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東晉，王珣書，行書，紙本，全帖總計47字，長25.1cm，寬17.2cm，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釋文：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導讀
在 《晉書》中有一則這樣的故事：一個叫王珣的人在夢中遇到一個神人，給了他一支很大的筆，那支筆的筆桿就有屋椽那麼粗。醒來後，他自己感覺很驚奇，於是將這個夢講給家人並說：“這個夢是預兆我一定要成為大作家。”果然不久，當時的皇上孝武帝死了，哀冊之類的文件，全部由王珣負責起草。
其實王珣自己和《晉書》都沒有將這個夢解釋的對，時隔近1700年後，王珣的這個夢才真正的被解開謎底，原來神人夢中給王珣的這杆如椽大筆不是用來寫文章的，而是用來寫書法的！
2019年的9月17號，在國家博物館“迴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迴歸成果展”中的一件展品前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這件展品的名稱《伯遠帖》。這是一件晉朝的書法作品，距今1600——1700年前，這件作品是目前幾乎公認的唯一一件有明確書家落款的晉朝真跡書法作品，寫這件作品的人不是外人，正是《晉書》中那位夢到神人授其如椽大筆的王珣。
國家博物館“迴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迴歸成果展”觀者如雲。
當然，這也不是王珣《伯遠帖》的第一次展出，至少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就有兩次：
第一次：2002年底，上海博物館為慶祝建館五十週年而舉辦 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中有《伯遠帖》展出。
第二次：2015年8月，北京故宮博物館 “《石渠寶笈》特展”中有《伯遠帖》展出。
為什麼《伯遠帖》每一次展出都會引起轟動？
《伯遠帖》的每一次亮相展出，毫無例外的都引起書壇乃至整個社會的關注，不僅此次在國博的展覽觀眾排長隊以為一睹真容，實際上前兩次的情況也差不多，這皆是因為貼在《伯遠帖》上有太多值得關注的標籤了！
唯一存世的晉朝有書家落款的書法真跡。
●明董其昌跋：“晉人真跡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宮大令已罕，謂一紙可當右軍五帖，況王珣書。視大令不尤難覯也！既幸予得見王珣又幸珣書不盡湮沒得見吾也。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
●明代王肯堂跋文：“右晉尚書令諡獻穆王元琳書。紙墨髮光，筆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為晉人手澤。“
●清代書法家安岐：“有自然沉著之氣，非唐模雙鉤者。”
……
當然最有說服力的還是當代書畫鑑定大家啟功先生在《啟功叢稿》中寫到的：
王帖惟餘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
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
這四句詩寫的很明白，老爺子對《伯遠帖》是上過手的，而且是將帖子靠近窗戶，對著太陽光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雙鉤，是不是榻摹，在陽光底下，一切都得現了原形！最後啟老爺子給了一個字——真！
乾隆皇帝最為珍愛的“三希堂”中的“唯一真希”。
《伯遠帖》最早在北宋時曾入宣和內府，明代時為著名書畫家董其昌所收藏，明朝末年歸藏新安吳新宇處，其後又歸吳廷收藏，清代則經安岐等人收藏，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遠帖》最終收藏進清內府，乾隆皇帝珍愛異常！將此帖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的 《中秋帖》一併收藏藏於養心殿西暖閣，並御筆題寫“三希堂”之匾額以寓稀世之寶意。
但是“三希堂”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時晴》為唐代摹本，王獻之的《中秋貼》為宋人米芾的臨摹本，真正可以確定為真跡的只有王珣的《伯遠帖》，所以說《伯遠帖》是“三希堂”中的“唯一真希”。
王珣原來是書聖王羲之的侄子，王獻之的堂兄弟。
書寫《伯遠帖》的王珣是何許人？
王珣（349年－400年6月24日），字元琳 ，小字法護 ，其祖父為東晉開朝的丞相王導，大書法家。衣冠南渡時，將鍾繇的《宣示表》縫入袖中，誓言“貼在人在，貼亡人亡”，《閣帖》中有其作品；其父為中領軍王洽，大書法家。與書聖王羲之為從兄弟，“嘗與羲之變章草為今草，”王羲之曾有評價其書法雲：“弟書遂不減吾。”他還有一位弟弟名叫王珉，其書法在當時更為世人所稱道，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與王獻之並稱為大令與小令，”王僧虔《論書》更稱王珉“筆力過於子敬”。其作品在《閣帖》上有數帖，可惜的沒有真跡流傳下來，否則估計就輪不到王珣這般風光了！
按輩分，王珣叫書聖王羲之為叔叔，與王獻之是兄弟相稱！由此可見，王珣是純正的東晉王氏家族中人，書法能寫這麼好，絕對是有基因的，所謂與生俱來！
《寒切帖》王珉
《閣帖》中見王珉書法
國家撥專款，重金購回故宮收藏。
辛亥革命後，清朝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攜大量的故宮文物出逃，“三希堂中”中的二希《伯遠》、《中秋》也在其內。1937年，二希為袁世凱的差官郭葆昌所得。此事為大藏家張伯駒先生所知，願以高價收購此二希，郭氏要求搭賣李白《上陽臺帖》、唐寅《孟蜀宮妓圖》軸等，議價20萬元，先付6萬，餘款以一年為期結清。
不料當年夏天，盧溝橋事變，金融凍結，餘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還。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葆昌已死，郭氏之子郭昭俊將此二希原件存中南銀行，郭子待價而沽。這一轉就到北京解放前夕，郭昭俊慌忙自中南銀行將二希取出，攜至臺北，後又轉居香港，將二希押於英國某銀行，眼看二希要流落海外。此事為國內所知，總理親自過問此事。最終以重金將這兩件無價的希世國寶重新收回故宮博物院中。
“被”稱為天下第四行書。
在百度上搜索“天下第四行書”，跳出的條目一定是《伯遠帖》，實際這是現代人的排序觀念所杜撰出來的，在古代是沒有這樣的排位的，在古代其實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天下三大行書的說法，就是《蘭亭序》作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說法也完全是近當代人的附會之說，《蘭亭序》“天下第一”的最早文本是來自米芾為其自己收藏的褚遂良摹本《蘭亭序》所寫的題跋中有一句“天下法書第一”，後世大抵是根據這句話才衍生出第二、第三等，更到了現在，竟然有了天下十大行書的目錄了。
當然《伯遠帖》作為唯一被大多數專家確定為東晉名家的書法真跡，毫無疑問是完全可以同《蘭亭序》《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貼》等傳世行書作品媲美的了！
藉助現代高清相機近距離拍攝，又有學者對《伯遠帖》的真偽提出疑問！？
據說在“迴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流失文物迴歸成果展”開展的前兩天《伯遠帖》還是可以開放拍照的，兩天後，便單獨給《伯遠帖》拉上了警戒線，排隊參觀，並且規定每人限定三分鐘，不準拍照。也就是在這僅有 的開放兩天中，有很多人通過現代的高清相機拍攝了很多的《伯遠帖》的高清局部，而正是根據這些從現場拍攝回來的高清局部照片，中央美院教授，書法史學者劉濤先生認為，《伯遠帖》可能不是真跡。他舉了帖中的幾個例子。
·如“遠”字的橫捺顯得軟弱無力。
·“期”字右邊的“月”，第二筆明顯有錯位接補的痕跡。且此處紙張並沒有接補痕跡。
·這一行的“如”字，橫劃作一點被甩在外面，顯得不太正常。
劉濤先生進而猜測，這件大概也是唐人摹本。可能原件本身就有殘缺，所以摹寫的人在工作時也有遲疑，才會出現上述反常的情況。
當然劉濤先生不是第一個對《伯遠帖》提出質疑的人，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實際到現在為止真正質疑者也還是屈指可數，且也都是說是唐摹本，最早提出質疑者是明末清初時期《書畫記》作者吳其貞，但經過當代一些書法學者考證，吳氏所記是偽本《伯遠帖》，確係廓填，跟我們今天所談論的《伯遠帖》不是一件東西，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個提出質疑的是堪稱權威的日本編輯出版的《書道全集》，但是《書道》所提出的意見非常的簡單而武斷，其所言“存世二王墨跡概系鉤摹而全無真跡”因而遽斷《伯遠》為榻摹。這樣的質疑沒有任何的學術意義與價值，所以也就不存在辯論的和研討的意義與價值。我或以痴人之心來度日人之腹，日本人或是因為自己沒有一件晉人真跡便也不願承認在中國有一件晉人真跡了！
《伯遠帖》最早見於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所著的《書史》，其中記錄了《晉賢十四帖》卷中各帖的書寫者：
“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鑑；次陸珫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1999年當代書學研究者穆棣先生髮表《王珣〈伯遠帖〉考》，他發現在《伯遠帖》的末行“嶠”字的左邊的空白處，依稀可見淺淡的半印痕跡，經細心辨認，確認是“殷浩”印之半。據此，他依據米芾的著錄，他認為《伯遠帖》就是《晉賢十四帖》卷中的王珣帖。
穆棣先生的考證和其結論是有圖有真相，是學術的，也是目前為大家所公認和接受的觀點，這就好比溫庭筠的詞句：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後記
此際，我把自日本東京神田舊書市場淘回的《故宮的至寶》打開，翻至《伯遠帖》一頁，攤放到臨窗的書案上，冬日的暖陽照耀其上，光輝燦爛！便悠遠陶然的想著，當年的乾隆帝在他的養心殿西暖閣內，冬日裡，也該是這般對著暖陽來展撫《伯遠帖》的吧！平人與皇帝之於藝術之樂亦是可以如此同享了！
其實我之於《伯遠帖》真可謂是葉公好龍！2002年在上海展，我沒去，說是嫌遠。15年又今年，都在北京展，我還是沒去，我嫌人多眼雜……
董其昌見到《伯遠帖》後說過這樣一句話“既幸予得見王珣，又幸珣書不盡湮沒，得見吾也。”
我之於《伯遠帖》，見於不見，無關幸與不幸！
《伯遠帖》之於我，見與不見，則是如了《心經》中所言：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附圖：《伯遠帖》局部圖，圖片來源網絡，特別鳴謝“藝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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