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9日，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在纽伦堡正义宫召开，苏联法官尼基钦科主持了第一次会议。检察机关向24名主要战犯和7个组织提请了起诉书，其中既包括纳粹领导层、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冲锋队的主要人员，也包括帝国内阁、帝国保安部，以及“总参谋部和最高司令部”等组织的高级军官。
纽伦堡大审判现场
起诉书控告的罪行主要有4类：参与危害和平的犯罪行动的共同计划或阴谋；策划、挑起以及进行侵略战争和其他危害和平的犯罪行动；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最终22人被判有罪，其余2人或被起诉但未被定罪，或未被起诉。
除此之外，法庭还对24名战犯进行了罗尔沙赫氏试验、主题理解测试以及经过改编后适合德国人的韦克斯勒-贝尔维尤智力测验。测试结果显示，所有被告人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智力水平，其中有几名纳粹分子表现尤其“惊艳”。
纽伦堡审判上的纳粹战犯
卡尔·多尼茨：智商138。多尼茨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任海军司令，也是希特勒选中的接班人。但是在希特勒自杀身亡后，多尼茨作为纳粹代表与盟国进行了谈判，并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纽伦堡大审判”中，他因执行了违反1936年“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的行为而被判有罪。1956年10月1日多尼茨获释，1980年12月24日去世。
纽伦堡审判时，卡尔·多尼茨曾这样说，“是政客们让纳粹掌权并开始了战争。他们是带来这些令人作呕的罪行的人，结果现在我们必须和他们一起坐在这里，坐在被告席上分担罪行！”
卡尔·多尼茨
赫尔曼·戈林：智商138。戈林于1935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纳粹空军的指挥官；在1934年4月将盖世太保移交给党卫军之前，他是盖世太保最初的创建者和4年计划的负责人。此外，他原本还是希特勒指定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但却在1945年4月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这位在纽伦堡受审的最高级别纳粹党官员，在被处决前一天晚上选择了自杀。
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这样说，“我之所以入党，正是因为它是革命性的。”
赫尔曼·戈林
弗朗茨·冯·帕彭：智商134。冯·帕彭是1932年的德国总理，并于1933年至1934年期间担任希特勒下的副总理。虽然在纽伦堡被判无罪释放，但1947年，德国去纳粹化法庭重新将冯·帕彭归类为战争罪犯，并判处其八年苦役徒刑。经过上诉，他在服役两年后被宣告无罪释放。弗朗茨·冯·帕彭于1969年5月2日在西德的奥博萨斯巴赫去世，享年89岁。
弗朗茨·冯·帕彭在纽伦堡审判中这样说，“我认为希特勒最初是想建立一个最好的德国，但是在希姆莱、戈林、里宾特洛甫等人的阿谀奉承下，他变成了一股丧失理智的邪恶力量……我曾经许多次试图说服他，他的反犹太政策是错的。他起初似乎在听，但后来我的话对他没有了任何影响。”
弗朗茨·冯·帕彭
亚尔马·沙赫特：智商143。沙赫特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他于1923年至1933年期间和1933年1938年期间担任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于1934年至1937年期间担任经济部部长。纽伦堡审判中，他承认自己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却被无罪释放。许多人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德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
亚尔马·沙赫特在纽伦堡审判中这样说，“我对法官充满信心，我不害怕审判结果。我只想要建立德国的工业体系，他们唯一能指控我的是打破了凡尔赛条约这件事。”
亚尔马·沙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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