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程朱理學”盛行以後，女性倫理中的貞節觀念逐漸被封建統治階層所重視，並逐漸上升到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加以倡導。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對女性的行為限制、觀念約束乃至
“貞潔烈婦”的要求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什麼“三從四德”、“內外有別”的嚴格要求；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荒唐約束；清朝統治階層甚至於國家層面對“貞節烈女”予以表彰和宣傳，以至於讓清代女性在行為規範和道德尺度上逐漸走向偏激乃至極端。
清代女性地位，一目瞭然
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封建皇權社會中，“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但在清朝，對於女性近乎變態的要求絕非只有男性予以約束和控制；更有著女性自身的嚴格遵守和極端執行。
清代女性究竟能夠對“貞節”看得有多重？究竟能執行到偏激程度呢？
清代歷史學家、作家孫靜庵在其所著《棲霞閣野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山陽富室陳某，夙有斷袖癖，其孌童徐容，陳最嬖倖之。因為之娶妻，而後庭之愛，仍未之斷也。成婚甫兩浹旬，徐婦乘輿歸寧，陳即往徐室續舊。不意婦忘攜禮物，返輪歸取，徑入臥房，乍見陳與徐狀，憤氣填膺，奔赴廚下，取菜刀自刎死。
面對自己丈夫雙性戀的特殊癖好，妻子用“取刀自刎”的方式予以了回應，其原因並非對丈夫感情的失望，而是因為
“羞憤自盡”。也就是說，自幼在傳統禮教和貞節觀念下成長起來的清代女性，對於感情的在意程度遠非對道德規範的遵守能及。 清代女性形象
你可以不愛我，可以冷落我，但不能汙了我的眼睛，更不能觸及我對道德底線、封建禮教的遵守底線！
而清代的文人代表孫靜庵對此事的評價為“因夫被人男奸，而羞憤自盡者，事誠奇絕。然婦之節烈，可以風矣”。男人犯錯，女性羞憤自盡，竟然能認為是可以頌揚、宣傳的正面教材和貞節典型，荒唐如斯、悲哀如此。
吳卿憐，作為和珅從清代另一位大貪官王亶望手中得來的妾室，在《乾隆王朝》、《嘉慶傳奇》等諸多影視作品的演繹中，而廣為人知。這個清朝歷史上有名的“賢內助”，在和珅倒臺以後，又落得何種下場呢？
在相關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對其有著“珅敗，卿憐沒入官”的記載，也就是這個原本就係歌女出身的女子轉了一圈，嚐盡了榮華以後，又回到了原點。在其沒入官家為妓以後，感念於“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 ，為報答和珅乃至和珅之前的王亶望之“寵幸備至”、“專寵房中”，不願再委身為妓，竟“以死報主”。
《乾隆王朝》吳卿憐劇照
從王亶望的侍妾到和珅的侍妾，乃至吳卿憐最初時期的歌女身份，其一直以男性附屬品的角色存在，雖然因為其
“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而深得兩人恩寵，但兩人倒臺之際並未對其做出任何嗣後安置。可吳卿憐竟然念於“專寵”之恩，為兩個將自己當成戰利品或者特有工具的貪官，以身殉情。真不知道是吳卿憐太過高尚，還是當時的傳統禮教約束太過荒唐。另外，在《棲霞閣野乘》的記載中，還有著這樣一位特別奇葩的女性存在。
故事的主角對於封建禮教和貞節觀念的遵守和追求，已經到了執迷不悟甚至不可救藥的地步。在為自己的丈夫生育兩子以後，她竟然認為其“男女配偶為宗嗣計”的個人使命已經完成，認為如果再和丈夫同室而居，就是“既至穢，且足戕身”的所在。於是，“年三十即斷欲，與夫對室居”。
自己對於貞節觀念有著近乎變態的追求也就算了，她還將自己對於封建觀念的理解，嚴格認真地貫徹到自己的兒子、兒媳身上。兒媳生育一子後，她“即令子與婦異室居，且監之嚴” ，而且還給予了“如仍同室居，男既有礙於學，女亦有礙於工”的荒唐理由說明。但兒子和兒媳畢竟是生理需求旺盛的年輕男女，對於床笫之事的追求絕非外人能夠阻止的。於是，兩人想盡辦法，尋得機會，“久曠忽逢，因而復妊”。
清代婆媳形象
兒媳業已懷孕，她也無計可施，只是一個惡毒的計劃開始在其心中醞釀。
迨產，又一雄也，始報之知。乃盛怒赴產室，飭婦佻儇，而重辱之。婦不堪其恚，自經死，弗悔也。
啥意思？等到兒媳生產以後，她用極盡惡毒、侮辱的言辭對兒媳“重辱”，以致讓兒媳不堪受辱、自盡而亡。
對於這位奇葩女性的瘋狂操作，有著傳統貞節觀念的深度荼毒，更有著其對此等觀念封魔、變態的理解和追求。自己“三十斷欲”乃系自己的選擇，這個或許還有著能夠理解的部分，但對於晚輩“異室居”的荒唐要求，就有著令人生恨的因素在內了！
扶弟魔，雖然是現今社會出現的一個網略用語，但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傳統重男輕女觀念之下的必然現象。
這種情況，在清朝也有著較為明顯的表現，甚至一度達到了變態的境地。
《清代野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道光中葉，桐城方寶慶掌刑部秋審處，有告室女與表弟通姦者，驗之處女也，然形跡實可疑。堂上將釋之矣，方命承審官曰：“可驗其後庭。”
驗之非完璧，乃以非法淫定姦夫罪，而判女折贖罰鍰，合署稱神明焉。女歸自縊死，男聞亦自盡於獄。
故事較為簡單，也比較容易理解，乃系發生於表姐和表弟之間的荒唐故事。經過方寶慶對案件的審理，一個瘋狂的“扶弟魔”，浮出水面。
案件中的“表弟”，雖然已經訂婚，但尚未成婚，尚不能“偕婚媾”。對於一個有著慾望釋放希望卻無法得到滿足的年輕男性而言，這種“欲得而不能得”的煎熬，足以讓其做出任何荒唐的事兒。於是，他將視線鎖定在了極為疼愛自己，但卻早已經訂了婚的表姐身上。
於是，“扶弟魔”表姐出於疼愛弟弟的想法，但同時又“不忍以破甑貽夫羞”，也就是不想讓自己未來的丈夫“蒙羞”，遂以“後庭安撫之”。
當代扶弟魔——《歡樂頌》樊勝美劇照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對於這位表姐病態的“扶弟魔”表現，竟然被當時的輿論認為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理性選擇。
用傳統的“貞節觀念”來約束女性、限制女性的現象，在封建統治階層的支持和鼓勵下，逐漸成為一種偏激、狹隘的道德尺度和衡量標準，這既是女性的不幸，又是社會文明程度的嚴重倒退。對於這種現象的出現，力主倡導“男尊女卑”、要求女性“三從四德”的男性固然要承擔主要責任。但是，部分女性對於“貞節觀念”、“傳統禮教”近乎病態、瘋狂的追求和遵守，也是導致女性在封建社會悲哀至極，絕對不容忽略的原因。
參考文獻：《棲霞閣野乘》、《清代野記》、《嘯亭雜錄》、《女性悲劇命運的歷史見證》
閱讀更多 正說清代十二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