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三急：“內急”、“性急”與“心急”。我們最為熟知的應該是第一急。在人生五要“吃喝拉撒睡”中，“內急”就獨佔這其中的兩件大事。然而直呼“拉撒”，向來為大方之家所不齒，國人對於下體的正常排洩總是羞於啟齒，因此也就有了文人們苦思冥想的“出恭”、“解手”、“如廁”等雅詞。演變至今，就鬧出了讓老外們很不方便的“方便”之事。關於人生另外兩急，雖頗多爭議，但比較認同的還是“性急”和“心急”。前者直指洞房花燭、新婚燕爾的雨水濃情；後者專指即將為人父母時，那種焦急等待新生命降臨的迫切和不安。至於後兩者的重要性，自不贅言，此番只談談內急的那些事。
晉南運城的鄉村，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村裡的廁所大都建在屋外，一方面節省住宅用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把這“汙垢” 拒之門外。只是苦了小孩和老人，孩子們主要是晚上害怕不敢出門，老人們則是考慮夜路的安全性。於是，我就曾長年累月、鍥而不捨的用童子尿燒死了房前的那株老梧桐，這也成了媽媽細數我孩童時樁樁罪行的鐵證。那時的廁所多是土夯磚砌，以露天為主，就是通風有餘，雅緻不足。豪華版的廁所，會再加上頂棚，內置專門擺放手紙的盒子，定期清掃也是必不可少的。
這樣的廁所存在了多少年，已不可考，也許早在農耕文明時就已開始。屋外廁所註定要被現代農村文明取代，並最終壽終正寢。伴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陣陣春風，清廁潔巷的命令結束了屋外廁所的使命，偶有屹立不倒的就屬鳳毛麟角了。這下，廁所全藏到樓梯底下，或者院內不起眼的拐角處。如廁的路是近了，但總給人一種怪怪的感覺。
晉北的廁所就不像晉南那樣秀氣婉約了。在大同呆了四年，除了領略塞北苦寒之地彪悍的民風外，也著實被那裡的如廁場所震驚。走出校門的一次出遊，半路上在渾源下車休息，哥幾個急忙解決內部矛盾，卻不想那裡的廁所騰空而建，只有薄薄的水泥面充當坑位，距離地面足有兩三米。儘管同行的當地朋友看出我的窘迫，極力解釋這如何堅固耐久，我的心裡依舊戰戰兢兢，七上八下的。腦海裡倏忽出現當地已有千年歷史的懸空寺：同樣的地方，同樣的民眾，穿越時空般完成了驚人的契合。走進村裡，更是見識了空中樓閣般的便池：簡單的兩根橫木是僅有的支撐，往下看，距己三尺三。這簡約到極致的粗獷，不正是晉北人最真實的寫照嗎？
農村和學校大都是蹲廁，城市的家庭則會選擇馬桶。第一次接觸馬桶的我們，總感覺坐式如廁渾身不自在，彷彿丟失了自己最珍貴的東西。悵然若失之下，還是得硬著頭皮完成那份難為情的大事。如坐針氈過後，就漸漸習慣了新的生活方式。
無獨有偶，晚清重臣李鴻章也曾鬧出這樣的笑話。甲午戰敗後，他擔負出國訪問的重任。行至大不列顛，一次會議上李中堂突然內急，在服務員的引導下找到了廁所，卻發現是個抽水式馬桶。中堂大人雖是洋務派健將，也接觸過許多西方事務，唯獨在如廁問題上，仍然秉持著傳統的痰盂夜壺兩用式，根本不懈使用坐式馬桶。可是如今面臨窘境，李大人索性把糞便拉在長袖裡，企圖再做打算。卻不料此時，正好有一位公爵要進入廁所，大人急中生智將袖筒之物甩向天花板。等到洋人進來，李大人許以重金不讓外傳，卻不想那洋人也頗具黑色幽默，反而願出更多的金幣搞懂李大人是怎樣將糞便拉到天花板的。故事的準確性雖尚待考證，但是仍可以看出彼時國人初識馬桶的陌生感。
時至民國，出了位更有特色的“馬桶將軍”——王懷慶。民國軍閥們自不缺綽號：唐生智部隊迷信佛教而稱為“唐僧、和尚將軍”；馮玉祥為人和善，引領子弟兵信奉基督教，號稱“基督將軍”；四川軍閥劉湘痴迷於神道，竟然組成了“海、陸、空、神”四軍；其餘的“曹三**”曹錕、“孫大麻子”孫殿英、“狗肉將軍”張宗昌、“秀才將軍”吳佩孚，不一而足。唯獨這“馬桶將軍”的稱呼讓人費解。
作為馳騁北洋軍壇近二十五年的直系將領，王懷慶緣何被冠以這樣的綽號？原來被中國傳統禮教薰陶過的王將軍，一生獨愛馬桶。日常辦公特闢專門套間，安裝豪華馬桶和一應用具，實現蹲廁辦公一體化。行軍打仗也坐在馬桶上，由一個班的士兵專門負責抬運。暢想下，戰場上兩軍對壘、搖旗吶喊，王將軍看著部下們高舉“王”字大旗，肩扛槍炮和各式馬桶，真是悠哉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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