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骇人听闻的传言，大意是说，汉武帝认为古时候国家出乱子，就是因为，君主年少，而他的母亲正在壮年，作为君主的母亲，独居的女子，便容易独揽大权，骄傲蛮横，淫乱恣肆，无人能禁止。下面接着举了一个以往的形象的例子，吕后导致的诸吕乱政。

乍一听挺在理似的，都是为了国家朝政的安危。可是，稍思惊恐，这实在是比活人陪葬都好不到哪里去的禽兽式的作为。

《史记.外戚世家》就记载了这么件事。

说汉武帝杀死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人。就是为了儿子汉昭帝不被像吕后那样的母亲扰乱朝政。果真如此了吗？

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後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外戚世家》

这样的行为、作为怎么能与一代明君汉武大帝的形象匹配呢？而且在《外戚世家》中却偏偏把这样的作为赞美为是汉武帝圣贤的远见卓识。由此，我觉得，司马迁的思想认识也实在是太糟粕了。然当我再细心一查看，又认识到，其实不然，未必都怪司马迁呀，如此武断的结论未免不诬陷了司马迁否。

核心的矛盾点是：司马迁比汉武帝死的还早，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逝世于公元前87年3月，而司马迁公元前90年就已经去世了，终年56岁。司马迁比汉武帝早去世三年。也有说司马迁也是公元前90年去世，这么说，司马迁也顶多与汉武帝同年去世。

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耳。——《史记.外戚世家》

与汉武帝同年去世，更多可能是比汉武帝去世还早的司马迁又怎么知道，汉昭帝继位时五岁？又怎么知道汉武帝七十岁才生汉昭帝刘弗陵呢？汉武帝也就活了七十岁，七十岁去世那年生了汉昭帝，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朽骨一把老态龙钟的行将就死的老人，又生了一儿子？可能嘛？更主要，汉昭帝五岁继位时，司马迁早已逝世了，他是如何知道的呢如何记载的呢，莫非是时光穿越了。由此，足可见，《史记》绝非太史公司马迁一人所撰写，别的篇章先不论，最起码就《史记.外戚世家》这篇而言，就根本不可能是司马迁所作。司马迁怎么可能记载他已经去世后的历史事件呢，时间对不上号。

因此，关于，“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只是为了避免“吕后乱政”那样的事重演，并且，还把这种野兽不如的做法美化的说成是圣贤远见的作为，这种浑说造谣根本不是司马迁的思想认识，也不是他所编辑记载。

这句话的意思是，褚先生说：我做郎官的时候，问过熟悉汉家往事的锺离生。

明显，这是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写的，“臣”也就是“我”——褚先生，如果要是司马迁借褚先生的口说，应该是第二人称的，褚先生说，他为郎时。况且，既然是鈡离生了解汉家故事，按司马迁的写史的精神，司马迁该亲自去找锺离生询问了解，然后以太史公的口吻说到锺离生呀。

另外，有人考证说，这里褚先生就是褚少孙，西汉经学家，汉成帝年间做过博士，据《汉书》记载，司马迁去世后，《史记》亡轶有十篇，仅存目录。褚少孙做了补充、修葺的工作。而《外戚世家》就是其中散失的一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别的一些篇章也有“褚先生说”，完全说明褚先生对《史记》作过修补编缀。

而且，借锺离生的口说到的故事是，汉武帝到民间去寻找王太后所生的一女儿，也就是汉武帝的妹妹，从汉武帝亲自去寻找来看，汉武帝是一位十分重情义的人呀。这就与杀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子的汉武帝形象截然不同了。可见，《外戚世家》当不是司马迁一个人所写，且内中有不少杜撰造谣的内容。很多矛盾重重。

再次，汉武帝写有《李夫人赋》，是追忆悼念已故的李夫人的，从其内容及笔触来看，那种深切怀念的真情实感充溢于字里行间，怎么看也与杀死自己所有夫人的汉武帝形象不匹配。

另外，钩弋夫人为何被汉武帝处死？怎么死的？关于这事说法有多种，但多是后人猜测，带有些神话传说性质的故事而已。并不可信。

比如，《史记》中有关钩弋夫人的简短的介绍，是褚少孙记载的，说她是赵氏，河间人，得汉武帝宠幸，在汉武帝70岁时得一子，也就是汉昭帝。这些本就很离谱，上文也已经说过，汉武帝70岁时也就去世了，怎么可能在这么大年龄得儿子呢？矛盾重重。不可信。因此，关于，钩弋夫人究竟何时去世，如何死的，仍是个未知数。但就算是按汉武帝为了刘弗陵处死了钩弋夫人，也不能说成是汉武帝处死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夫人呀。这是极度歪曲虚夸。况且把这种扭曲人性的做法作为说成是圣贤之举，甚是荒谬。然而，后世尤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立子杀母”却一度发展成为制度，多荒唐！或许是这些后世的作法为了支持自己的做法的需要而把“立子杀母”之举附会到汉武帝身上且极力美化。这本就是严重的歪曲编造杜撰罢了。

综上，司马迁都已经去世后的事件，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司马迁记载到《史记》中的。可见，褚少孙补《史记》一说当是确有其事，而《外戚世家》就是褚少孙参与补缀的。

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史记》有些篇章不信天命，而有些篇章大谈特谈糟粕的天命观，比如《外戚世家》这篇就是满篇充斥着把各种事情都附会到是天命如此。有些篇章，就明显的表现出是不迷信鬼神的非天命观。之所以都是《史记》上的篇章，会出现如此矛盾的认识观念就是因为司马迁去世后《史记》散失部分篇章，又被补修后，《史记》已经不仅仅是司马迁一人所作了，至于除了褚少孙补编《史记》外，还有没有别的人编缀？暂不得而知。

试问，为什么后人补录记载的《史记》就那么严重失实，甚至荒唐离谱呢？

我想大概是后来的编辑者多是以为规劝君主，附会到太史公的名下，搬出史记的大名以为自己的说辞更有理有根据的需要而才去杜撰编缀而已。比如，汉武帝杀死所有生过孩子的夫人，实际上，是一种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歧视的道德观念所致。

都是围绕着帝王转的社会形态下，帝王的功臣与家眷必然有一定的对立，功臣为得更多权力的空间，就想着极力削弱帝王妻妾宠妃的权力。所以，《外戚世家》补录的部分内容若是汉朝时人打着司马迁的名号杜撰编缀上去的话，那就多有可能是汉朝开国功臣及其继承侯爵的后代们杜撰造谣的。而，既然有人考证说，《外戚世家》是褚少孙补编的，可见，褚少孙多也是一位权高位重的大臣。

关于这点，可以佐证的是在《吕太后本纪》中有汉初功臣周勃、陈平等在吕太后去世后，诛除了诸吕，然后商议立高祖之子中的一位继承帝位。综合起来，按理说，齐王是最该继帝位的，因为在平定“诸吕之乱”中齐王最积极，立功最多，能力大，而且，齐悼惠王是高帝的长子，他的嫡子为齐王，从亲疏嫡庶探本求源方面来说，齐王是高帝的嫡长孙，立为皇帝，当然更名正言顺，然而把持军政大权的老功臣们一票给否决了，就说了，“齐王母亲娘家的驷钧，是个坏人，如果立齐王为皇帝，就会再出现一个吕氏。”

齐王不立，立淮南王也不错呀，可是老功臣们还是同样的一个借口，说，淮南王年轻，他母亲的娘家也很凶恶。最后，大家达成一致的意见了，代王是高帝的儿子之一，品行不错，最主要呀是代王母亲薄氏的家族谨慎善良。于是就拥立了代王继帝位。其实，代王刘恒的母亲薄氏是很少得刘邦宠幸的妃子，也是因此，吕后除掉了后宫的很多嫔妃，而薄氏却被放出宫去遣往了代地。得以与自己的儿子代王刘恒在一起。

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吕太后本纪》

从这些得势的老功臣们话里话外关注的核心点就是帝王家的外戚们强悍不强悍，十分在意这点看，一方面，足可见吕雉吕太后的影响之大，对这些汉朝开国老功臣们的打击之大。一如诸吕势力，打击功臣，险些颠覆汉王朝。另一方面，自此，臣子们对帝王家的外戚不可不谨慎注意呀，宫斗影响太厉害了，这大概就是《外戚世家》中关于汉武帝杀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子的谣言的杜撰动力源所在吧。

因为皇帝既是家庭中的角色又是国家中的角色，在家国同构的模式下，帝王家族亲情与臣子们之间是必然颇有冲突的，造成争权夺势，明争暗斗。皇帝若过多注重家事，重用亲情关系，沾亲带故，则公卿臣子们就受委屈了；反之，臣子被重用重视，则皇帝亲情关系的家事势必要淡薄疏远点了。这与忠孝两难全都是一个病根。所以，造谣汉武帝杀死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子，且十分赞赏说那是汉武帝高瞻远睹，是圣贤作为，圣贤功劳。

大有可能是作为臣子的褚少孙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极力贬低帝王亲宠的嫔妃，已达到对自己当朝帝王的规谏的需要而附会到司马迁《史记》的杜撰的说辞而已。反映的是封建帝王社会模式下普遍的官僚臣子与嫔妃之间的矛盾。

就像，鲁迅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把整个社会兴亡的责任完全推到女人身上，无非是封建王朝的臣子们为了卫道自己的利益而编出些十分片面认识的故事以为自己心安理得的安慰解脱而已。同样，可以说，说汉武帝杀死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子这样的谣传故事，其实无非是王朝社会里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以为达到自己作为臣子的权力的扩张的道德说教，毕竟围着皇帝转，被重视被关注重用那才有自己权力的膨胀机会。

汉武帝杀死了所有为自己生过孩子的女子的说法，纯粹是后世臣僚们为了达到自己利益需要的严重夸大的杜撰瞎编而已。当然这同时也就反映了封建王朝社会形态及道德文化观念的扭曲，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女性的歧视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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