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黎元洪的評價歷來負面居多，他在民初政治舞臺上似乎並不顯赫。黎元洪給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懦弱無能、柔暗傀儡、像個小丑，這實際上是把黎平面化、簡單化了。其實，孫中山曾稱黎為“民國第一偉人”，章太炎贊其“功比孫黃”，黎元洪十餘年間曾三任副總統、兩任大總統，這個紀錄在中國尚無人打破。
在民初那個極其複雜的政治舞臺上，黎元洪能吃得開，說明他絕非平庸之輩，更非木偶一個，他在為人、城府、謀略等諸多方面是有幾把刷子的。
武昌起義爆發得太突然，起義領導人地位低下，縱是“首義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也難以領袖群倫，而久負盛望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又不在武昌，一時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為了穩定局勢，擴大影響，起義領導人決定把在武漢軍民中素有威望，雖然在起義的當晚親手殺害兩個革命士兵的黎元洪請出來做都督。
“黎菩薩”請是被請出來了，但是在自認有功的“首義三武”眼裡，這個本來與革命八竿子打不著，卻身居高位的黎元洪是個投機者，他們根本瞧不起這個逼出來的都督，彼此間牴牾不斷就在所難免。
當革命黨人擁戴黎元洪為都督而黎堅決不就時，張振武曾主張殺了這個前清軍旅長以壯聲威。
矛盾還不止於此。北洋軍攻陷漢陽，都督府召開軍事會議，有人建議放棄武昌，東取南京，黎元洪表示贊同。張振武拔刀怒罵：“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斬！”黎大都督只好說願與武昌共存亡，其實是句假話。幾天後，北洋軍炮轟都督府，黎元洪趕忙逃跑到葛店，張振武主張棄黎而另選賢能，這又像是打了黎一記悶棍。
這些矛盾就像仇恨的種子一粒粒種在黎的心裡。但是，當時“三武”掌握著湖北實際的軍權，黎元洪有職無權，奈何不得這些眼中釘。黎元洪就採取分化的辦法，讓“三武”分裂對立，成三足鼎立之勢。然後借革命黨人的內訌“群英會”事件免去“三武”的軍職，改任都督府顧問，一步步將權力抓到自己的手裡。然而，“三武”畢竟是具很高聲望的首義領導人，其影響力仍在。尤其是張振武雖被解除軍權，手裡仍掌握著將校團這樣一支武裝，時時刻刻威脅著黎的權力。
這時袁世凱為了拉攏黎元洪，派參謀次長陳宦給黎元洪出了一個主意：“‘三武’一日不離開武昌，則副總統一日無權。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總統將他們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祿，不會不去。這樣副總統則無後顧之憂矣。”這主意真是說到黎元洪的心坎上了。有袁世凱幫助搞調虎離山，讓自己獨佔湖北，他巴不得呢。
1912年5月，“三武”先後奉召北上，被袁世凱授予總統府軍事顧問之職。張振武對這種無兵無權的虛銜很是不滿，要求袁世凱授予有實權的職位，袁世凱就委任他做蒙古屯墾使，但又不給實際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張振武氣憤不過，掛印而去，跑回湖北向黎元洪索款，準備招兵買馬赴蒙古鎮撫。這一舉動令黎元洪坐臥不安，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一個借刀殺人的密謀出籠了。
不久，袁世凱連發三封急電，邀請張振武赴京共商國是。黎元洪也力勸張振武入京去跟袁大總統談談，並贈予路費四千元。8月8日，張振武帶上將校團團長方維等人抵達北京。
8月13日，黎元洪給袁發密電，請求袁“將張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凱收到密電後，回電詢問是不是黎元洪本人之意，黎元洪確認並派秘書饒漢祥等人入京面見袁世凱，告知武漢方面已佈置嚴密，萬無一失。15日晨，袁世凱簽發命令，命段祺瑞副署將張振武、方維捕殺，製造了民國第一冤案。這其中的主謀是黎元洪，使用的手段是借刀殺人。
黎元洪殺蔣翊武用的也是借刀殺人。蔣翊武也是一個瞧不起黎的人，彼此成見頗深。“群英會”暴動，黎元洪解除了蔣翊武的軍權，加劇了兩人的矛盾。但蔣翊武不像張振武手裡握有武裝，可以有所作為，於是在政治上一度十分消沉。
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不顧一切發動“二次革命”，蔣翊武返回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凱粉碎，袁世凱到處通緝捉拿革命黨，孫中山、黃興等人逃難日本，蔣翊武卻沒有出逃，而是潛入廣西，被當地巡防營抓住。黎元洪在得知蔣翊武被捕後，隨即致電袁世凱，要求“迅誅”，免得留下後患。袁世凱便命廣西都督陸榮廷將蔣翊武“就地槍決”。可憐這個首義元勳，最終沒有逃得出黎元洪的報復。
比較而言，“三武”之一的孫武沒有被黎元洪殺掉，只是因為倍感孤立的孫武倒向了黎元洪。對孫武這樣一個馬前卒，黎元洪盡棄前嫌，捨不得殺他了。
黎元洪是一極其能忍辱負重的人，甚至到了堅忍的程度，非常人可以忍受。
經過黎元洪的苦心經營，湖北革命黨勢力被分化排擠，日趨衰落，黎在湖北這個地盤上坐穩下來，並呈做大做強之勢，這引起了袁世凱的擔憂。
因此，袁世凱想方設法要削弱、控制黎元洪。為此，袁想出了一個調虎離山的辦法，把黎元洪調入京城，解除其兵權，然後安插自己的親信去控制武漢重地。如此，黎元洪落入袁的口袋，就失去可以作為的地盤，將強龍縛於淺水，令無所作為，無以威脅。因此，在黎元洪當選為民國正式副總統之後，袁世凱先後四次邀請黎元洪進京，表面上是要求黎進京履行副總統職責，實際上是將黎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黎元洪自然知道離開自己的地盤投入袁世凱的勢力範圍，無異於虎落平川，任袁擺佈。故而，對於袁的調虎離山之計（這一招他曾用在“首義三武”身上）心知肚明，但又不敢斷然拒絕，只好採用“拖字訣”，死活不願挪窩。
黎在湖北的存在始終是袁的一塊心病。得到兒子袁克定的獻計，袁世凱決定讓陸軍總長段祺瑞去“請”黎元洪入京，這比自己出面要好得多。1912年12月8日，段祺瑞到達武昌，單刀直入地告訴黎元洪南行的目的：一是與黎商議整頓湖北軍隊，一是受大總統特派，邀請黎入京商議要事。黎元洪知道段祺瑞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就說自己想留在武昌協助整理軍隊，然後再進京。做事利索的段祺瑞哪裡給黎這樣的機會，半請半押地把黎元洪給弄到北京去了。
黎元洪本來打算去北京應付一下袁就回來繼續當他的都督，所以把湖北的軍權交由參謀長去管理。可是他剛剛過河，後面的橋就被袁世凱給拆了，黎剛走，袁就下達命令，命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兩個月後，等段祺瑞把湖北的軍隊裁編好了，袁世凱就派北洋將領段芝貴擔任湖北都督，把黎元洪的老窩給徹底端了。
雖然“遙望漢江，不禁淚下”，黎元洪還是忍辱負重，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深居簡出，不問政治。從1912年12月到1915年10月，黎元洪在南海瀛臺被“軟禁”了近三年。但他的忍辱負重卻換來了好時光，當上中華民國總統。雖然時間短暫，但如果黎要與袁世凱搞個魚死網破的話，等待他的估計只有死路一條。
黎元洪看起來一副糊塗相，其實他也堪稱大事不糊塗，能夠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確的判斷，為他在政治上吃得開鋪就了寬闊的道路。最為典型的事例，就是袁世凱倒行逆施，復辟帝制過程中，作為袁世凱的政治盟友，黎堅決地站在了反對的立場。
袁世凱做了大總統後，在種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還想做皇帝。據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憶，袁曾就此事試探過黎元洪的態度：“近來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黎女嫁袁第九子袁克久），你看怎麼樣？”黎元洪正色回答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
從這句頗有含量的話語看得出，黎元洪雖然在政治上依附於袁世凱，以確保自己的地位，但是，涉及改變國體政體的大事，黎元洪絲毫不含糊，講得入情入理，鏗鏘有力，讓人不容辯駁。
袁世凱偽造民意，先是拉起一個復辟帝制的班子“籌安會”，打著研究“君憲”的旗子為其稱帝張目鼓吹，那些被袁世凱僱用的政客文人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紛紛擁戴袁世凱復闢，組成“公民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願書。
當時黎元洪兼任參政院院長，對於自己的政治依附者，以及如此“強大”的民意支持行為，黎是要表態的，可是黎又不敢公然得罪袁世凱。黎元洪就以退為進，提出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院長等職，貌似想回原籍休養，實是消極抵制，袁當然不會放虎歸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貌似推卻不了國民的盛情，接受民眾擁戴，準備於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並決定登基之前冊封有功之臣。袁冊封的第一個王竟是黎元洪——“武義親王”。
但是令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黎元洪拒絕領受，還公開發表聲明說，“武昌起義，全國風從，志士暴骨，兆民塗腦，盡天下命，締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內無以對先烈，上無以誓神明。願為編氓，終此餘歲”。
黎元洪一直是袁世凱的道具和棋子，這一回，一向唯唯諾諾的“泥菩薩”不再言聽計從，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之下，竟然敢以死相抗，不僅令袁世凱對其刮目相看，也令其他政治勢力刮目相看。這為他拓展政治舞臺，贏得了不少的“加分”。果然，袁世凱死後，黎元洪被扶正，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不說與黎元洪在關鍵時候與袁世凱劃清界限，站在民主共和這邊有關。
黎元洪不只有一面，而是多面人生，這個風雲人物的多面性映照出歷史的多面性，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其實也是歷史的複雜性。這也算是“環境造就人”之一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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