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就是在村子里为农村人看病的人。小时候见过的村医彬彬有礼，和蔼亲切，为村里人除疾祛病，精神抚慰，受人尊敬。生产队的时候村医是挣工分的，改革开放初期以粮食作为村医的工资，再后来村医就彻底融入市场化发展经济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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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小时候老家一带的村医和村里人没有多大的差别。
早先村医平时并不穿白大褂，和村里人一样，穿的也是土布衣服。夏天穿的是白色土织粗布褂子，春秋季穿的多是农家土法染的黑色裌袄，冬天穿的也是“撅沟子棉袄”。村医穿的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是农村人自家用白色或浅色袼褙衲的鞋底子，用黑平布做的鞋帮子，是那种最为常见的黑色粗布鞋。后来随着日子好转，村医的衣服才改成了灰色或者深蓝色的中山装，穿的鞋五花八门，有黑帮子老布鞋，有解放鞋，也有白颜色的球鞋，至于皮鞋少之又少。
村医和村里人唯一明显的差别，是肩膀上背的药箱子。药箱子有白色的木箱子，也有褐色人造革外观的箱子，最为醒目的标志是箱子上的“红十字”。药箱子的里面一般分为两到三层，有用开水烫针头针管子的白色搪瓷盘子，有诊断用的把脉枕、听诊器和血压计，有针管子、针头、药棉、棉签、酒精瓶子、白胶布，有头疼脑热常用的阿司匹林、扑热息痛……打针常用的青霉素、柴胡针剂，还有为小孩子打肠虫的“宝塔杀虫药”……像个无所不有的百宝箱。
村医在村里的人缘都好，地位也高。老家人对村医都很敬重，亲切地称作“先生”，一般不用冷冰冰的 “医生”洋人名字称呼。几十年以后我问过老家年长的人，为什么不称呼村医为“医生”，而喜欢叫做“先生”。老年人给我说：“医生是一个职业，叫‘医生’显得生分，人情的成分少，人为地把病人和村医隔开距离，听不出乡里乡亲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和热乎劲。“先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对有知识、有见地、有能耐、有德行人的尊称，能称作“先生”的除了孔老二，历代皇帝的老师，再就是杏林悬壶的。”
老家人以“先生”称呼村医，寄托着病人和村医之间不同寻常的亲情与乡情。找村医来看病的，大都是四邻八舍的乡党，村医不会像城里大医院的医生生冷硬蹭地问：“咋咧，有啥病？”问的病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内心免不了琢磨抱怨：“我是来找你看病的，你问我有啥病，我要知道有啥病还用来找你！”村医见了来看病的乡党，一般都会先拉拉家常，问问庄稼的长势，新盖的房子，儿女的婚事，孙子的学业……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题，让病人痛苦、焦虑、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转而面带微笑，话语亲切，情含宽慰地问：“有啥不舒服的，给我说说。”病人叙述不舒服的过程，村医会完成“望闻”二诊，看病人的气色、表情，听病人对病象的表述以及身体的感受，边听病人叙述边进行问诊：“肚子疼不疼？”、“口干不？”、“口苦不？”、“腿发软不？”、“头晕不？”随后一边听病人的回答，一边开始把脉，进而会用听诊器在肺部、心脏、腹部、背部听诊，对年龄大的病人还会水银血压计量一量血压。家长里短聊天结束了，诊断也结束了，村医满含亲切地对病人说：“好着哩！小问题，没有啥大不了的，不要胡思乱想，吃点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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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村医学中医的多，看病都是通过把脉来诊断病情。老家一位擅长中医诊治的村医说，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经验丰富的老“先生”，病人一进门就开始了看病，一是看病人的脸色、神情、气色，二是看病人走路的姿势、状态，三是看病人身子端正还是倾斜，向那一方斜，斜的幅度有多大；四是听声音，听病人走路脚步的轻重、快慢、匀称、散漫。不等病人开口，“先生”就对病人的病情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通过对病人自述的苦痛、酸楚、难受等等感受的判断，对病人叙述不清晰、表述不准确或者说不出的病症细节的询问，再次确认判断。
“望闻问”之后，“先生”会施展中医的看家绝活——切脉。中医认为，“脉为医之关键，医不察脉，则无以别证，证不别，则无以措治，医惟明脉，则诚良医。”
切脉就是通俗说的把脉，通过手指对脉搏的部位（深浅）、速率（快慢）、强度（强弱，有力、无力）、节律（紊乱、序歇，整齐与否，有无歇止）和形态进行把握判断。“先生”的手指切于手臂桡骨腕后动脉，大人用三指，小孩用一指，寸、关、尺三部，轻取（浮）、中取（中）、沉取（沉）三候，三部左手对应心、肝、肾，右手对应肺、脾、肾，“三部九候”逐一把切，判定脉象的“平、浮、沉、迟、数、虚、实、滑、洪、细、濡、弦、结、代”，进而判断症候之正邪、虚实、阴阳、寒热、燥湿、盛衰、疏滞。
动作流程进行完了，“先生”在粗麻纸上的药方子也开出来了。病人还沉浸在“先生”诊断的情状里，突然听到一声：“好咧，抓药去吧！病人下意识地嘀咕 “这就看完咧！”“先生”微微一笑：“按药房叮咛的时辰、次数吃药，不敢为了赶庄稼地里的活忘了吃药！”
闻言病人周身轻松地去药房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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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老家的人还时常念起早先那些妙手回春的中医老“先生”。“先生”开药以治病为主，不会给你多开药，不像现在让人错觉以卖药为主。即使开西药也不会像现在整盒子整瓶子的开，会按照天数、次数、药量给你用粗麻纸包成小包包，一次一包，不用病人操心，不让病人多花钱。也不像现在一进医院大小病都要先进行复杂、繁琐的化验、检查，有时一个简单地伤风感冒，各种检查就要十几项，花钱多少自不必说，大半天时间都浪费在了医院，庄稼地里的活不知耽搁了多少。
在感情和心理上，老家人还是觉得先前的那些中医老“先生”好。村里人说中医老“先生”开的中药副作用小，不像那些西药副作用大，当然这只是心理作用，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但村里人始终固守自己的看法。村里人还认为西药只能治表面的病，不能去除病根，挂在嘴边的是“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编排的理由是西医头疼治头，脚痛医脚，是割裂的看待病情，不象中医讲究系统、整体的诊断病情，脚痛的病根可能并不在脚上，可能是其它地方的病症在脚上的反应或先兆，提前发现施诊用药，“治病于未病和欲病时”。还会提升依据说这是神医扁鹊的说法，这是治病的最高境界。后来我才知道村里人说的不假，其典故来自于《鹖冠子•世贤第十六》中卓襄王与庞暖论“治国之道”，庞暖引用“魏文王与扁鹊对话”寓治国的三种格局与效果，原文为：“（魏文王）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曰：‘可得闻耶？’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成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chan,犁头；此指治病用的石针）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于诸侯。’”其核心就是以治病寓解决问题、治国理政选取的节点不同效果不同，即未病防患、欲病早防、病时猛药。
中医虽然深得村里人的念叨，只是在改革开放和西医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里，中医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阵地。到了最近几年，尤其随着“以青蒿素提取物治疗疟疾”的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重视中医的声音才又开始大了起来。
中医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根本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推崇“验证科学”，认为一切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应该能够通过问题复现验证，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细分为更小的系统研究，于是在西医的理论系统里人体被分为器官，器官被分为细胞，细胞被分为分子……越分越细。
东方文化推崇“阐释科学”，不同的人、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条件下会对先贤的同一句话有不同的发现、感悟、解释，认为一切需要从整体、从系统出发，所有的分系统研究，都要以系统的视角来判断。
在西方“验证科学”占主流的文化氛围里，中医在西方不被承认，于是中医也越来越不自信，几乎丢弃了自己独有的“望闻问切”诊断法，也走入“依赖仪器和数据”的路子，不用仪器检查中医也不会看病了，所以中医只剩了传统的名字没有改。笔者去西安十里铺中医骨科、疼痛科专科医院看病，发现无论是什么样的疼痛，医生都会让你先去照X光拍片子、再去做核磁共振。我也曾问医生：“以前没有X光和核磁共振检查，中医骨科的医生咋样看病？” 医生满肚子的苦水：“现在的医疗规范都是由学西医的制定，不按照规范走出了医疗事故，所有的责任都是医生的，你说我们谁还敢冒这个风险。有时病人一说症状搭手一摸我都知道啥问题，但也不敢贸然作主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医疗事故万分之一对病人也是百分之百。不是我们无能没有办法判断，是我们必须按医疗规范走，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也很无奈！”
其实与中医走入死胡同一样，西方医学也发现西医走入“只见分子不见生命的”歧途或误区，正如第四军医大学原校长、工程院院士樊代明所言，西医走入了分子学博士后诊断不了病情，只见分子、细胞、器官，不见生命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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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用听诊器听病，是民国后期、解放以后的事。关于推广听诊器诊断，村子里流传有两个故事。
“诚叔”讲过一个农村老中医被逼迫学用听诊器的故经——赤脚医生扫盲那阵，卫生局要求所有的村医都必须学会使用听诊器，我们村子西边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中医，也被拉到县上学习。负责培训的是个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女洋医生，亲自示范让老先生把听诊器放到她的胸口听。
培训的女洋医生问老先生：“听到啥声音了？”
老先生回答：“啥声音都没有。”
“再仔细听听，有啥声音？”
“有刮风的声音，有打呼噜的声音。”
“还有啥声音？”
“有轰隆隆的打雷声，还有哗啦啦下雨的水声。”
“再没有听出啥声音？”
“有，有，有我孙子的哭声，娃要吃奶了。”
听到老先生最后的回答，参加培训的村医哄堂大笑。女洋医生刚开始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笑了，反应过来后羞得满脸通红。后来年轻的村医问老先生：“老叔，你到底听到啥声音了？”老先生如实回答：“哎，我耳朵不好使唤两三年了，医疗站的站长给我说，必须要听到声音，听不到以后就不让我看病了，娃不停地问，我只能胡说么。”
老先生到过世也没有学会使用听诊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老先生以玄妙的把脉技艺看病，老家一带村里人提起老先生看病的精到和高超，无不竖起大拇指啧啧地称赞。
还有一个刚解放那阵的故事，那时候村里的中西村医互相不服，都看不上对方，后来在好事者的撺掇下组织了一场“同台竞技”。一方是村里的中医老“先生”，通过把切脉诊断；一方是公社医疗站西医卫生学校毕业的医生，用听诊器看病。
组织者故意找了一个身材瘦小、怀孕两个月、身形不显、肚子着凉的“病人”，提前交代好医生问啥答啥不说多余话，直观的病象就是上吐下泻。
医疗站的医生按照学校学的诊治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先问病人的感受：“咋咧？”病人说：“肚子不舒服，上吐下泻快两天了。”又问：“刚开始拉的稀的、稠的？”“稠的。”再问：“大便里有没有血丝丝？”“没有。”之后用听诊在腹部、胃部仔细听了又听。期间又问“肚子疼不疼？胀不胀？”“有点胀，不太疼。”“下腹还是上腹？”“靠近肚脐眼。”“左边还是右边？”“右边。”期间还问了最近两吃过什么之类的问题。最后给出的诊断结论是，肚子着凉，拉肚子。
中医老“先生”看到病人，第一句话问：“结婚多长时间了？”“去年农历九月。”“有啥不舒服的？” “肚子不舒服，上吐下泻快两天了。”“吐得时间长久，还是拉的时间长久？”“吐了一个多月了，拉肚子是前天晚上才开始的。”“月经正常不？”“这两个多月都没有。”问完老“先生”让病人把手臂放到把脉枕上，先左手，后右手，把完脉露出微微的笑意。给出的诊断结论是，怀有身孕呕吐，着凉肚子闹肚子。
竞技结束后，医疗站的医生拜到了中医老“先生”的门下，心甘情愿地诚信学艺，后来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医生。
改革开放以后，用中医看病的村医越来越少了，西医看病占据了村医的绝对市场。在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社会环境里，城里大医院的一些风气也在村医中开始盛行，卖药、卖器械、卖保健品也开始在村医中盛行，推广新奇古怪的保健品和医疗器械、治病追求立竿见影吃抗生素、挂掉瓶子打点滴成为治病的主要手段。遇到流感的高发季节，村医看病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挂掉瓶子打点滴的，墙壁上、灯绳上、房檐上、树枝上……屋里屋外一切能挂吊瓶的地方都挂上了吊瓶。抗生素和吊瓶的盲目、泛滥，也酿成了个别悲剧，一些村医不在病症诊断、对症下药上下功夫，啥病来了都是吃抗生素药、打抗生素吊瓶，个别不对症的病人就突然死在了吊瓶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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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时村里人说，很怀念以前的那些老村医。
老家的村医有三个人比较有名气，一个是“犟先生”，一个是“常伯”，一个是“顺叔”，如今三人都作了古。
“犟先生”长于中医诊治，善于把脉看病，古方验方秘方土方手到病除；“常伯”是药房先生出身，精于药理药性，抓药精准稔熟；“顺叔”中西医兼通，更长于西医诊治，常有一些奇药妙方。
如今老家村医的格局，还延续着三个人中两个人悬壶济世的源脉，一个是“常伯”的孙子，一个是“顺叔”的儿子。听说“犟先生”和“顺叔”也都有后人学了医，如今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当大医生。
“犟先生”就是“靖伯”。村里人说，“靖伯”的祖上读书人多，解放前家里的线装书特别多，屋里摆了好几柜子。书香家庭的耳濡目染，“靖伯”为人儒雅谦逊，宅心仁厚，但因为不大喜欢人情世故，性格耿直，说话不爱拐弯，常让一些爱脸面、爱矫情的人觉得脸上挂不住，私下给他取了个“犟先生”的外号。
“靖伯”无论为谁看病都尽心竭力，村里人的常见病到他手里都药到病除，很受人敬重。村里人说“靖伯”看病的时候，不爱听看病的人说自己不想打针吃点药算了之类的话，也不喜欢带小孩看病的大人说这药苦娃不爱吃那药味道难闻娃吃了会吐之类的话，最反感来看病的人一进医疗站大门就说我感冒了我发烧了给我开点什么什么药……遇到以上几类人，“靖伯”都不给留丝毫的情面，一脸严肃地说：“到底我是医生，还你是医生？你都知道自己得了啥病，知道自己想吃啥药还找我弄啥？”有的看不来眼色的病人还会央求：“好我的‘犟先生’叔哩，你就给我开点某某药，对你有啥损失吗？”旁边其他看病的人又是使眼色，又是摆手制止不了，直到有人嘴贴到耳根子悄声说：“瓜怂，你咋在叔面前叫‘犟先生’哩！”没眼色的货自知失言，赶忙满脸堆笑地说：“叔，我错了！你就给我开点哦某某药，出了问题与你无关！”“靖伯”扭过头，面无表情又没好气地说：“真出了事，你能担得起！快走快走，谁愿意给你开药你寻谁去！”
关于“靖伯”的耿直与倔犟，老家还流传一个段子。据说村里某家人儿子的新媳妇是城乡结合部人家的女子，自小娇生惯养，葛针扎一下都会跳起来。不巧新媳妇回村里的晚上着凉受了风寒发高烧，找“靖伯”看病，听说退烧要打针，新媳妇不知是怕疼，还是不情愿叫农村医生给她的臀部打针，甚至后来有的瞎货说新媳妇不想叫“靖伯”看她那白生生的沟蛋子，总之是新媳妇不想脱裤子打针，难为情娇滴滴地说：“能不能隔着裤子打针？”“靖伯”没好气地回了一句：“隔着西安的城墙都能打，那得看有多长的针头！”此事一度成为村里人调侃“靖伯”，挖苦揶揄“新媳妇”一家的笑料。
“常伯”打小就在西安和天水的中药铺子当学徒，对于药理药性了如指掌，“十八反”、“十九畏”、“六陈”、“妊娠用药禁忌”烂熟于胸。村里流传说，“常伯”抓药时谨慎地比沙坡窝里的野兔胆子还小，看药方子心细如发丝，明察秋毫，抓药时发现有问题的中药方子救过一个大官和一个孕妇的命。
解放前西安的一个名医给某某达官贵人开了一副中药方子，到“常伯”学徒的中药铺子来取药，“常伯”打眼一看方子里有甘草和甘遂两味药，果断地把药方子递给药房外取药的人，一本正经地说：“这药不能抓，方子有问题！”取药的人一看是个学徒娃娃，声色俱厉地说：“你个学徒娃，懂个屁!这是某某医院的某某名医开的方子，抓紧时间赶快抓药。”“常伯”不为所动坚决不给抓药。吵吵闹闹间惊动了药铺子的东家，东家也是个中医世家，拿起方子一看，也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训斥取药的人：“这方子有两味反药，会要人命的！回去你给某某医院的某某名医说是东大街某某药房的某某人说的，叫他以后开方子应心点。”后来某某名医和达官贵人都听说了此事，对还是学徒的“常伯”另眼高看，而且还送了两包德懋功的点心表示感谢，此事后来在药铺行当传为佳话，成为教育学徒的样板。
救孕妇、胎儿的事，与救达官贵人的事差不多。据说年代是解放后医疗站时期，邻村一人家给怀孕四个多月的媳妇在不知啥地方开了一副中药，到医疗站来取药，“常伯”发现方子里有牵牛和麝香，耐心的给取药的人解释了孕妇妊娠期间禁用毒性大、药性猛的药，以及这些药会引起流产甚至危及孕妇生命的利害关系，取药的人回去找行家一询问，对“常伯”感激的五体投地，逢人便说“常伯”救了他媳妇和娃的命。
“顺叔”在三个人里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比较勤快，不怕麻烦，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也不管伏天流火，还是三九三冻破砖，无论谁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得了急病，他都会上门到病人家里耐心细致地看病、诊治。至今提起“顺叔”，巷里人没有不念叨“顺叔”的好的，满含怀念与感激地说：“你‘顺叔’哦人，性子绵绵的，说话慢慢的，看病耐心的很，从来不急不躁，没有娃娃没吃过他开的药，多少老人都是在他护理下闭眼离开人世的。”
巷里的“凤”给我说，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的冷，她娃才才一岁半，半夜娃突然发起高烧，哇哇的哭个不停，她“外天人”（丈夫）跑到“顺叔”家里求诊，“顺叔”二话没有说，穿上衣服冒着鹅毛大雪到她家里，给娃耐心地检查、听诊、打针，完了害怕娃有啥反复，“顺叔”就一直在“脚地里”（屋子中间）和她”外天人”围着煤炉子烤火、喝茶、吃烟，直到娃不再哭闹安静下来，折腾了整整一夜。后来听人说那晚回去后“顺叔”自己就冻感冒了，他们一家听说后都感到很歉疚，过意不去。后来她和“外天人”到“顺叔”家里看望的时候，“顺叔”浅浅地笑了笑，淡淡地说：“没事没事，大人好说，只要娃好了就好。”
七对的“城”，也给我说了他“大”得了癌症最后的情形。“城”说他“大”的癌细胞扩散后，周身疼痛，要靠打“杜冷丁”麻木神经减轻疼痛，而且打针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打针的频次越来越多，只要他们去叫，“顺叔”从来没有打过绊子，随叫随到。他“大”身体稍微有好转，都会用微如游丝般的声音对“顺叔”说：“兄弟，哥这病把你可麻烦咋了！” “顺叔”这时会安慰地说：“不麻烦，只要你不疼就好！安安心心的，不要胡思乱想。” “城”说，他“大”临咽气前给他说：“这半年把你‘顺叔’麻烦咋咧，你要好好谢谢你‘顺叔’，一辈子记着人的好。”
其实“凤”和“城”说的这些事，在老家一带几乎家家都遇到过，时间和情形不同罢了，每个人心里对‘顺叔’都有一份感恩之情。至今有的年龄大的人身体不舒服了，还会不由自主地对儿女说：“你去请你‘顺叔’来给我看一下……” 儿女回答说：“我‘顺叔’已经不在了！”老人“哎——”一声，啥话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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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村医，医治着乡里人身体的病痛，也医治着乡里人的精神和灵魂。
有时我想：村医就是上天给乡村派来的使者！
远古时候的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法师，他们为部落族人祈求上苍保佑，传递神灵讯息，传播部落文化，他们为部落族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畜兴旺、子孙兴盛、健康平安，他们也用中草药为部落族人诊治病痛，解除烦忧。他们在部落内部具有崇高的地位，通神灵，知天地，晓阴阳，治病痛，是仅次于部落首领的精神领袖，是部落的知识分子，承担着部落首领的参谋角色。
蒙古史经典著作《史集》记载了一个有名的“萨满战争”。事件的梗概是：蒙古部落的姻亲部落弘吉剌部（成吉思汗及其后大汗夫人多出于此）的一个叫赛因特斤（蒙古乞颜部前首领合不勒汗的小舅子）贵族生了重病，请塔塔儿部的萨满法师诊治，不想萨满正在祈求长生天时病人死了，家属认为是萨满故意捣鬼（类似于今天的“医患纠纷”），杀了萨满法师。部落的精神领袖无端被杀，塔塔儿部人愤而出兵。弘吉剌部招架不住，向自己的姻亲部落蒙古乞颜部的女婿们求救，时任首领俺巴孩汗却想用“和亲”平息争战，结果被塔塔儿人设圈套将其与前任合不勒汗的长子斡勒巴儿•合黑抓起来送给了金国人，被活活钉在木驴车上血尽而死。此后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结了世仇。
此事件可见萨满法师在古代部落地位之崇高。
村医在农村人的心里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古代部落法师的地位，不仅医治乡党身体的病痛，还抚慰乡亲灵魂的不安，所以其受到的尊崇自然很高。
村医，是乡村人身心健康的第一道守护神。
拜啸霖，现就职于某航天研究所，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受聘于某管理咨询机构高级管理咨询顾问、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外部企业导师，《作家摇篮》杂志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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