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自中國新冠肺炎病疫爆發以來，牽動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與我們關係複雜的鄰居多次不留遺力地捐贈各種物資，並且附上了許多動人的詩句，不僅讓中國人民體會到了兩國相似的文化淵源，更讓國人體會到了日本人民的愛心與大義。尤其是近日以來，即使日本的疫情同樣不容樂觀，仍有物資包機送到武漢，並且附上了"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的詩句，讓中國網友很是感動，甚至"不願"接受，而想讓日本自己多留一點。
鄰居的仗義出手，讓人不得不感慨中國與日本那複雜非凡的關係。想起了近代以來兩國之間的風風雨雨，今天我們來解析一下近代史中"抵制日貨運動"，並由此來談一談全球化時代下理性愛國這一熱門話題。
辨清誤區：民族主義與民族中心主義
中國與日本交流史歷史悠久，既留下了隋唐時代的美談，也留下了近代的傷痛。抵制日貨運動自1908年第一次發生以來，每逢遇到兩國政治上的衝突時都會規模或在或小地自民間自主地爆發，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愛國主義運動，體現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但由於愛國主義情緒化，卻也發生了許多過激的行為，反而傷害了一些國人的心。由此可見，抵制日貨運動是一件複雜的事件，在愛國主義的主題之下也隱藏著許多我們需要認清的誤區。
首先要認識到抵制日貨運動是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下發生的，而並非民族中心主義所引發的。辨清兩者的差別，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抵制日貨運動。
古代中日交流
民族主義是指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而興起的思想或者運動，是一箇中性詞。而民族中心主義與一個民族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面的強盛而帶來的優越感是分不開的，是指一個民族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己高於一切，不僅不是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許多時候還起到妨礙民族發展的作用。
後殖民主義是以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身份認同為核心的研究思潮，其開創者薩義德指出在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下，西方所認知的"東方"不過是被建構的"他者"，東方往往被想象成與光明、民族、先進的西方相反的國度，是野蠻的、落後的、不開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個地方。薩義德由此提出"讓東方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一種民族主義，發揚本民族文化。此外如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美國文化霸權主義，都可以說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只不過表現有所差異。
這樣看來，抵制日貨運動的發生具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是政治事件影響經濟行為的表現，而並非出於民族中心主義影響下行為。如1908年發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貨運動，後來1919年因為巴黎條約發生的運動，1931年因為日本侵華而引發的運動都是因為國家尊嚴受到侵犯而發生，是中國人民自發的抵抗運動。都是與民族主義有關，而並非是出於民族中心主義而引發的歷史事件。
近代史中的抵制日貨運動之概況
在近代歷史中抵制日貨運動雖然頻繁發生，但大多都具有相同的性質，下面我們以1931年的抵制運動為代表認識一下這個時期所實行的抵制運動。
1931年9月18日，日軍以莫須有的藉口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而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東北官軍退守關內，使得日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東北三省，震驚中外。日本這一侵略行為使得本來已經劍拔弩張的中日關係驟然緊張，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一點即燃，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全國性的抑制日貨運動也由此發生。
當時的宣傳
為了抵制日貨，真正實現與日本的經濟絕交，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上海市各市民團體最先發起了對日經濟絕交運動的號召，充分發揮了上海作為經濟先進地區的帶頭作用，此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為斷絕與日本的經濟聯繫，各民間團體不僅發出了許多振奮人心的口號，還制定了詳細的計劃，
以對日經濟絕交、檢查與封存日貨、嚴懲奸商為主要手段，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促進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近代史中的抵制日貨運動之特點：
- 此次雖由民間自發發起，但規模之大，時間持續之久，堪稱歷史頂峰。離事變不久的一個月之內，這場運動的範圍便由最初的上海市民間團體擴大到全國各地。9月25日，上海市抗日救國會召開會議，制定具體的抵制計劃。隨後幾日，上海市市民以"對日永久經濟絕交，宣誓終生不用日貨"為口號，提倡國貨會召開會員緊急大會，開展抵制日貨運動。繼上海之後，福州、天津、南京、廣東各界，就連國外的華橋都紛紛發表宣言支持並參與抵制日貨運動中來，使得這一運動席捲全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歷史學者吳健專門就此事對當時的主流媒體《申報》對此事的報道進行了研究，據他統計，1931年全年《申報》對抵制日貨的直接報道多達263條，其中"九·一八"事變之前為80條，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陡增了一倍還多，達到了183 條 ，可見這一運動在當時所引起的巨大波瀾和關注了。
日本與中國相似的繪畫
- 此外，此次運動計劃之詳細，進展之飛快，執行率之高，同樣讓人驚歎。充當先鋒的目海高救國會在25日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擬定了非常詳實的抵制計劃，吳健經考察後歸納為"八不" ，即
第一，不買，不賣，不用，不運日貨；第二，不以原料以及一切物品供給日人；第三，不乘日輪，不以貨物裝於日本輪船，不起卸日貨；第四，不用日本銀行鈔票，提取日本銀行存款；第五，不為日本人工作；第六，不登載日人或日貨廣告；第七，不僱傭日本人；第八，不接待日本人。
其內容不僅包括了日貨、原料等商業範疇，還涉及到了交通、金融、媒體、社交等
方方面面，幾乎堵死了日本在中國的所有經濟路線。而且這一計劃得到了其他社會團體乃至國民政府的一致認可，在巨大的愛國主義思想影響下，這一計劃在全國各地迅速落實，全國規模的檢查與封存日貨的行動就此拉開序幕。如上海市商會等團體積極響應，為檢查日貨專門成立了像委員會、檢查小組、突擊隊這樣的組織。為了表示堅決反抗日本，他們甚至發出了"務於最短時間內肅清劣貨，以示消極抵抗和平奮鬥之決心"這樣的口號，以極快的速度查清了現有的日貨，並嚴肅查處了違背民族利益而繼續與日本合作的奸商。
- 抵制日貨運動還產生對貿易雙方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據有學者研究，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爆發僅僅一個月內，自9月18日起至10月初止，僅兩週時間"僅上海一埠入口日貨較之上月減少三分之二，其他各埠亦然"。到11月7日，僅就上海而言，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裡就已經"計查封日貨，已佔十分之九，價值千萬以上，尚有一少部分未查封者正趕辦完竣" 。
而由於日本本土資源匱乏，經濟增長主要靠原料進口和商品出口，其最主要的經濟夥伴之一就是中國了，但在中國全民抵制日貨的運動潮流之下，進口和出口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隨之而來的是急劇減少的稅收。
據當時的《申報》記載，6月到十月末日本國庫會計
"計有歲入一億一千零二十四萬三千元，歲入中租稅收入記四千八百八十萬，比上年同期減少八百三十六萬六千元"
租稅收入減少了近五分之一，從中可知日本經濟遭受的沉重打擊。日貨受到抵制的同時，給國貨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發展時機，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發展到了頂峰。此外，經濟上給日本造成的壓力，也為中國在政治上贏得了一定的條件，這是後話，我們暫且不提。
日本文化
在群眾巨大的熱情之下，抵制日貨運動維護了民族尊嚴和形象，維護了中國主權和國格，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情懷，乃至增加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起到了許多積極的影響。但抵制日貨運動其實是一把雙刃劍。
我通過查找相關的資料和研究文獻，總結出以下四個主要的消極影響。
- 第一，在歷次的抵制運動中，由於是民間自主發起而缺少政府的管控，使得實施過程中難免缺少監督，對日貨的界定標準模糊不一，檢查手段單一，將許多國貨誤認為日貨而進行封存，引發了許多商會的不滿，加深了社會內部矛盾。
- 第二，由於日軍侵華，民族矛盾嚴重，難免滋生民族主義情緒，不少檢查隊伍在執行檢查的過程中行為過於粗暴，發生了不少暴力事件，破壞了內部的和諧穩定。
- 第三，由於國內工商業的弱小，導致許多原來在日本工廠工作的員工在響應號召辭職之後，因民族工商業無法接收那麼多的工人，使得許多辭職工人失業，加重了他們的生活負擔，影響了工人就業和本國的經濟發展。
- 第四，當時國力衰弱，抵制日貨運動本身難以持久，又由於國民政府代表著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具有軟弱性的妥協性，並沒有反對近代以來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在中國仍然享有特權，在運動衰落之後，日本立即便捲土重來，重新恢復了經濟上的制霸權，僅靠抵制日貨這樣單一的經濟手段根本無法真正阻止日本帝國主義的步伐。
雙刃劍
從中可知實施抵制日貨運動，在缺乏理性指導的情況下，我國同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因為與日本複雜的關係，抵制日貨運動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因為我們綜合國力在逐漸增強，狀況已經今非昔比，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也得到了恢復。但是在民族積怨影響下，愛國主義情緒仍然存在，如2012年因為釣魚島事件而引發的抵抗日貨運動中，日資企業、中日合資企業產品均成為抵制的對象，其中還發生出一些很極端的事情，哪怕是屬於中國人民財產的日本產品，也依然遭到暴力打砸。
我們應該反思這種暴力行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日貨非獨與日本有關係，與我國也有很大的經濟聯繫，許多日本品牌產品其實是在國內生產的，有著共同的利益。俗話說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同樣會受到巨大的負面影響。暴力抵制日貨不是愛國而是害國，所以社會和國家倡導人民要"理性愛國"便是如此。
在全球化時代下，愛國主義行為應該具有一種理性精神：在法律的框架下，在道德的範疇內，以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為著眼點，合法有序地表達愛國情感。隨著時代變化，抵制日貨這一條路早已經變得非常侷限，我們應該要清晰地認識到，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打造中國品牌、中國製造，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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