格是大選出席費200元，帶病參加者外加醫藥費200元，但議員們嫌出席費太低，選舉那天到場者寥寥無幾，大選流產。
曹錕聞訊非常生氣，傳下話來，一定要在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日）前登上總統寶座，並派直系大將、直隸省（今河北）省長王承斌主持選舉事宜。
王承斌到北京後，馬上包下甘石橋附近的幾家高檔飯館，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宴請國會議員，請他們投曹錕一票。與此同時，王承斌還宣佈，每投一票發大洋5000，選舉前發放支票，選舉後憑票兌現。議員們懷疑是空頭支票，專門派人去銀行查詢，查明無誤後又擔心銀行事後拒付，要求將款項轉存至外國銀行。對於議員的這些要求，王承斌一一照辦。
經過充分醞釀，議長吳景濂以總統選舉會名義發出通告，決定10月5日開會選舉。10月1日，大選籌備處開始發放支票，一共發出573張，普通票價每張5000元，特殊票價10000元，還有少部分票10000元以上。支票分別由王承斌、吳毓麟、王毓芝和邊守靖簽名，由天津大有銀行、勸業銀行和麥加利銀行兌款。支票一律未填日期，必須在總統選舉結束三日後，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私章才能領取。
10月5日選舉會原定上午10點開始，但接近12點簽到者也不過400餘人，遠遠未到法定人數。吳景濂見機不妙，馬上派汽車去迎接議員到會，並讓可靠的議員分頭去拉同鄉或者相熟的議員，就連一些患重病的也被抬到現場，待寫完票方可出去。為了湊足法定人數，吳景濂還臨時決定，凡出席會議者不論投誰的票都發給5000元支票。有的議員反直色彩過於濃厚，實在不願選曹錕當總統，但又捨不得這5000大洋，於是便和吳景濂等人約定，來開會領錢，但票卻不投給曹錕。對於這些奇葩要求，吳景濂也一一應承。
下午2時，投票開始，議員簽到者共計593人，投票者590人，符合法定人數。下午4時投票完畢，曹錕480票，孫中山33票，唐繼堯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吳佩孚5票，王家襄、陳炯明、陸榮廷各2票，吳景濂、陳三立、張紹曾、張作霖、陳遐齡、唐紹儀、汪兆銘、王士珍、李盛鐸、谷中秀、譚廷闓、盧永祥、李烈鈞、高錫符、符鼎升、姚桐豫、胡景翼、歐陽武、嚴修各得1票，另有廢票12張，共計590票。
還有一個歷史細節需要釐清，有學者認為，這590名議員中，投曹錕票的480人屬於賄選議員，其餘110人不屬於賄選議員。其實這590名議員中，除第一位揭露曹錕賄選的邵瑞彭、斷然拒賄的洪叔翰等個別人外，幾乎都將曹錕的支票裝進了私囊，從這個角度說，他們都是“豬仔議員”。
賄選經費來自何方
據當時的《申報》和《民國日報》報道，曹錕賄選共花費1350多萬元，其中政黨補助費324.2萬元，特別票價141萬元，普通票價304.5萬元，特別酬勞費20餘萬元，制憲會議出席費57.2萬元，常會出席費20多萬元，饋贈議員的冰敬、炭敬及車馬費190餘萬元，招待費120餘萬元，秘密經費70餘萬元，還有其他雜項開支若干。
眾所周知，當時的中國民不聊生，北洋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這筆鉅款究竟來自何方？
查閱史料，我們發現曹錕賄選經費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各省大員籌集。據當時的報紙披露，湖北督軍蕭耀南、江蘇督軍齊燮元、山西督軍閻錫山各報效50萬元，山東督軍田中玉40萬元，陝西督軍劉鎮華、河南督軍張福來、安徽督軍馬聯甲各30萬元，察哈爾都統張錫元、甘肅督軍陸洪濤各20萬元。
二、直系大將王承斌的搜刮。王承斌當時擔任直隸省長，又是賄選的總指揮，屬於曹錕的心腹人物，他想出一個“捉財神”的辦法，派出密探分赴直隸省屬下的大名、順德、廣平等地，逮捕了製造毒品的毒販100餘人，組織法庭審理，除了將其中少數人槍斃示威外，大部分人令其繳納幾千乃至數萬元予以釋放。此外，王承斌還以借軍餉為名，將直隸省所屬的170縣分為大、中、小三級，每縣籌借1至3萬元。僅此兩項，王承斌就為曹錕搜刮了近千萬元的民脂民膏。
王承斌在直係軍閥系統中，地位和資歷僅次於吳佩孚，他之所以如此賣力，據說是因為在直奉戰爭期間有親奉嫌疑，受到曹錕冷落，所以極力巴結，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中對此有所披露：“戰後把他（王承斌）擺在直隸省長的位子上，準備進一步解除其兵權，把他打入冷宮。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討好曹錕以挽回對他的信任。”
時代週刊封面上的吳佩孚
三、曹錕手下還通過加徵關稅、出賣滄石、同成、道濟鐵路路權等方式籌集了大批賄選款項。
在籌款過程中，還出現了不少鬧劇。江蘇督軍齊燮元答應承擔費用100萬元，但提出必須讓他當副總統，還要曹錕登報許諾才肯付款。這個條件有些離譜，曹錕也沒法應承，最後齊燮元交了50萬元了事。
另據《大公報》報道，有一個叫樹德堂的人自願借款200萬元作為大選經費，條件是利息2.2分，以1924年的鹽餘作擔保，交錢時先扣一年利息，其餘本息從1924年1月起分十個月還清。這個借款條件可謂苛刻，但據知情者言，此“樹德堂”即曹錕弟弟曹銳，他這是化名牟利，欲趁機大撈一把。
曹錕發跡前是個小生意人，以販布為生，精於算計，從賄選這事兒可以看出，他一般不做折本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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