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英國對中國的茶葉蓄謀已久，1942年、1848年，英國“茶葉大盜”福鈞兩次到中國，他化裝成中國人進入中國產茶區福建、江西、浙江、廣東等地盜取中國茶葉秘密，先後寫出了《中國、印度茶產區遊記》、《漫遊華北三年》等書，將中國的茶葉生產加工技術帶回了英國。
而鮮為人知的是，類似的一幕也在康藏茶馬古道的雅安一帶上演，一個留辮子穿馬褂的英國人出現在這裡。
“功德碑”重見天日
大相嶺、二郎山不僅是青衣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嶺，還是漢文化和藏文化的分界線。在這裡，有兩條蜿蜒而上的公路直插雲霄，隱沒在了雲霧深處。
公路的前身，是一條遙遠古老的康藏“茶葉大道”（分“大路”和“小路”兩條線）。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這裡修建了康藏公路（國道318線）、川雲公路（國道108線），曾經的喧囂還給了寂靜的大山，隨著康藏茶馬古道湮滅在荒野中，一段繁華的時光也就消失在了歷史的深處。
在大相嶺山腳處的滎經縣安靖鄉安樂村，以前是滎經縣、清溪縣（今日漢源縣）的交界處，這裡曾有一個縣界碑和石牌坊。
滎經縣政協主席張順昌的老家就在安靖鄉靖口村，離縣界碑不遠，他清楚記得，石牌坊很高大，小時候還爬在上面玩耍過。
後來，不知在風雨中飄搖了多少年的石牌坊倒了，那時正是文革後期。隨著石牌坊的倒塌，見證了康藏“茶馬古道”榮光的印記也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外，只剩下一堆大小不一的石料。
再後來，這堆石料也不見了，被運到了離這裡不遠的相嶺河邊，用於修堡坎、建碾槽，當地群眾在這裡打米、磨面，算是“變廢為寶”。還有一些石料就散落在了公路兩旁，有的還被敲碎成了路基石。
半個世紀過去了，隨著康藏茶馬古道熱的不斷升溫，姜家大院、“重修大嶺橋路碑記”等康藏茶馬古道上的文物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隱沒在張順昌腦海深處的“縣界碑”又重新浮現出來。
“如果讓縣界碑重新站立起來，那該多好啊！”石牌坊的倒塌消失，始終是張順昌的“心病”，他想把石牌坊的殘牆斷壁找回來，再把石牌坊恢復起來。
歷史被時間一次又一次掩埋，又一次次在塵土飛揚中重出江湖，歷史的碎片再一次次地拼接起來，綻放出幽深的光芒。
2013年4月20日，又一次大自然的災難降臨雅安，“5·12”汶川特大地震的舊痛未消，又添“4·20”蘆山強烈地震新傷口，雅安人民又一次開始悲壯的災後恢復重建工作。
從花灘鎮通往大相嶺的“花凰公路”納入到了災後重建項目中，公路建設甫一動工，作為聯繫災後重建的縣領導，張順昌正好負責安靖鄉的災後重建工程。於是，他除了跟鄉政府的相關負責人打招呼外，還跑到工地叮囑當地民工，“如果挖出有文字的石碑，千萬不要打碎，要找專家看一下再處理。”
張順昌的這一招呼，顯然沒有白打。
“張主席，你過來看一下，我們挖到了一塊文字碑。”2014年底，安樂村主任羅華清的電話打到了張順昌的手機上。
羅華清的家就在“縣界碑”旁邊。生於1962年的羅華清，對“縣界碑”還有較深的印象。
“那是四柱三開間的大石牌坊。牌坊高有五六米，中間是通道，高有三米左右，人騎在馬上過牌坊，都不會碰到頭，兩側是文字碑，密密麻麻寫滿了字。”說起“縣界碑”，羅華清也很有感情。
新中國成立後，從前的縣界成了鄉界，後來，撤鄉並鎮，鄉界又成了村界，但“縣界碑”這個地名依然沒有變。
張順昌接到電話後，二話沒說就跑了過去。他仔細一看，果然是一塊石碑。他又喜又驚，喜的是這塊石碑終於重見天日，驚的是這塊石碑，只有半截，上面寫著“恭頌邑侯紫芳恆 、文叔鍾、大老爺……”等字樣。
張順昌考證，此碑就安放在縣界石牌坊上，而碑文上的邑侯紫芳恆、文叔鍾正是滎經、清溪的“縣大老爺”。經文物專家考證，這是一塊“功德碑”，是老百姓為了感謝滎經、清溪縣令所立的“功德碑”。
《一個留辮子穿馬褂的商業先驅的旅行記》
石碑記錄了一段繁華的時光
老百姓為了感謝滎經、清溪縣令所立的“功德碑“。
“商業先驅”的秘密考察
就在張順昌考證“功德碑”時，與雅安山水相連的樂山市區，有一個人正在伏案寫作，他叫向玉成，樂山師範學院教授（後調入四川旅遊學院）。他向中國社科院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近代外國人在康區遊歷考察研究》，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他的研究課題送審稿終於完成了。
捧著厚達400多頁、32萬多字的研究成果，向玉成長舒了一口氣。
近代（1845——1951）有多少外國人在康區遊歷考察活動？他們考察的是什麼內容？在歷史上產生了什麼影響？
曾在甘孜工作過的向玉成發現了這一研究課題的“富礦”，於是他一頭扎進了故紙堆，在浩瀚無邊的史料中尋找線索，哪怕是“隻言片語”，他也毫不放過。
向玉成研究的“康區”，包括了今四川的甘孜、阿壩、涼山、雅安，也包括雲南的麗江、迪慶，西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樹。在向玉成的研究成果中，有這樣一組不同尋常的數字：近代入康遊歷考察的外國人來自世界24個國家，人數多達600多人；外國人進入康區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傳教，二是政治經濟貿易的考察，三是科學考察。
外國人是從哪裡進入康區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外國人入康路線主要是青康、川康和滇康兩路，其中經雅州（今雅安）入康的，佔了一多半，而大相嶺正是外國人進入康區的必經之地。
進入康區的外國人首先關注的就是作為藏區最大宗貿易商品的康藏茶葉貿易。
“我們超過了一隊將近200人從雅州運茶到打箭爐的隊伍。在路上我已經發現過有運輸茶葉的背夫數百人……政府官員許諾他們的日工資由平日的一百文漲到二百文。在陡峭山峰下、在大渡河岸邊的羊腸小道上，長長的運輸隊伍的倒影看上去猶如一道風景線。每個男子平均揹負八包茶葉，即72公斤，但其中有揹負十二包的，大約109公斤。與茶葉背夫隊伍的相遇，有助於我們英國人在印度與中國做茶葉生意時對中國運輸實情情形的瞭解……”
這段文字描寫的是在雅安到康定路上看到的情況，是一個叫古柏的英國人寫的。古柏是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他的商業考察具有官方背景，他是近代第一個基本穿越康區的英國人。雖然未能按原計劃穿越西藏到印度，但其考察為英國對中國西南邊疆的覬覦提供了大量情報。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了一個龐大“茶葉市場”。
茶從雅安來，茶又到了哪裡？
古柏也給了答案：在金沙江渡口，他看到：“多達500頭騾子馱著高如房屋的捆捆磚茶運往藏區，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擺渡的皮筏和待運的捆捆磚茶無以計數，茶販和牲口熙熙攘攘。望不到盡頭的犛牛和騾子滿載運往衛藏和其它偏遠藏地的磚茶，擁堵著街道，城郊巨量的磚茶四處堆放，表明藏區對這一商品的巨大需求。”
1868年4月，古柏以一個“商業開拓者”的身份來到了雅安，他考察的目的就是印茶入藏的問題。
從當年4月至9月，他的身影一直在雅安——康定——巴塘——雲南德欽一帶出沒。他對雅安漢人供貨、經打箭爐運往拉薩的磚茶的川藏邊茶貿易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分析。
在雅安，他想方設法探聽邊茶的生產製作工藝，他原打算混進加工場地觀察，但沒有成功，他就向客棧老闆打聽。客棧老闆是一個製茶行家，詳細給他介紹了邊茶的生產過程。
在打箭爐，他對打箭爐及川茶入藏有了極深的瞭解，他知道打箭爐有48家鍋莊(茶葉交易行棧)，四川商人在雅安、名山、滎經、天全、邛州等產茶區收購茶葉後運到打箭爐鍋莊等候買主，來自西藏、青海、雲南、陝西及本地茶商則雲集於此採購完稅運出。古柏除了自己的考察外，又得到法國駐打箭爐教區主教肖沃)的協助，對川茶運銷情形及利潤有更深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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