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雨晴
商機
額溫槍從來沒有如此緊俏。
原本在天津做軟件開發的孫飛發現，他的朋友圈裡，有人正在叫賣額溫槍，搭配上了“現貨”“稀缺”的字眼。同款的東西，幾個月前，他的同事在購物網站上買了一臺，只花了68塊，但便宜的額溫槍如今怎麼也買不到了，朋友圈裡的標價是700元，漲了近10倍。
疫情爆發後，體溫檢測成了甄別疑似患者的重要關口。醫用級額溫槍不用接觸、時間較短，依靠紅外測量，在額頭上一晃即過，因此成為公共場合體溫檢測的首選。伴隨著企業復工步伐加快，額溫槍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一“槍”難求，孫飛從中嗅到“商機”。
▲ 近90天額溫槍搜索指數變化，從1月底疫情爆發起迅速走高。圖 / 百度指數
2月9日下午，他在網上結識了周婷，對方除了賣醫用防護服外，還有現貨額溫槍。他們協定，孫飛以278的單價購買1000臺額溫槍，先付10％的定金，拿到快遞發貨回執單後再支付全款。
“當時就想買一點然後賣了，因為不愁賣嘛。”孫飛說。也不是沒有懷疑過，可賣家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證，他就此放鬆了警惕。本來約好當晚發貨，但沒過多久，賣家稱有別的客戶付全款訂了1萬臺額溫槍，貨源緊張，要求孫飛支付50％的定金。等孫飛借到錢後，50％也不行了，要全款。“後來冷靜下來想，那個聊天很像刻意營造很緊張的氛圍。”孫飛說。
匆忙之中，他湊齊了近28萬，坐等對方發貨。
在廣東東莞的吳哲付出的更多。2月14日，他認識了錢宇，錢宇稱自己有個上家，姓田。老田在廠裡有關係，能搞到貨，付清全款後，18到20號就能發貨。兩天後，在吳哲的要求下，錢宇出示了他和老田的合同。
“當時也懷疑，因為網上都沒有，怎麼他那裡有。但錢宇說不用擔心，可以把身份證都給你看，還可以視頻驗證。”吳哲回憶，“我當初只是相信他，因為他的身份證和銀行卡、支付寶都給我（看過），驗證是真的。”
吳哲沒有想太多。今年33歲的他此前一直在鄭州富士康工作，兩年前來到東莞，在一家鞋廠負責採購。剛看到有人賣額溫槍的時候，他便有了想法，“額溫槍一般是工廠開工用，幫他們弄到，我自己也可以掙點奶粉錢，因為我小孩才一歲半。”
聽說上家有貨後，他在群裡發佈了有期貨額溫槍的消息，隨後便有人加他好友，待出示了兩份合同後，有兩個下家各自打款，一個以335元的價格購買900臺，另一個以340元的價格購買1000臺，641500元的錢款打到吳哲賬上，他和上家談好的單價是320元，兩單下來，可以從中得利33500元。
接下來的幾天，吳哲以為，只需要等待額溫槍和“辛苦費”一起到來，疫情期間的日子雖是忐忑，但也有了希望。
▲ 作為企業復工必備產品，即使價格一路走高，額溫槍仍舊“一槍難求”。圖 / 網絡
逃難
網絡上，孫飛和吳哲這些轉手額溫槍賺取差價的人，被統稱作“倒爺”。溯其詞源，實有貶義，但對於親歷其中的人，這是一個機會。
在東莞，吳哲每個月拿5000塊的工資，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除去五險一金、吃飯房租之類，剛剛好夠開銷，偶爾能存下一點，家裡還有個75歲的母親留在河南，需要照顧。他很希望能掙到這3萬多塊錢，緩解生活壓力。天津上班的孫飛此時也正受疫情影響，困在家鄉廣東佛山，復工遙遙無期，他希望能靠這筆錢填補一點虧空。
可事情並未向他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孫飛的近28萬轉出去，遲遲未等到發貨。商定發貨日期的次日，孫飛越想越不對勁，追著索要驗貨視頻。當晚11點鐘，賣方稱發不了了，廠家沒貨了。“那不要貨了，退錢。”孫飛追問，對方也不同意。他這時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騙了。
吳哲參與的交易鏈條要更長，損失也更多。到了約定發貨的時間，上家一直沒給他快遞單號。傍晚6點左右，上家說被騙了，準備報警。吳哲慌了神，也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他見到了自己的下家石先生，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位下家下面還有十多個下家。
▲ 疫情期間，女子花4萬多元訂購測溫槍被騙。圖 / 看看新聞
經過長時間的解釋與商量，凌晨5點鐘，吳哲終於回到家裡，孩子已經睡了。他與妻子抱頭痛哭，“我在想我這個家完了，小孩子怎麼辦，我坐牢了，老婆怎麼辦，家裡的媽怎麼辦。”
冷靜下來，他想到下家要求第二天必須還錢，不然就去工作單位找他。他怕有人會找妻子的麻煩，清晨6點左右，他再次出發去公安局，懇請警方把他關起來。
“沒有車，我走路去。在路上看到摩托車拉客的，我讓他把我帶到公安分局。我到那裡，門衛說你應該去派出所，我說我昨晚去了，現在能不能要求你們讓我進去把情況再跟刑警說一下。門衛說只能一級一級地往上報。”
“求關”無果，他又走到公交站臺，當時8點多，下家打來電話，稱自己已經到了他工作的工廠裡，要求吳哲在10點之前湊5萬出來。他找朋友借了錢，下家收到後，又要求他一天之內還清全款，“沒有錢你可以網貸。”
吳哲害怕了，既害怕與下家見面起衝突，又害怕被逼借網貸。他爬上工廠樓頂，在6層，發了一條朋友圈，突如其來的壓力使他崩潰，他決定跳樓自殺。
慶幸的是，家人及時阻攔，他沒有走這條路，“我老婆說，既然發生了就算坐牢她也會等我。”為了安全，吳哲辭去了工作，帶著妻子離開了工廠，住在親戚家，“過著逃難般的生活。”
起訴
2月21日，吳哲的上家拿到立案通知書，警方告知，騙錢的人已經逃到國外了。
說好的額溫槍成了空頭許諾，上家也好，吳哲也罷，怎麼也湊不齊數十萬。上家告訴吳哲，接下來，他每個月打工，如果工資有5千，他就還4千，如果有4千就給3千。吳哲跟他的兩個下家協商，將上家賺的錢平均分給他們，下家不同意，稱會找催債公司，也會準備起訴。
儘管在福建友通事務所律師顏雙進看來，吳哲的行為並不涉嫌詐騙：他無法向下家按時交貨，是一手賣家田某履行不能導致，吳哲沒有非法佔有下家貨款的目的，可是此時的吳哲因為壓力太大，睡不好，飯也吃不下去。“後悔啊，工作也丟了。”
孫飛也已經決定起訴。
只是在他報案的前一天，上家周婷先去派出所報了案，稱孫飛涉嫌詐騙和洗錢。案情因此變得複雜，需要延期三十天審理。在這一個月裡，他相繼接到周婷丈夫和朋友的電話，他們一個自稱律師，另一個表明自己是催債的，好言相勸孫飛：“各退一步，這邊退一半的錢，你就當花錢買個教訓。”
相比之下，孫飛和吳哲與其被稱作“倒爺”，不如被當做“散戶”，他們的遭遇也並非孤例。據公安部官方數據，截至2月14日，全國共破獲涉疫情詐騙案件3600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373名，涉案金額6691萬。涉及額溫槍詐騙的也被算至其中。
除了像孫飛和吳哲這樣訂單數量上千臺的，還有很多人出於工廠復工需求、捐贈防疫物資等目的，訂購了少量額溫槍，他們是“倒爺”和“散戶”的下家。
方誌遠是安徽銅陵人，2月11日，經朋友介紹，他認識了自稱有額溫槍可發貨的陳某。方誌遠的工廠復工需要額溫槍，再加上老家村裡也有六七個關卡要體溫檢測，他想捐贈點物資，當日凌晨，他從陳某處購買了77臺額溫槍，共計15400元，約定早上安排發貨。
發貨單號沒有如約而至，陳某稱沒現貨，需要再等八九天。方誌遠等不及，要求退回貨款，卻遭拒絕。聊天記錄中，陳某屢次威脅，“你求我幫忙賣給你的，沒人綁著你，要你買、要你轉賬的。”這讓方誌遠很不理解，做生意，“沒有金剛鑽就不要攬瓷器活。”
就在方誌遠轉賬的前一天，北京的王娟也正在幫助兩位朋友採購一批額溫槍。對接上賣方後，對方先是許諾當天可以發現貨，隨後又改口，稱只有工業額溫槍，也可以拿來測體溫，儘快打款才能拿到貨源。——而這種工業額溫槍被普遍認為，未經專業調試時，誤差較大。
因為急需，王娟以322的單價購買了131臺額溫槍，分批轉賬4萬多。只是最終，她收到的快遞單號都是空號，要求退款時也被拒絕。
需求
事情過後，孫飛聯繫了接觸額溫槍生產的朋友，得出結論，“現在只要說手裡有500把（額溫）槍以上的都是騙子，都不要相信。”
眼下的倒買倒賣，基本都是先預收貨款，再通過各種渠道去找貨，“甚至很多都是騙錢的。”額溫計供應商九安醫療董事長劉毅稱。第一個發佈額溫槍現貨信息的人，會通過n次方裂變的方式，聚集海量的資金和需求，而最終因為手上無貨，一直拖延發貨日期。
劉毅認為，一些商家聲稱自己有上萬只現貨，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據他了解，去年全年額溫槍銷售量不足200萬臺，現在全國一個月的公共衛生防疫需求已經達到1000萬臺。“目前市場上所有廠家的產能都在用於政府的公共衛生防疫需求，基本上是零庫存。”
醫用級額溫槍屬於二類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必須有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資質。而如今對企業而言，擴大產能的難點主要來自供應鏈的壓力：額溫槍的生產涉及到100多顆原材料，受到疫情影響，如今供應商缺料，再上游的原材料企業也要面對產能不足的窘狀。
更重要的是，對於生產企業而言，商業需求已暫被擱置，要盡全力優先保障公共衛生防疫需求，特別是湖北疫區的需求。
▲ 疫情當前，許多醫療企業加緊復工生產額溫槍等醫療物資。圖 / 九安醫療官方微博
疫情風口中的額溫槍，身價匆忙間翻了數倍。在貨源不足的情況下，騙子、“倒爺”、和“散戶”，數個上下家構成了看似緊張繁榮的買賣鏈條，只是，每一個入局者都無法僥倖。
劉毅預計，到4月份，隨著額溫計生產商的擴產，產能將進一步得到釋放。如果疫情沒有大的變化，額溫計在國內的供需可能達到平衡。
而趕在疫情結束之前，“額溫槍！現貨！”“5萬臺起訂！”的字眼還繼續出現在賣家的朋友圈中。
（應受訪者要求，孫飛、周婷、吳哲、錢宇、方誌遠、王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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