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是羅馬帝國曆史上第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他也給羅馬和基督教的發展帶來了歷史性的轉折，也是從他開始，基督教正式合法化，併成為羅馬帝國國教。

君士坦丁頒佈米蘭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召開尼西亞會議統一教會思想，使神職人員成為特權階層，並且積極干涉基督教會內部事務，從而將基督教的發展引入新時代，也對中世紀西歐政教關係的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羅馬社會下的基督教

基督教是大約公元一世紀在羅馬帝國興起的，當時的猶太教，其一神論和救世主信仰得到繼承和發揚。但是基督教與羅馬傳統的多神教依然是相互矛盾的。羅馬傳統的宗教依然在表面上控制著公眾生活，以及每一項宗教儀式。而基督教在此是基本上受到迫害，並被限制發展的。

然而君士坦丁改變了羅馬帝國統治者對基督教的政策，開始支持其發展，並最終迎來歷史性的選擇。在羅馬帝國的宗教當中，一神論的基督教顯得特別另類，早期在下層民眾中傳播，信徒相互扶助，患難與共。由於當時原始的基督徒不與統治階級合作，不為羅馬的傳統所接受，所以羅馬帝國統治者將基督教取締，採取鎮壓和懷柔的手段限制其發展。

但是對於下層民眾而言，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確實是他們所向往的，希望能夠活在基督教下的世界，因此在三世紀末基督教在羅馬的各個階層當中廣泛傳播，並且擁有眾多信徒。

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與麻煩

306年君士坦丁被擁立為君主，他吸取了戴克裡先宗教政策失敗的教訓，改變了對基督教的政策。不對基督徒進行迫害，並且在其統治時期內基督徒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特權。同時在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在米蘭會晤就宗教方面達成共識，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也就是說米蘭敕令並不是君士坦丁針對基督教合法化的一項專門法律，而是當時的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只是其一部分，但這也正是承認了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並存的可能，使基督教與多神教崇拜具有同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並且在以後歸還基督教徒的集會場所和沒收的財產，這成為基督教發展史上的轉折點，標誌著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對基督教從鎮壓和寬容相結合的政策，轉變為扶持和利用，使其成為自己的思想控制工具。

宗教也與帝國政權河流，但是基督教分為多個派系，尤其是318年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出現基督徒對於神學觀念的爭執，問題源於亞歷山大的主教阿里烏斯引發的一場爭論，阿里烏斯認為基督即是上帝之子，所以地位應當在上帝之下。然而大主教卻主張三位一體不分上下，基督即使上帝。這顯然不利於君士坦丁對於政權穩定的宗教需求，於是君士坦丁希望教派內部的糾紛得到解決。

對於君士坦丁而言，他只希望教會思想能夠統一，畢竟基督教剛剛合法化，如果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並且糾纏不清，君士坦丁也無法利用宗教信條鞏固自己的統治。所以他對神學理論問題並沒有太多研究，甚至是瞭解。對於教會來說，聖父與聖子是同體的，而非上下的關係。如果基督不是上帝，那麼整個基督教的教義就要重新建立，而舊的教育將會瓦解。而君士坦丁的意志，並沒有得到下級的執行，教會內部的爭端越來越多，君士坦丁不得不在325年將所有的主教召集到尼西亞召開會議，以確定基督教教義，史稱尼西亞會議。

統一教義以後的基督教與特權

當時幾乎所有的大主教都到場，由君士坦丁主持，正式確定了三位一體的教義，併成為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陳述，得到大多數基督教派的認可，這也顯示了基督教替代羅馬傳統宗教成為羅馬帝國主導宗教的原因。同時這場會議君士坦丁也是最大的贏家。他增強了自己對基督教的控制權利。而尼西亞會議召開，並勝利結束以後各地對於異端教徒的迫害隨之而起，對於並不認可正統教育的少數派分裂分子進行殘酷鎮壓。

他們被禁止集會，沒收財產，教堂也被沒收，神祗領袖被處罰，少數派的信徒都被剝奪公職，甚至他們非教會的私人財產也被別人所瓜分，甚至是處死。君士坦丁也看到了這種現象所以在尼西亞會議召開兩年以後宣佈對少數派的政策進行轉變。被逐出的教會主教可以回到正統宗教團體，並且歸還其私人財產，但是君士坦丁顯然沒有料到教義帶給自己的煩惱。

亞歷山大以及繼任者者全部反對這些少數派的領袖包括阿里烏斯，而君士坦丁在多次聲明不得歧視以後面對教會神職人員的固執，君士坦丁被徹底激怒了。他流放了其中最固執的亞達納西，直到君士坦丁去世，亞達納西仍在被放逐途中。由於君士坦丁有絕對的君主權威，在一系列事件以後基督教內部的爭端暫時告一段落。而君士坦丁也開始採取自己的措施，利用基督教會成為自己在政權上的鞏固力量。

他賜給基督教會許多重要的特權，君士坦丁在此以前早就認識到了神職人員，可以是統治過程中的強大依靠力量，他將神職人員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予以特殊優待，他甚至經常邀請神職人員進入宮廷，讓主教陪伴在自己的左右，時常促膝長談，而且還將宮廷的內部事務交給牧師。

同時也加強了教會法庭的地位，讓其可以有獨立於國家司法體系之外的法庭審判權。此外神職人員的賦稅免於徵收，但是總額不變，這也意味著下層民眾的稅收負擔更加沉重。正是由於國家對基督教神職人員的種種優待和特權，使得國家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口迅速皈依基督教，希望取得神職人員的合法身份。

國家民眾與教會之間的關係

其實羅馬的傳統宗教是多神教宗教事務，在政權體系當中的作用十分關鍵，政府不得不依靠宗教去維繫民眾與自己的關係，而當君士坦丁宣佈支持基督教，免除神職人員的諸多義務以後，君士坦丁並未逾越羅馬傳統的範疇，他只是是兩者共存並且將基督教作為自己的統治工具，剝奪基督教會的獨立權，把他個人的意識形態付諸於教會，並利用教會去管理統治民眾的思想。

但對於底層民眾而言，人們並不知道君士坦丁的這種統治方法，而只知道基督教會，這也造就了基督教會成為日後羅馬社會的精神權威，從而對世俗政權產生一定影響，甚至威脅。但此時的君士坦丁並沒有察覺，他只是想扶持基督教，並對教會嚴加控制，成為國家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教義，宗教活動，人事安排，基督教教會都沒有完全自主權，君士坦丁認為上帝託付他對城市的事務進行管轄，包括基督教會。自己便是上帝的代表，因此積極的干預教會事務，幫助教會建立統一的組織和思想，並以此來鎮壓異端，維護帝國和教會內部的統一。

在這期間君士坦丁也作為自己國家的大法官審判了一些宗教異端，大部分反對者都被君士坦丁逐出教會，甚至逐出羅馬。但是這並沒有解決，君士坦丁一直想要的教會統一問題，基督教會的各個分裂派系依然存在。並且體量較比過去有所擴大，而君士坦丁也身心疲憊，於是在318年通過行政令的形式承認，主教法庭的審判權。將對少數激進派和反對派的宗教審判授予主教，成立了獨立與羅馬帝國司法體系之外的教廷司法體系。

但是教廷的司法體系並非是一家獨大，而且獨立於羅馬的司法體系也並非完全獨立，而必須要接受教廷的監督。在321年教廷向羅馬公民頒佈命令，允許公民將遺產贈給教會，教會作為一個法人的權利得到承認。當時的教廷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教會的神職人員，但實際上已經成為教會的領導者，並開創了一個為後世繼承者效仿的先例。

正式將首都前往拜占庭以後，儘管真正的動機是處於政治和軍事目的，但是對基督教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羅馬帝國的中心在一個多神教傳統影響較小，而基督教強大的城市。而且君士坦丁對基督教會內部事務的干涉，對未來君主幹涉教會的事物確定了先例，更給中世紀西歐政教關係的證據產生深遠影響。

君士坦丁所創造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合作，給雙方都帶來了好處，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的難題。從教會方面看它得到國家的物資捐贈承認並且扶持，這意味著教會對國家產生某種依賴，而另一方面國家將自己的命運和教會聯繫在一起，從而陷入到無休止的教派爭論之中。

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的歷史因素影響

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有其本身的歷史原因，公元3世紀以後，經歷3世紀危機的羅馬傳統宗教對現實的苦難作出解釋，而且苦難中的民眾，在思想上也普遍更願意接受一神教的慰藉。基督教就在此時作為一個以主教為中心的階層組織，成為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對於統治者來說，承認教會就意味著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而君士坦丁也認識到可以借基督教會淨化羅馬的各項社會制度，避免人們陷入戰爭的狂熱。

當然，數百年後因為宗教狂熱而向東組成的十字軍東征，此時君士坦丁無法預料，對於生前的君士坦丁而言，君權神授通過基督教得以合法化，被披上聖的外衣，將羅馬說成是神賜的國家，基督教的君權神授思想則完全符合君士坦丁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君士坦丁進行的一系列對外征服戰爭，戰爭的勝利使他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到自己獲得了基督教的上帝保佑。

這也是君士坦丁支持基督教的原因之一。君士坦丁自始至終都將基督教作為政治和軍事鬥爭的一種精神支撐手段，政治環境對於這位皇帝而言，支持基督教會，排除羅馬多神教是不符合實際的，再多神教依然處於優勢的情況之下君士坦丁選擇保守，只是將基督教作為合法宗教看待，並不一定要將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樣多神教徒和基督教都能接受君士坦丁。這無異是君士坦丁的一場羅馬帝國時期的宗教改革。

總之君士坦丁在彌留之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帝國君主，這也凸顯了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化在西歐的歷史走向中佔據顯著地位，至於君士坦丁是否真的將基督教視作自己的純正宗教？並不得而知，可能處於兩者之間。但至少他完成了社會和宗教革命，教會開啟了新時代，影響了未來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