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魯迅一起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可以說是不亞於魯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

魯迅在逝世後，尤其是解放後，其地位簡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卻由於在抗日戰爭時期附敵當了漢奸而遭世人唾棄，晚年生活也是在“窮、病、鬧”中悲慘度過的。可以說，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劇的人生。產生這一悲劇的根源，當然跟周作人自己軟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關係。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對周作人的人生悲劇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可以這樣講：如果沒有羽太信子，周作人可能不會去依附日本人當漢奸， 沒有羽太信子，更沒有周作人晚年的“窮、病、鬧”。

【羽太信子的奢侈無度和日本身份是周作人當漢奸的原因之一】

假如周作人沒有當漢奸，那麼他一定也會跟他的大哥魯迅一樣功德圓滿，一定會備受世人崇敬。但是這畢竟是假設。真實的歷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當漢奸，抗戰勝利後受到審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解放後，在困苦和屈辱中度過，1955年還被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當漢奸無疑是他悲劇人生的開始。關於周作人為什麼要當漢奸的原因，學術界看法頗多。有人說是周作人自己骨頭軟沒有民族氣節。有人說是他和魯迅失和後，故意為了塑造自己和魯迅相對立的形象，這樣一來，習久成真，魯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終於使自己滑入當漢奸的下場。有人說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說是一念之差，偶爾失足的。還有人說，周作人本來也是準備南下的，但是捨不得多年苦心積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①總之，說正說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對他當漢奸一事的影響。

　　1937年，北平陷落前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宣佈南遷。但是南下的隊伍中始終沒有看見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有識之士，都紛紛寫信給他，或者在報紙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據說，原本他也與諸同事好友計議著南遷。如果真是那樣，也許逃難的顛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後一生的坎坷與羞恥——他可以就此躲過了任偽職當漢奸的機會，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輩子教授。但是，為何周作人最終還是沒有南下呢，最終以至於淪落為漢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歡安寧平和，不想顛簸流離地逃難。受到日本人脅迫時（1939年元旦有特務刺殺周作人，但子彈正好打在腹部的銅鈕釦上才沒有喪命）缺少骨氣，苟且偷生做了漢奸。

　　2、周作人對抗戰勝利缺乏信心。他對當時形勢有錯誤的估計，他曾經對別人談過：我是學海軍的，我很知道海軍的作用，而中日之間海軍的數量是很懸殊。我們這樣一個海軍，去對付日本那樣一個海軍，是對付不了的。所以他認為中國是必敗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學日本的經歷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對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個原因，論述的人很多，這裡我只論述第四點。我列舉以下幾個論據來說明：

　　1、羽太信子是貪圖享樂的人，一直過慣了奢華的生活，自然不肯顛沛流離地加入到難民的隊伍中。況且，佔領北京的是來自她祖國的軍隊。

　　據周建人講：“她（羽太信子）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伕，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小孩等女僕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飯菜退回廚房，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花樣，層出不窮。”②

　　據周海嬰講：八道灣的房屋高敞，是被稱為三進的大四合院。父親（魯迅）讓兄弟住後院，那裡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們可以有個活動的天地；又考慮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習慣，特意將後院的幾間房子改裝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於中間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這屋子背陽光，比較陰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後，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濟合併，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菸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沒想到

　　因此，獨自住著八道灣高敞的三進的大房子，過著養尊處優生活的羽太信子，怎麼肯放棄這樣優越的生活去逃難？況且，佔領北京的是來自她祖國日本的軍隊，她就更沒有必要逃難了。

周作人與妻子羽太信子合影

　【性格軟弱的周作人一味牽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不肯南遷，周作人是奈何不了她的】

　　羽太信子不肯南遷，周作人為什麼不堅持要南遷呢？因為性格軟弱的周作人是個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牽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批評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 ④

　　俞芳在《談周作人》一文中說，太夫人（周作人的母親）認為：“老二待信子很好，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對她有點過分牽就了。這種情況，在紹興時就存在，但不太明顯，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紹興，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讓她幾分，也是應該的。況且她有病。誰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當家人，得寸進尺，似乎什麼事都聽她的，否則，就生氣，發病，吵吵鬧鬧，弄得全家不得安寧。這樣的次數多了，弄得老二有點怕她似的，這是老二性格軟弱的緣故。”⑤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親和鄰居俞芳的談話說：“祖母在與俞芳她們聊天時，談得最多的是二兒子周作人。老人家說，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讓著點可以，但過分遷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當家主婦，得寸進尺，似乎什麼事都得聽她的，否則就生氣、發病，吵吵鬧鬧全家不得安寧。吵鬧起來還要發作暈倒，起初大家不懂這是什麼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說這不要緊的，在日本東京也時有發作，等一會兒就好。可是這樣的次數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從此就處處順著她，種下了信子飛揚跋扈的根源。後來，信子將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灣同住，生活日本化，買東西只去日本鋪子。‘九•一八’事變以後，局勢稍有波動，信子就把八道灣門上的‘周宅’門牌摘下，換上‘羽太寓’的門牌，甚至乾脆掛上日本的國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卻安然自得。”⑥

　　魯迅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 ⑦周作人為了牽就羽太信子，曾經犧牲和兄長魯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聯繫到周作人也可以為了牽就羽太信子而犧牲自己的民族氣節。

　　錢理群先生在《周作人傳》裡有一段敘述也可作為周作人是因為被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遷的證明。“1938年8月，一封熱情的詩信由倫敦寄往北京苦雨齋（此時已改名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適。詩中寫道：‘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這是真正的朋友的勸說，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幾乎是在‘走向深淵’前的最後時刻寄來的，周作人應該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詩一首：‘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臧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裡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託缽募化些米麵-—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為藥顧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書齋作亂世之隱居了。⑧

前排右起信子、周母、芳子

【為了滿足羽太信子永無止境的物質慾望，迫使周作人為了經濟目的放棄民族尊嚴而淪落為遭人唾罵的漢奸】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敵前的一段時間裡的日記中的一些記載：

　　10月6日：“金城銀行通知，昆明9月14日匯300元。還煤店欠帳”。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還前借之150（元），……還米店欠帳”。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資一個月20元，……又還靜子35元，尚欠20也”。

　　不僅在煤店、米店欠帳，連女兒處也負了債，這都說明生活的困窘。日記中同時又有全家設宴之類的記載，顯然經濟緊張的一個原因是不善安排。顯然，單靠周作人閉門譯作的收入，並不足以應付這一家人的耗費。魯迅早就說過，“隱”，也得先有“啖飯之道”，“假如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更何況，“隱”本身也是一種“啖飯之道”呢？（魯迅：《且介亭雜文•隱士》）⑨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壇大師周作人就這樣為了“家小”和“啖飯之道”，以至於淪落為漢奸文人。可悲可嘆。

八道灣八十一號

【羽太信子的奢侈和蠻橫使晚年的周作人在“窮、病、鬧”中悲慘度過】

　　羽太信子的奢侈使晚年的周作人經濟上經常陷入困頓。

　　上文提到羽太信子生活非常奢侈浪費。晚年，她得這個惡習仍然未改，使周作人經常陷入經濟困窘之中。周作人的日記裡有這樣的記載：

　　（1952年）5月27日，賣德國鬧鐘得六萬元，昨售床及大桌廿三萬元。

　　（1952年）6月14日，上午陰，乘公共汽車往訪耀辰兄，借三十萬元，乘電車至前門外，買糖果而歸，夜中雨。

　　在此階段，幾乎每到月中（或月末），周作人都要親自向老友借款告急，每回僅30元左右，等得到一筆稿費後又趕去償還。這位70多歲的老人，冒著寒暑，四處擠車，為生活奔波，情景實在是淒涼。

　　1960年，《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周作人的文章，至使他的文章發表不出去，經濟上頓時陷入困境。他於是四處告急求援。國內的援助仍不能滿足需求，周作人於是頻頻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鮑耀明寫信，後來編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編就是“求援請助”：

　　“匯下港幣400元，至為欣慰。副食品難得，須求黑市，雞蛋90個63元，雞2只34元，肉3斤21元，均人民幣，雖暫得享用，則窮困如昔。”

　　“本月中能否有款寄到否？來信說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施惠之物，為此詢問似乎可笑。”

　　“得書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稅，乞並一總彙下，近有涸轍，不無小補也。”

　　“老實不客氣的和你談，能寄我若干錢，……國內現無文字外快可得，如無港匯，則及早舉債也。”

　　“無日不盼港匯，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

　　“託購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葉難得，內人臥病，請予撤銷。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

　　“承月寄豬油兩次，深屬過分。下月起，食油又將減少，亦或不給，糖亦將減少，得此補充，甚為豐富矣。”

　　“購寄食物，鯨魚沙丁魚都是好的。”

　　……

　　再看此階段周作人日記裡的記載：

　　（1960年）9月29日，收拾印墨備出售。

　　（1960年）10月6日，文物商店來看古錢，售去40餘個及鋼鏡二，共26元。

　　（1960年）10月16日，文物商店二人來看古磚，售去8方，又齊白石畫橫披共45元，以15元予豐一家。

　　（1961年）1月26日，近因營養不足，且過勞，故足面稍浮腫。

　　（1960年）10月9日，向江太太借10元，炎芳20元，美和昨回學校去，始得付予飯費。

　　……

　　從1961年底開始，周作人還把一直密不示人的《日記》也拿出來賣了。他再給魯迅博物館得信中寫道，如果賣不出去，他將“託缽於市矣” 。

　　經濟上如此困頓的局面，並不是由於周作人的收入不高。50年代開頭幾年，周作人連翻譯帶寫文章，稿費收入並不少。根據周作人日記的記載，隨意挑選1951年2月份作一個統計，這個月的稿費收入就達310.275萬元（相當於今天的310.275元）；這樣的物價水平在當時應該是寬裕的。但是，就在當月24日的日記裡仍有“本月收入雖亦不少，而窘迫殊甚”的記錄。同年3月23日的日記裡記載有：“下午豐一往各銀行取款，令還各處借金，連前次共還50萬元。”可見周作人每月收入三百萬元左右，但是卻仍然過著拆東牆補西牆的窘迫生活。由於周作人不斷向中央領導人和文化主管部門“上書”，當時的文化主管部門對他還是很照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把周作人的譯稿全部買下，每月先付200元生活費，其餘部分在書出版後結算。除了這固定收入外，周作人有時還有稿費和其他收入。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次訪問周作人，談話的時間略長一些，恐怕耽誤他譯書的時間，也給以相當報酬。儘管如此，周作人仍然叫窮不迭。那麼他的錢哪裡去了呢？周建人曾撰文，把原因都歸結到羽太信子的奢侈浪費上（材料見上文註釋②）。周作人自己在至曹聚仁的一封信中也曾說過：“政府對於弟是夠優厚的了，六O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員訴說，於是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須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照數付給。……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

　【羽太信子無休止的吵鬧使晚年的周作人陷入極度的煩惱】

　　羽太信子善於和周作人“鬧”。據周作人的好友許壽堂回憶，“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許壽堂《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文也提到，魯老太太，周海嬰、俞芳等均回憶說羽太信子有一種“癔症”，一鬧就發病，弄得周作人無可奈何。從1951年開始，周作人的日記裡就開始出現“甚不愉快”這類的記載，而且“甚不愉快”的頻率相當高。如：

　　（1951年）3月18日：甚不愉快。

　　（1954年）4月30日：下午覺不快不工作。

　　（1954年）6月2日：下午不快，止工作。

　　（1954年）6月25日：晚雨，極不快。

　　這類家庭的內耗，使周作人身心極度疲憊，甚至使他想到了死。

　　（1951年）12月28日：舊十二月朔日，不知今日為可祝耶？為可詛耶？誕生為苦難之源，為自己計，自以少遇見次日為佳耳。先君沒於37歲時，祖父本年68歲，但亦在誕日前半年。今乃過之（周作人當時也68歲——作者注），幸乎？不幸乎？莊子述堯時封人之言曰，壽則多辱。若是（我以為這是很對的）則亦時不幸也。但我現今之目的只在為人於為工作，自己別無關係。故仍能忍辱負重，再多譯幾部書來。那麼，生日還是可祝，即長生亦所希冀者也。雖然一方面死而速朽也，是極好的事。不過其利益只在個人而已。早晨孫兒輩來拜壽，後書此志感，胸次灑然。

　　（1952年）5月2日：譯書得三紙，苦睏倦渴如此，瞭解古人所謂長眠之樂矣。

　　（1954年）1月3日：夜睡不安，因此亦思長眠之樂。

　　此後時斷時續，1956年、1958年都有或長或短的“不快”。1959年以後，就逐漸激化而不可解，到1960年達到了極點，幾乎鬧了整整一年。以這一年7月的日記為例：

　　（1960年）7月1日，擬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發作也。

　　7月9日，晨，極不快，擬譯書遂止，……晚不快，至十時後，猶獨語不已。

　　（1960年）7月10日，上午睏倦不作事，仍大不快。下午諸事已告段落。

　　（1960年）7月11日，擬工作而精神動搖，暫不從事，下午出，不快問題似仍未了也。

　　（1960年）7月12日，終日不快。

　　（1960年）7月13日，今日譯書始得三紙，問題今日得和解。

　　（1960年）7月26日，下午又復不快，無故生氣有似病發，又不得工作矣、前得和解才有12日耳，殆亦業也。突擊譯書勉強又得三紙。……四時後仍如譫如囈，不可理喻。晚復和解。

　　（1960年）7月28日，時雨時霽，仍又不快，又苦貧乏，至明日又不得不向人求貸，亦苦事也。

　　（1960年）7月29日，向江太太借六十元。下午又復不快，幸本月工作已完成，但苦不能耳根清靜，得以自遷，待死耳。

　　（1960年）7月31日，午前入浴，又復不快。宿業殆無已時。回顧一生，受損害汙辱徒為人作犧牲，恐至死才能結束也。

　　這類吵鬧，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發作後羽太信子必至醫院看病，又要支付一筆醫藥費，經濟上更是雪上加霜，不免又要向別人告貸，又反過來影響情緒，成為下一次發作的起因之一，成為惡性循環。日積月累，怨恨越來越深。

　　（1960年）5月25日：幾不可與語，動輒得咎。

　　（1960年）10月9日：殆已近末日矣，臨老打架……

　　（1960年）11月13日：上午大不快，似狂癔發。

　　（1960年）12月10日：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

　　（1960年）12月31日：一年倏已了矣，唯願明年有平靜的一年，得以安靜的工作耳。

　　（1961年）1月5日：因不慎言又引起大不快，此疾恐終不能愈，亦屬命運也。

　　（1961年）1月24日：上午又不快，似每日應時發也。為人寫字兩紙，皆現衰老相不佳，然無奈何也。

　　（1961年）3月28日：上午又復不快，殆古人所謂冤孽也，只可以迷信之說解了，說是前世事亦大可憐矣，日日記此亦復可笑。……壽則多辱，良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據云較生時為佳，此所以當豹皮乎，一笑。

　　（1961年）4月3日：每日如是，如噩夢昏囈，不堪入耳。

　　（1961年）4月12日：真唯祈速死，但未知死法耳。

　　（1961年）11月15日：早是病態，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

　　這樣長期的使對方都疲憊不堪的爭鬧，究竟是為什麼呢？在羽太信子去世半年後，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的日記背面有如下一段說明：

　　餘與信子結婚五十餘年，素無反目事。晚年臥病，心情不佳。以餘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甲戌東遊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日記中所記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過去，特加說明並志感慨雲耳。

　　原來羽太信子晚年和周作人長達十年的爭鬧，是由於羽太信子懷疑周作人甲戌年（1934年）東遊日本時有外遇。羽太信子懷疑的根據就是周氏兄弟皆多妻（魯迅於朱安夫人之外有許廣平，周建人於芳子之外有王蘊如），既然你周家的老大和老三都多妻，於是就咬定老二也一定有外遇。這實在是莫須有的罪名。

　　對戀愛和婚姻的問題，周作人在理論上是主張“愛情結合，結了協同關係；愛情分裂，只須離散”，（周作人《貞操論》）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魯迅和周建人的確是這樣做的。應該來說，羽太信子如此飛揚跋扈，周作人在日記裡也流露出對她的強烈怨恨，但是周作人沒有像他的兄弟那樣做。因為周作人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女子不能獨立於社會，即使因為無感情，男方提出離異也是不對的。所以，無論羽太信子如何蠻橫，無論他們夫妻如何吵鬧，周作人始終沒有離棄羽太信子。晚年的周作人，就是在這樣的無理取鬧中疲憊不堪，痛苦萬分。這其中的痛苦誰能體會？晚年的周作人唯一的欣慰和樂趣就只有寫作了。

　　註釋：

　　①、以上觀點，均出自在互聯網上對周作人當漢奸原因的搜索。

　　②④、周建人：《魯迅與周作人》，《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

　　③⑥、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

　　⑤、俞芳：《談周作人》，《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6期。

　　⑦、許廣平：《魯迅回憶錄》，1961年版。

　　⑧、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⑨、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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