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也稱民歌，是一種在民間流行的、帶有民族色彩的歌曲。由於民謠的時間久遠，很多歌曲都已不知其作者。兩漢之際，民謠在社會上的傳播空前繁盛，那時候還有專門採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的機構，如漢樂府。樂府初設於秦，漢初並沒有保留下來，到了漢武帝時期才被重建，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江南可採蓮》、《長歌行》等，均出自漢樂府。
長歌行
而且，讓人意外的是，兩漢時期的民謠不僅是被記錄在了漢樂府這樣的專門管理機構中，就算是在《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等具有傳承作用的歷史典籍中也多有記載。民謠發展到東漢時期，朝堂上甚至出現了“舉謠言”制度。那麼兩漢時期的民謠為何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其在社會上可以廣為傳播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麼呢？
民謠，作為一種口頭詩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時代產物。民謠雖小，但是卻可以從中窺見世道與人心，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尚和輿論趨向。也就是說，這小小的民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出當時社會文化的中心思想，而且也是代表著一種民間輿論。而兩漢之際的民謠可以得到上位者的高度重視，自然是跟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有著很大的關係。
江南可採蓮
第一、漢朝對於儒家思想的看重，是民謠發跡的基礎
漢初，由於連年征戰，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劉邦、呂雉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不過，那時朝堂上盛行的是黃老思想，其中心就是無為而治。當然，這無為而治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指一個從無為到有為的發展過程，體現在治國上的行為就是以民為本、輕徭薄賦，給民間一個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但是這種思想的確立，也使漢王朝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滯後期。很多政治措施因為受到無為思想的影響，無法及時得到實施。同時，由於對諸侯的寬容，也給朝堂的獨立發展帶來了諸多不便。
老子畫像
由於黃老思想明顯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所以到了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從道家到儒家的嬗變的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廢除了朝堂對於其他學說的利用，開始注重儒家學說，也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了建元五年，漢武帝設置了五經博士，儒家經學開始發展。隨著竇太后的去世，和儒家學說有著競爭資本的黃老思想也開始退出了政治舞臺，儒家學說成了漢朝的正統思想。而儒家思想認為：百姓對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民乃國之根本。如《尚書•五子之歌》裡提到的：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漢武帝畫像
也就是說，在西漢君主的治理觀念之中，歌謠首先有著相當重要的政治功能。如《毛詩序》中寫道：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由此可以看出，百姓對於國家的認同或者是不認同，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從民謠中體現出來。其次，民謠具有諷刺或怨怒的特點，而這個特點本就可以反映民心眾議。因此，民謠具有社會輿論得以形成的初步結構，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國家只有高度重視民間百姓的民心民意，做到從百姓的利益出發來治理國家，才可以真正實現長治久安。所以，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漢代統治者普遍認為：重視民謠民歌的發展，就是重視百姓民心的一種行為。
西漢時期儒生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於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視，才給了民謠發展孕育的空間。
第二、民間對於國事與家事的評價或議論，為民謠的發展構架了文化氛圍
《尚書•泰誓中》記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大意是：上天所看到的來自於我們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聽到的來自於我們老百姓所聽到的，老百姓責怪抱怨我，我如今必定前住伐商。由此可以看出，上位者對於民間民意的重視。
西漢時期，朝廷對於民意的收集，大概分為這兩類方式：第一類，就是一些地方屬吏或者是刺史對於民意的收集。第二類，朝廷會不定期派遣風俗特使到地方上去巡遊，其使命之一就是“觀察風俗”，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收集歌謠等民間輿論。這樣的收集方式，就給了民間議論上層社會的機會。比如西漢前期的蕭何、曹參等人在任職期間，都能做到以民為本，重視百姓的生活和發展，所以他們就得到了百姓的認可和表揚，根據《漢書》記載：蕭何為法，靏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蕭何畫像
而且，民謠的作用不止體現在對於社會上位者的表揚或者是批評，更多的時候，民謠也會表達老百姓對於社會賢達或者是一些文人雅士的看法和議論。如《續漢志》中記載到的：遊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從這些讚美或是評價可以看出，民謠不止是對社會正史發展的監督，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分。正是由於民謠的多角度性、多層次性，使得社會上有了助力民謠發展的整體氛圍。
第三、民居的分佈特點為民謠提供了傳播環境
如果說國家的鼓勵是民謠的發展基礎的話，那麼民間的自發傳播，就為民謠的發展提供了極好的環境基礎。按照“匠人營國”制度的建造模式，除了皇城以外，居住區分還為“國宅”和“閭里”兩個部分。國宅指的是王公貴族以及一些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閭里指的是古代城鎮中有圍牆的住宅區，也就是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
西漢民居圖
《通典•食貨典》在解釋“以廛裡任國中之地”時曾註解到：廛裡者，若今雲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裡，居也。正是因為民居的封閉性和聯合性，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十分密切和頻繁。如果套用現代知識來解釋的話，這就類似一個網站，而網友們會時常在這個網站上發佈各種信息。
況且，這閭里雖然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區，但是它和上層社會的居住區也是有連接點的，這中間的文化傳播並沒有被隔斷，這就使得民間百姓和達官貴人直接形成了一種互動，上層社會可以及時獲知民間百姓對於時事以及社會熱門話題的一些看法，而普通百姓也可以得知上層社會的大體發展動向。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居民住宅區的分佈特點，為民謠的產生和傳播營造了絕佳的環境氛圍。
第四、國家制度的認可和扶持
如果說老百姓是民謠發展的載體的話，那麼國家的政策就是助力民謠發展的動力。既然民謠被視為了解民意的絕佳方法之一，那麼隨著時間的發展，把其納為一種監督政策本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民間百姓
西漢時期，還限於是朝堂對於民謠的收集，然後從中總結得出一些東西，但是因為中間需要中轉的途徑不少，很多真實的民眾意見並不能如實反映到統治者那裡，那麼這些民謠的採集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最為重要的作用，只是成了文化發展上的一種反應方式。比如西漢末年反應外戚專權的《五候歌》：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該歌謠的大意指的是外戚王氏五侯的窮奢極欲，明明在民間的傳唱度很高，但是為何就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呢？排除皇室對於外戚的放任以外，更為可能的就是有人阻斷了民意上傳的途徑。
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因為自身發家致富的經歷總結出：只靠下面官府的收集和總結是遠不能解決問題的。所以，光武帝設立了“舉謠言”制。根據《後漢書》記載：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也就是說，比起西漢對於民謠的重視來說，東漢的重視更有力度，上位者直接把民謠的監察納入了國家的法律體系，這和以前只在民間傳播的情況比起來，其社會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應統治者的法律條文規定，朝堂只得“廣求民瘼，觀納風謠”。
漢光武帝畫像
不得不說，這樣的制度為朝廷篩選官員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比如漢靈帝時的益州刺史郗儉，就因為“在朝煩擾，謠言遠聞”而被免官。這麼來看，“舉謠言”制度的產生，使得民謠的作用不僅僅是體現在文化傳播上，更是體現在對於國家發展的政治作用上，它使得民謠的存在和發展得到了整個社會體系的承認和鼓勵。
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漢時期的民謠之所以會大範圍傳播，就是因為民謠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文化載體，它可以在更深層次上反應出百姓對於國事發展和一些社會熱點的看法。正是因為民謠的這種特殊作用，使得朝堂開始改變對於民謠的看法，從最初的放任發展，到後來的納入到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推動，以及百姓們對其的熱衷，都使得兩漢時期的民謠在推動社會的發展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兩漢時期，民謠在社會上的傳播才會空前繁盛！
參考資料：《漢書》、《後漢書》、《史記》、《尚書》、《通典•食貨典》等
閱讀更多 執筆讀春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