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护士正在调整自己的护目镜
本文为英文的中译文，译者为小萨老师。原文链接见评论区。
武汉，2020 年 2 月，夜。张笑春把车停到路边。
她快崩溃了。
她是一位医生，已经连续多天在抗疫最一线工作。她的双亲都染上了新冠肺炎，她的很多同事也是。确诊和死亡人数一直在攀升（指 2 月中旬的情况）。
忙于救治病人的张笑春一直没顾上自己的女儿。她 9 岁的孩子独自在家担惊受怕。
张笑春刚刚给女儿打了电话，但电话那头无应答。
张医生的眼睛噙满泪水，但无力哭泣。
“我的眼泪流不出来。”
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采访中，张医生如是说。
在全球许多国家，医护工作者们都在接近极限。
缺物资，缺睡眠，她/他们在对抗一种没人完全了解的病毒。更加重压力的是，他们在诊断病例和照顾病患时，自己也在冒着生命危险。而他们配偶，孩子，近亲的健康，也在遭受威胁。
伴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开始更多地在中国以外，而不是中国内部，快速蔓延，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成了其他国家需要越来越多面对的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超过 3,000 位医护工作者被感染， 至少 22 名已离世。至于有多少医护工作者的亲属病了，这个数据尚不明确。
中国的医生护士轮一次班，普遍都是 10 小时以上。他们中的许多都在轮班期间一直穿着防化服，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脱掉防化服去吃饭或去厕所，会增加感染风险。医护工作者们正在寻求心理咨询来对抗工作压力。
2 月 6 日，武汉，正在照顾病人的医护工作者。
全球的传染病专业医护工作者都接受过“高传染性疾病处理”的训练。他们都知道这种工作环境的风险。
有些医院找不到足够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医生护士。
在韩国，疫情中，一些护士和护工在家人的恳求下从医院离职。面对医疗物资短缺的伊朗，又目睹自己的卫生部副部长（是位外科医生）患上新冠肺炎。
中国的医护工作者们表示，现在的状况已经比疫情爆发初期改善很多。约有 4.2 万医护工作者驰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其他城市，这其中包括约 4000 位军医。
武汉有 5.3 万床位，分布在各大医院和临时搭建起来的隔离设施里。根据官方在 2 月 20 日的简报，中国计划再为疫区增加 1.7 万个床位。
伴随着传染率的下降，发热门诊前的长队和病房内的病人数量在减少。不过，湖北每天还是有 100 个左右的新增确诊病例。据中国媒体现场报道，在一个由展览厅临时改建的医院里，只有一台 CT 扫描仪。
2 月 20 日，太原武宿机场，一名援鄂医疗队的队员正在亲吻和辞别自己的儿子
刘帆，一位 59 岁的武汉武昌医院护士，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虽然她并不在发热门诊工作。这家抗疫最一线的医院在微博上公布了这条噩耗。
几天前，刘帆的父母刚刚被病毒带走了生命。在刘帆离世那天，她的哥哥，一位电影导演，也离开了人世。
刘智明医生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刘智明，武昌医院 51 岁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曾告诫同事过度工作的风险。他担心大家的免疫系统会衰弱。
在 1 月 24 日，胸腔扫描显示刘智明的体内有严重感染。他后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躺在加护病房里，刘医生依旧坚持打电话询问病人的病情。与此同时，他的同事则越来越担忧（他的病情）。
“我很担心我什么也做不了了。”
“如果我得的是其他病，我一定会继续与你们共同对抗疫情。”
一篇媒体报道里引用了刘医生给同事发的这两条信息。
蔡利萍，刘医生的妻子，是另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恳求刘医生让她去探病。但刘医生连续几次都拒绝了。于是蔡利萍只好让丈夫每天下午两点给她打电话报平安。
她叮嘱丈夫要坚持吸氧，不要忧心。
2 月 18 日，刘智明医生走了。
一位同事抽泣着说：“我们真的很想送送他，但手头的病人太多了。”
最重的担子有很多都开始落到了年轻医生和护士的肩上。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强大，因此他们被看成是更适合在这些高风险环境中工作。
一位叫彭银华的医生走了，年仅 29 岁。他生前在呼吸重症科工作。为了抗疫，他推迟了婚礼。他的妻子怀有身孕。
忧心 9 岁女儿和染病父母的张笑春医生比大部分医生，都更有抗疫经验。
作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有 3300 张床位）的放射科医生，她参与了 2003 年的非典抗疫和 2008 年的四川地震救灾。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张医生正享受新年假期的第一天，她打算和女儿及爸妈一起回他们的内蒙古老家。那天早上，她的上级来电，要求她返院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中南医院收治的两个病人染上了一种肺病，有点像 SARS 。院里的同事在传，有一种迷一样的病席卷了城里的一个海鲜市场。
会上，院领导发布了新版指南，指导大家在工作区消毒，开窗通风，在特定区域穿戴护目镜和其他保护措施。
张医生的两位同事把两位病人的 X 光片拿给她看，寻求张医生的判断。张医生对 X 光片上的影像感到担忧。她告诫同事，如果病毒已能从动物传给人，那能人传人的概率就很高。
她还对院领导表达了自己对又一次传染病的担忧，但有些人认为她过度担心。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张医生开始用薄纱自制口罩给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她在 SARS 期间学过如何自制口罩。面对疫情，她的家庭取消了旅程。
2 月 18 日，工作中的张笑春医生。
几天后，该院一位影像科的医技人员发现自己被感染了。
病人不断涌入医院。几十位中南医院和武汉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
大多数时候，张医生都在检查胸腔 X 光片，这项工作风险较小。有些时候，张医生也会穿起防化服，上最一线照顾病人。
因为担心自己会把病毒带回下，也因为工作强度实在太大，张医生开始在医院的一条沙发上过夜。她很少有时间吃饭和洗澡。
她以为父母可以照顾好她女儿。她丈夫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工作，由于武汉封城，无法回家照顾女儿。
那时，张医生 69 岁的母亲说自己身体不适。张医生说服母亲去做新冠病毒检测。在医院外，张医生很久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母亲，她确保母亲做好了防护措施再进医院。
张医生父母的核酸检测都呈阴性，但这项检测的精确度并不是最高，常会报假阴性。
她父母的 CT 扫描结果是阳性。
“当我看到他们的胸片，我的心沉了下去。” 张医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她的父亲起初还不太愿意去做检测，但最终检测结果显示，他的感染程度比他老伴的还要严重，虽然他当时并无明显症状。
全家人一直最担心的都是张医生的女儿——家里最小的成员。
张医生不敢为自己的女儿做检测，直到这位小朋友自告奋勇。
“测我吧，没事的。” 小朋友说。
小朋友的肺部检测结果正常。
2 月 9 日，武汉一家社区医院，一位夜班待命的医务工作者
不过，张医生还是面临着危机。他的丈夫离家在外，父母双双染病，她自己需要值守在岗位。她女儿的学校停课，没有人可以照顾这个孩子。
张医生把女儿安置在了家中客厅，教她如何照顾自己，如何避免接触染病的外公外婆——二老则在另外的房间分别自我隔离。
这个 9 岁的孩子学会了如何加热罐装的粥，然后把粥分别放在外公和外婆的房门口。
张医生父母的情况不断恶化。她艰难地帮父母寻找床位。但床位很紧张，核酸检测呈阴性的病人很难获得床位。
张医生求助同事，拿到了一些药，包括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有研究人员正在测试这种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这些药给张医生的父母带去了副作用，比如恶心想呕吐。
后来，10 张为中南医院工作人员家属设置的床位开放了——床位在一座空荡的待拆迁建筑物里。张医生赶忙去为床位排号，她的同事也去帮她留住床位。
这栋临时被改建的建筑，在之前设计时并不作为医疗用途。但能让父母有两个床位，张医生已经松了一口气。虽然已经没有床位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聚在临时床位区入口处，渴望得到一个床位。
有些人紧按着腹部，有些人抱着自己的头，还有些人咳个不停。这个画面让张医生心碎。离开混乱的局面，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她把车停在路边，给女儿打电话。她的心中充满了愧疚和绝望。
过了一会，张医生才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我不能振作起来，我的家庭就要遭灾了。” 她告诉自己。
2 月 8 日，武汉，正在查床的医护工作者
到家后，张医生推开门，却看到室内漆黑一片。
恐慌中，她喊女儿的名字。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她女儿从睡梦中被吵醒。她一直都很饿，除了躺着或睡觉，没有精力做其他事。
女儿吃着妈妈带回来的饭，祈求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她问妈妈，为什么总是要待在医院。
“一个人在家，我很害怕。” 张医生的女儿对她说。
张医生很难过，但尽力哄她女儿。“你需要（学着）成长。如果你不成长，妈妈会更担心。” 张医生对女儿说。
最终，女儿对张医生说：“妈妈很坚强，我也会坚强。” 虽然，女儿还是说自己会害怕。
张医生整晚都搂着女儿，陪女儿在床上看卡通片。
女儿的话让张医生明白，自己需要想办法让她丈夫回来帮忙。两人申请了返汉特殊许可。两天后，许可申请通过了。她丈夫开了 14 小时的车回到了武汉。
2 月 3 日，张医生在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使用 X 光来检测新冠肺炎，而不是依赖核酸检测。她还发出警示：1）家庭成员有可能互相传染，2）要用旅馆和学校宿舍来隔离疑似病例。
一天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新冠肺炎诊断中加入了胸片检测。几天后，1.3 万疑似病例因为这个调整，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这个改变意味着更多的病人能获得更好的治疗——得到床位，进入隔离病区。
朋友们给张医生发来了这些好消息。
张医生担心 CT 扫描仪不够用。她打电话找到了能生产便携 CT 扫描仪的厂商。她与同事们一起，为医院采购充足的设备，招募足够多的医技人员。
3 月 1 日，武汉，一座体育馆被改成了临时医院
对于张医生来说，疫情爆发期感觉还没结束。她的医院管理着 3 个新冠肺炎院区，有 5400 张床位。
在主院区，中南医院院方又增加了 2000 个床位。张医生和同事们的办公室被改造成了病房。医护人员们搬去了附近的旅馆工作，并在那里吃住。
张医生的判断是，要治愈院里所有病患，他们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此时放松警惕，疫情就会卷土重来。
一天晚上，张医生带着十几个给同事的餐盒回到旅馆。她觉得自己的背断成了两半。她开始一直咳嗽。
在大堂，旅馆的安保人员给张医生测温，并让她填写进入旅馆的时间。张医生已经彻底没有了时间概念。
“我很好。” 在安保人员为张医生的前额测温时，她这样说。
测温结果一切正常。
“如果我们倒下了，病人们怎么办？” 她说。
语毕，张医生渐渐走远。
本文翻译自华尔街日报 (WSJ) 今天凌晨的一篇报道。
这是该报少见地正面报道中国的一篇文章。WSJ 刊发这篇报道的动机，我作为译者无法评论，也没必要评论。我翻译这篇文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中国医生护士的故事打动了我。
感谢大家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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