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虽经千百年变迁，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诗歌流传至今。按理说,知其人、诵其诗也就够了,可今人偏偏喜欢在旧纸堆里翻三拣四，结果竟然揪出了不少名诗背后的"意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妇孺皆知的名诗出自唐代诗人李绅之手。李绅因此获得了"悯农诗人"、“短李诗人”称号，但他其实是个生活奢侈、人品低劣之徒。
常感民忧，诗坛皆出群之才
李绅出身于仕宦之家，曾祖李敬玄，唐高宗朝官至宰相，其父李晤官终晋陵县令。他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卢氏教他识字和一些儒家经义。后因家庭贫困，便到惠山佛寺中去读书，这样可获得免费的食宿。李绅少年时读书很用心，爱好写诗，每有感悟，就偷拿寺中的佛经打草稿，结果被管事和尚发现，吃了不少皮肉之苦。
李绅早年的贫困和四方游学经历，使他很早就接触到社会底层，体验了民生疾苦，并创作了《悯农诗》和20首新题乐府诗。有一年夏天，李绅回乡探亲，恰遇友人回朝奏事自然要盘桓一日。这天，李绅和友人携手登上城东观稼台。两人遥望远方，心潮起伏。李绅此时被一种景象感动了，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在火辣辣的阳光下锄地，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不禁感慨，随口吟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友人听了连说:“好，好!这诗做得太好了!一粥一饭得来都不易呀!”李绅仰天长叹，诗兴未减，接着又吟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些诗作不仅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本情怀，也使他在诗坛上获得了声誉。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在长安应进士举的李绅结识了吕温、韩愈，受到二人的推许。韩愈比李绅年长四岁，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在唐代文坛已颇有影响力。当年中书舍人权德舆主持贡举，祠部员外郎陆傪为通榜，韩愈便写了《与祠部陆员外书》，向陆傪极力推荐包括李绅在内的十位青年举子，称李绅等人“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后来李绅于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士及第，年已35岁。
李绅考中进士以后，在返乡途中经过润州(江苏镇江)，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锜很赏识李绅的才干，辟为幕府掌书记。而李锜为人跋扈，渐露不臣之心，李绅多次规谏无效。次年冬，李锜果然反叛，命李绅为其起草文告，李绅佯装恐惧，下笔辄加涂改，书不成文。李锜怒骂道:“怎敢如此，你不怕死吗?”李绅回答道:“生来还没有见过战争，今天能死是我的幸运。”李锜命人用刀威逼之，李绅仍不为所屈，于是被囚入狱中，直到李锜事败被诛，才获释放。事后有人要将此事上报朝廷，李绅婉言辞谢道:“我是激于义愤才这样做的，并非是为了博取名声。”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绅入朝为秘书省校书郎。他五年前在长安应举时就与元稹、白居易以诗缔交，白居易还戏呼他为“短李”（仅次于李白）。这次入京任职，有了更多机会与元、白二位切磋诗文，其新题乐府受到了元、白的推许与效仿，因而他实际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和八年，李绅又改任国子助教，度过了六年清贫的苜蓿生涯。自唐穆宗李恒即位之后，李绅的仕途逐渐通达起来，先被任为右拾遗，接着又擢升翰林学士，不久再任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这是负责给皇上草拟诏制的重要职务。旋又超拜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承旨学士在中唐可以参与机务，草拟密诏，人称“内相”。
腐败堕落，“短李”有短毋庸讳言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随着李绅官阶的不断晋升，思想情感逐渐起了变化，特别是官至宰相，更是腐化起来，前后判若两人——从“粒粒皆辛苦”到“食鸡舌三百”，从忧患“农夫犹饿死”到逼迫“渡江淮者众”，李绅逐渐走向了奢侈享乐、腐败堕落的不归路，甚至以高压手段欺凌官吏、百姓。
从和李绅同时代的刘禹锡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写《悯农》时判若两人的李绅。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应邀参加时任扬州节度使李绅安排的宴会，他看到李绅家中私妓成群，其中一名歌妓色艺双绝。刘禹锡感慨颇多，于是写下了《赠李司空妓》一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怪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诗歌的大意是:佳肴美酒，歌姬美色，轻歌曼舞，李司空早已习以为常，养尊处优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于心不忍。
据传，李绅在为官后“渐次豪奢”，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全然没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简朴与珍惜的意识。
除生活奢侈外，发迹后的李绅还爱大耍权威，拉帮结派。“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李绅当淮南节度使时，他对百姓疾苦极为苛刻，狡吏奸豪都“潜行叠迹”，普通百姓更是“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很多人甚至渡过长江、淮河外出逃难，当部下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李绅却漫不经心说道:“汝不见掬麦子乎?秀者在下，秕糠随流者不必报来。”意思是，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在李绅的心目中，老百姓就是“随风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
在镇守扬州期间，结党营的李绅还亲手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即江都尉吴湘案。《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九说:“李绅文宗开成中镇维扬，有颜氏女殊色，为游客吴湘所聘。绅屡求之，意欲遗李德裕，为湘所拒，乃诬以他罪害之。颜氏女寻亦自裁。”同书卷八百七十五又载，朝廷曾“差御史崔元藻案问，据湘虽有取受(受贿)，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案，断湘处死。于是李德裕等并坐贬官，李绅已死，追夺三任官诰”。
此外，李绅忘恩薄情、处事刻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李绅死后，“牛李党争”被定性为酷吏，后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惩罚。多行不义必自毙,《新唐书》对李绅有这样的评价:“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所拫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虽没而坐湘冤云。”
以史为鉴，后人需常思己责
时转物移，千百年来，像李绅式的人物，仍层出不穷，即便今天，在我们身边找几个李绅式人物的影子，也不是一件难事。君不见，有的人刚走上领导岗位，做事公道，清正廉洁，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但渐渐地拍马的人一多，手中的权力一大，就忘乎所以，私心膨胀起来，结党营私、贪污腐化。
可见，一个人开始优秀、进步，成年成名后更要自我约束，常察社情，常感民忧，常思己责，贡献再多，傲不可长，成绩再大，躁不可纵。《悯农》作者李绅的演变至今对我们还有着深切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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