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縣木塔，從誕生起，就把自己的身世埋藏在歷史迷霧之中，史書僅有幾筆零星而不精確的記載，給世人留下一個個謎團——應縣木塔何時何人所建？為何建在應縣？大國功匠是誰？”
許多研究應縣木塔的專家學者都提出過這些問題，不僅對於研究木塔文化本身的價值至關重要，而且對於應縣歷史文化的定位和旅遊業的發展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作為一個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應縣木塔的家鄉人，我把對應縣木塔始建年代的一些思考和探究陳述出來，供專家學者參考。
一、寶宮寺是後唐明宗建造的親廟
寶宮寺是以木塔建築為主體的一座寺廟，後更名為佛宮寺，俗稱應縣木塔。通過考證，還原其唐末五代時期應州特定的社會歷史，我認為它是應州人唐明宗李嗣源為祭祀四代祖先而建造的一座規模宏大的親廟（即祖廟）。木塔明五暗四共九層，木塔後面的“九間殿”，以及“宮”“寺”二字的並用，皆為皇權帝宇的象徵。“塔內，大佛衣服上、蓮座上、平棋上，五層藻井上，五層頂部橫樑上；塔外，每層簷下斗拱之間的間隙上，就連整個塔每層簷頂的每一個瓦當上都有龍圖案。釋迦塔上，有數以千計數不清的龍圖案，為國內罕見。”（參見《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圖像解析》）。由此可見，寶宮寺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皇家塔寺。
漢、晉以來，諸侯王或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大都另外追尊親廟。據《文獻通考》：“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勖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資治通鑑》《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等史書都有關於後唐朝會明宗“追尊四廟”的記載。立廟於應州，多部正史都有明確記載，這是無可置疑的事情。那麼宗廟究竟在哪裡？據清《大同府志》載：“後唐明宗祖廟，州城東北隅，即今淨土寺基。州續志雲：寺建於金天會年間，歷今數百載，而佛殿榱桷之下，以木板雕鏤龍鳳，嵌置其間，金碧照耀，尚未剝落，其制異於他寺。故老傳系明宗祖廟。”我想當初的情景應該是，暫先在應州舊宅（淨土寺前身）供奉四廟神位，同時著手籌劃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寶宮寺。要知道李嗣源畢竟是一代帝王，他追崇列祖，立廟於應州，就是為了光宗耀祖，輝於故里。我們通過排查篩選古代應州歷史上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就會鎖定寶宮寺這項應州唯一的宏偉工程應為明宗皇帝李嗣源所建。
又據，《舊五代史·明宗第五》載：天成三年（928年），冬十月“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尚書韓彥惲、工部侍郎任贊往應州奉冊四廟。”明宗皇帝委派兩位部級長官千里迢迢從洛陽來應州辦理四廟事宜，其中一位就是主管土木建築工程的工部副長官，必然與建造木塔這項大型土木工程密不可分。另外有一條特別重要的史料信息，明應州志第二卷《營建志·城池》：“往年土雉薄惡，戎且生心，有垂涎‘塔兒城’之說。慶曆間，磚包石甃，加以增浚，屹然稱金湯焉。保障哉！應民之庇也。”這條信息記載了應州在慶曆年間對城牆進行了一次大型加固。慶曆是宋代仁宗皇帝的年號，起於公元1041年，止於公元1048年。可見“塔兒城”的稱呼，是在慶曆之前，充分證明應州木塔並非遼清寧二年（1056年）始建，而是慶曆之前。種種跡象表明，寶宮寺木塔應為後唐時期所建。
二、李嗣源建造寶宮寺的主觀因素和客觀條件
（一）深厚的故鄉情懷
應州（1912年改為應縣），其時還未有州縣設置，史書謂之“代北”或“定襄神武川”，自古為胡漢雜處之地，歷代遊牧人定居於此的不計其數，而以此為根據地並逐鹿中原的是唐朝後期入住的沙陀人，對唐末五代的歷史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由李克用的祖父朱邪執宜率領萬餘騎來自北庭之金滿州的沙陀人入住應州一帶，部落號為“陰山北沙陀”。李國昌、李克用父子在此建築起金鳳城，後改立金城縣，升應州，即現在的應縣縣城。金城是他們視為祖籍的甘肅蘭州的別稱，龍首山也與甘肅龍首山同名。他們把雁門關外這塊“近夏花才發，方秋草半枯”的土地視為自己的再生之地，生存生活的家園。這裡也留下了他們太多的故事和遺蹟，天王祠、金鳳井、“金甲神人”、溢井，啞鶻莊，“獨眼龍”，“鴉兒軍”等等。
後唐明宗李嗣源（867年—933年），出生於應州金城縣，原名邈吉烈，為人沉厚寡言，行事恭謹，13歲便在李國昌（李克用之父）軍中效力，後被李克用收為養子，賜予姓名，以驍勇知名，輔佐李存勖建立後唐，在滅梁之戰中屢立戰功，累升至成德節度使，蕃漢內外馬歩軍總管，兼中書令。同光四年（926年），李嗣源被派鎮壓鄴城兵變，與變兵合流，率軍攻回洛陽，不久即位為帝。
李嗣源即位後針對唐莊宗的弊政做出很多整頓改革，使廣大民眾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因此李嗣源被宋代史官譽為五代之君有“足稱”的好皇帝。最為重要的是，李嗣源4月稱帝，7月份就在應州建置彰國軍，在剛剛登基百事待舉、日理萬機的國事中，他最先惦記的是家鄉應州。天成四年（929年）九月，明宗皇帝又下詔：“應州升為望州，金城、雁門並升為望縣”（《舊五代史》）。彰國軍是應州史上由朝廷直接設置的最高軍政建制，應州成為節度使所治軍州的方鎮。金城縣升格，應州又一次升級。這是應州史上最大的榮譽，最高的規格。
至今我們還能夠看到，清代官修唐五代文章總集《全唐文》收錄了李嗣源的一篇散文《置彰國軍敕》：“漢朝昇沛，魏祖封譙，當化家為國之時，行奉先思孝之道。眷惟應郡，跡乃帝鄉，宜師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國本，以洽人情。其應州宜置彰國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為寰州，隸彰國軍。”從這篇短文中就可以看出李嗣源對應州情有獨鍾，這是李嗣源在應州建造寶宮寺的思想情感基礎。
（二）建造寶宮寺的客觀條件和政治文化背景
人創造歷史的活動一定會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經濟條件和政治背景是最重要的因素。天成元年5月，以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李嗣源“在位年康屢豐，兵革罕用，校為五代，粗為小康”。再者，後唐時期是五代十國統治疆域最廣闊的朝代，東接海濱，西括隴右、川蜀，北帶長城，南越江南，“五代領域，無盛於此者”。可見，建造寶宮寺的經費不是大問題。政治背景上，後唐王朝的第一權臣就是應州人安重誨，李嗣源即帝位後，以擁戴功領樞密使，累加侍中兼中書令，總攬政事。在應州投資建寶宮寺，不僅僅有安重誨的鼎力支持，沙陀代北集團的高層將領也會積極擁護。
文化背景上，古人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他們把宗廟祭祀看作是國家的頭等大事情。這些傳統的封建禮制正是李嗣源建造大型親廟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技術條件上，後唐的都城洛陽，是名符其實的塔鄉。純木結構的永寧寺佛塔，建於公元516年。建於公元688年和公元689年的木結構洛陽明堂、洛陽通天浮屠（天堂），均充分顯示了唐代極盛期建築的高度水平，後唐都城洛陽人有著木構建造的深厚文化技術底蘊。
綜合考察其各個方面情況，後唐明宗李嗣源建造寶宮寺木塔的條件是很充分的。木塔的設計勘測籌備施工大致時間在公元928年到公元938年之間，也就是天成二年12月後唐朝廷“追尊四廟”兩次會議之後，到雲應十六州歸遼的初期。
三、關於寶宮寺木塔相關問題的辨析
（一）寺塔的創始年代
有兩種不同說法（轉引自陳明達《應縣木塔》）：
1.建於晉天福年間（936年—943年），見《圖書集成》、雍正《山西通志》和乾隆《應州續志》，不過也僅一句：“舊志載晉天福間建”。
2.遼清寧二年（1056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至金明昌四年（1193年）增修益完；或說清寧二年特建，至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益完。
陳明達（著名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先生對此有一段關鍵論述：“五代史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晉天福元年（936年）割雲應等十六州入遼。這就可以推斷晉在割地以後，不會再在應州大興土木，按朝代說塔之建築應屬遼而不屬晉”。由於陳明達先生是權威專家，“應以遼道宗清寧二年的記載為可信”就把應縣木塔定為遼清寧二年所建了。
我認為“晉天福間建”是標識時間的，不是說必然由後晉所建，這是兩個概念，陳明達先生把時間和業主搞成一回事了。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木塔在建”這個時間節點正是後唐後晉交替更迭，雲應即將入遼的雙重轉折期，再加上木塔的主體工程是後晉期間完成的，這些都很容易給人們造成“木塔系後晉所建”的錯覺。何況這條信息還是明代成化時期修志人員的追記，應該是州府官根據民間調查採訪上報的，距離建塔已經500多年，紀事未必能夠絕對精確。這一線之差，便是造成木塔千古之謎的原因所在！
（二）田志說的簡析
明代成化《山西通志》記載：寶宮寺，在應州城內西南隅，晉天福遼清寧間建，金明昌元延佑間修。明朝洪武間再修，置僧正司於內，並法王寺入焉。有木塔五層，額書“釋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
嘉靖《山西通志》載：寶宮寺，在應州城內西南隅，晉天福間建，遼清寧間重建。明朝洪武間修，置僧正司，並法王寺入焉。有木塔五層，額書“釋迦塔”，高三十六丈，周圍如之。
萬曆《山西通志》載：寶宮寺，在應州城內西南隅。晉天福間建，遼清寧間重修。明朝洪武間修，置僧正司，並法王寺入焉。木塔五層，額書“釋迦塔”，高三十六丈。
曾任明萬曆時通政使高官的田蕙先生，查閱或者得到《山西通志》不是一件難事，為何在修志中把“晉天福間建”這條重要史料信息刪掉，而變成“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呢？我想，田蕙先生一是斷定後晉當時的情況不具備建設寶宮寺的條件，二是不想讓世人看到“天福”的字樣，提起石敬瑭這個不光彩的人物，玷汙了寶宮寺，玷汙了應州人，於是就善意的“改寫了”。
田蕙《應州志》始修於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刊印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脫稿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的《山西通志》，關於應州寶宮寺的記載，對田志的“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說並未認可採納，而是表述為“晉天福間建，遼清寧間重修”，是對成化《山西通志》“晉天福遼清寧間建”、嘉靖《山西通志》“晉天福間建，遼清寧間重建”的重新認識和理解。
寶宮寺、淨土寺是應州最為寶貴的兩處古蹟。將其最早的記載刪除或隱匿，這是田志最為嚴重的問題。
四、創造應州歷史文明的主體是應州人
應縣有句老話叫：“失物數來人”，那麼添物又何嘗不是。營建木塔是一項複雜且極富科技含量的宏偉工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非國家之力而不可為。回顧檢索應縣自有載籍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人物，首屈一指，非後唐明宗李嗣源莫屬，其他人無論政治地位、經濟條件、技術資源和情感因素都不能與其相比。
在五代史裡面，“應州”這個名字頻頻出現，李嗣源對故鄉情之所鍾是歷代帝王無人能比的，歐陽修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乃置彰國軍。”應州既非人口大邑、通衢要隘，也非後唐戰事發生地，卻在中原大地、長城內外引人矚目，榮耀到登封造極的地步，以至後來因為千年大木塔成為舉世無雙、譽滿天下的旅遊勝地，就是因為出了一個終老不忘“根”的李嗣源。只可惜他心願未了身先去，故國寶塔兩茫茫，千里徽陵，無處話興亡。應州木塔是明宗李嗣源“推恩及物”“奉先思孝”的傑作，是“跡乃帝鄉”的顯著標志。可以說，李嗣源是古代對應州貢獻最大的人，也是應州人最值得引以驕傲和自豪的人。
五、歷史文化是一個地方的根和魂
由於田蕙《應州志》的誤導，寶宮寺的創建時間向後推了128年，導致把古代應州歷史最為豐富、最為精彩、最為輝煌的內容刪除了，把一個個叱吒風雲，曾經左右大唐命運、五代走向的英雄豪傑遮掩到歷史舞臺的幕後，使千年木塔乃至底蘊深厚的塔鄉文化斷然失色。
我認為，以木塔為標誌的古代應州文化的鼎盛時期是唐末五代，而非遼代。我們研究木塔文化最終的目的是“古為今用”，所以千錘敲鑼，終須一錘定音。就像木塔的始建年代研究，如果組織搞一個碳14專項測試，問題可能就會更快得到解決了。
應縣木塔是全世界的一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研究木塔文化，在恢復其歷史本來面貌的前提下，不僅是研究佛教文化、木構技術，應更多關注人文社會歷史，比如沙陀人（早期應縣人）的傳統習俗、傳統信仰，以及由部落發展成民族共同體，在唐末五代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認同進程中具有的典型意義。後人應該讓木塔這位歷史老人因文化而生動，因文化而精彩，以創新的思維引領幅射旅遊產業的規劃與發展，以更具底蘊、更富魅力的姿態面向世界，取得更好的社會文化效益和經濟效益，為人民造福。
劉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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