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

這句人所共知的警句，出自張愛玲的《天才夢》，彼時，她只有18歲。

張愛玲的文字，時常發出直抵人心的喟嘆，以至於她初涉文壇時，世人多以為，她是個人情練達的老者。

柯靈先生後來說：“我扳著指頭算，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只因張愛玲，寫盡了那個時代的炎涼與悲歡，她成全了亂世，亂世也成就了她。

其中《傾城之戀》更是讓她火到現在。因為書中的“傾城”戰事是張愛玲親歷, 且內容上也多方滲透了其自身及家庭的影子。

換言之, 在《傾城之戀》的故事原型中, 張愛玲是個被絲絲纏繞的局內人。於是, 《傾城之戀》的“介入感”相當強, 無論是小說裡的多處議論, 還是其後的回顧文章, 都能看出這一點。

這種相似的人生境遇, 使張愛玲本人的“自我”追尋, 有意無意地投射在《傾城之戀》之中, 投射在小說主人公之上。

今天我們就從《傾城之戀》走進張愛玲幽深的內心、探究她隱微的“自我”。

01：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自我”投射

白流蘇與範柳原, 皆被命運、家族放逐於動盪、過渡的“夾縫”時代, 都具有某種孤苦無依、無根流浪的特徵。他們的人生境遇, 決定了其對追尋、確證“自我”的本能性需要。

在這一點上, 張愛玲與她筆下的人物境遇相通。她的“被拋”於“夾縫”也是雙重的:空間維度上被家庭棄逐於這“亂世”之一隅, 時間維度上被命運拋置在這個“夾縫”般的年代。

張愛玲出生於傳統舊家族, 隨著新時代的來臨已不斷落破, “從小就活在遺老、遺少的家庭陰影中, 見到、聽到的, 都是那些病態的人, 病態的事”。

父親張志沂是畸形的舊人, “自私、專橫、又暴虐”，施與她舊式教育。另一面, 漂亮、西洋範的母親與姑姑, 則是洋派的新女性, 為張愛玲請家教、學畫圖、學英文、學鋼琴, 又進入貴族化的教會學校上海聖瑪利亞女中。

所以, 張愛玲父母分別代表中西不同的文化元素, 通過類似拔河的方式, 對她施加影響。

父母離婚、父親再娶使張愛玲失去了往昔的優越生活, 她甚至差些因病喪命, 被迫逃去投靠生母。作為新女性的母親, 自食其力尚且支絀, 無力兼顧張愛玲, 在經濟的重壓下, 母女親情也漸次淡漠、冰涼。

她只能拼命學習, 考上了倫敦大學卻因歐戰轉去港大。當19歲的張愛玲奔赴香港之時, 她就已訣別了家庭, 拜別了親人, 在這個“夾縫”式的時代, 開始了離人般的流浪。

然而, 香港陷落的“傾城”之戰, 又湮滅了她文憑的希望, 命運捉弄其北上返滬, 獨闖十里洋場。

這一經歷與白流蘇有更多的相似, 流蘇及白公館有許多張愛玲及其家庭的影子。

她說：“流蘇與流蘇的家, 那樣的古中國的碎片, 現社會里還是到處有”。

白公館裡三哥四嫂與流蘇反目, 說白了主要緣於“錢”:哥嫂把流蘇的錢盤光後, “當面鑼, 對面鼓”地擠兌、驅逐她;

其母亦從經濟角度考慮讓她回去給前夫奔喪;金錢讓骨肉血親之間機關算盡、冷酷無情。

與流蘇相類似的情形, 張愛玲在自己家裡早已見慣:金錢如何讓父母、父女反目成仇, 又如何再讓母女情薄恩涼;其父母離婚便夾雜著許多“錢”的因素，而張愛玲與母親的疏離, “錢”亦是主因。

白流蘇被範柳原巧使手段調來香港, 她雖然感受到柳原的真心, 但為何遲遲不願敞開自己呢?

因為她看出, 自己的境遇頂多是姘居的情婦。

張愛玲熟悉這樣的姘居, 說姘居的女人“只有一宗不足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白流蘇即是如此, 她反抗的就是這種“不確定”的地位;她要找到“自我”, 就不能接受這種“既不像愛, 又不像嫖, 不夠健康, 又不夠病態, 缺乏主題的明朗性”的關係狀態;

她對自己的固守、對柳原的疑忌, 體現了張愛玲言及的“自私者”的一面。

《傾城之戀》中流蘇在向母親求助無果後, 恍惚間有種奇特的感覺:“又是多年前, 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 看了戲出來, 在傾盆大雨中和家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 瞪著眼看人, 人也瞪著眼看她, 隔著雨淋淋的車窗, 隔著一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

這個細節, 明顯帶著張愛玲小時候“看了電影出來, 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 立在街沿上, 等候家裡的汽車伕把我認回去”的個人體驗。正是張愛玲曾經孤零一人與陌生街道、陌生人相對時的惶惑、隔膜體驗的移植。

試想張愛玲的前半生, “逃離我父親的家, 不能去倫敦大學入學, 香港大學輟學, 聖約翰大學輟學, 和胡蘭成的縹緲情緣……從她青春時代開始, 每一階段的理想追求, 幾乎都是‘未完成’”。

總之, 張愛玲對那個舊物崩壞、新物滋生的“夾縫”時代有一定的自覺, 她對這個時代的人們與民族傳統的關係, 也有過自己的思考:

“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裡的, 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 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 抓住一點真實的, 最基本的東西, 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 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 這比了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

02：書寫“凡人”的魅惑

張愛玲文字的一大獨異之處, 在於書寫極端“大時代”裡的凡人俗事, 《傾城之戀》亦是如此。

新時期以來張愛玲的地位擢升、聲名顯赫即與此密不可分, 以至被不少方家抬到了生活哲學的高度。不過, 在這種文學書寫的獨特視角、別樣魅力背後, 是否折射著張愛玲自己思考人生、認識世界的重重魅惑, 亦是個需要再探的話題。

張愛玲在《燼餘錄》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有名的文字:戰爭開始的時候, 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 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 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那一冬天, 我們總算吃夠了苦, 比較知道輕重了。

整段話的重心落在了“飲食男女”和“獸性生活”, 似乎人生唯有這些才夠根本, 即所謂人性真諦, 其他的都成了“浮文”。

張愛玲所經歷的事件是真實的, 但可惜其觀察對象僅僅是殖民地都市的部分小市民及一所殖民地高校的大學生。其視域所及, 僅是完整事件中的一個碎片, 且不免還被張愛玲獨特的眼光所“剪裁”。

於是, 張愛玲筆下所謂的凡人、飲食、安穩、蒼涼, 似乎也能折射動盪亂世之中市民日常世界的一小段光譜。

總之, 張愛玲的問題就在於這種倔強的浮誇:

其結果, 自然會出現種種以偏概全、偷換概念、邏輯扭曲、簡單武斷的弊病, 只不過穿著華麗修辭、俏皮機智的外衣。

同樣, 張愛玲關於人生“飛揚與安穩”的議論, 被無數人言傳樂道, 還奉之為獨特的人生哲學。

她站在滬港這樣一個畸形、浮華的“夾縫”場域, 只能為同樣無根而小眾的市民描摹浮世悲歡。然而在這裡, 既沒有那個時代的本質, 也不是鮮活中國的真相, 仍舊犯了“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 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的毛病。

當然, 年少成名是非多, 在種種批評、指責和流言的旋渦中, 張愛玲為自己辯護, 亦是本能的需要。她要通過寫作及這些辯護來確證“自我”的存在與合理性。

不過, 這樣的辯護, 越辯越顯露其“自我”的羸弱。然而, 她執拗於此, 並以之為剛強。

在這種扭曲的邏輯下, 張愛玲完成了對自私、放恣、拒絕自我犧牲的強辯，對人生的責任義務幾乎有本能地逃避,又 給那些同情、寬宥或有著相近心思的人以充分的辯護空間。

03：張愛玲的兩重“傾城之戀”及其“自我”

從“傾城”的視角看張愛玲, 在其人生的“文本”裡, 其實她也曾有著自己的“傾城之戀”, 而且是兩重。

①與上海

上海徹底傾陷的幾年, 反而是成全她的唯一窗口, 看來, 張愛玲和這個她生長於斯、樂居於斯、綻放於斯的大都市之間, 形成了某種類似“傾城之戀”的關係。

這裡有她最主要的人生經驗, 上海既豐富了她, 也限定了她。

1953年以前, 張愛玲除了曾去天津小住和港大讀書外, 都住在上海, 並且“在張愛玲的記憶中, 上海是永遠和平安定的一角”。

她知道一些上海近代高壓生活中的畸形。比如她觀察上海, “新舊思想交流, 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頗佔優勢”, 這契合亂世的特徵;越是亂世, 倫理道德體系崩散, 人性越趨於自然狀態;越是亂世, 生存環境愈加險惡, 人們便只考慮自己, “起的都是下流的念頭, 只顧一時” 。

張愛玲的視域不僅被上海限制, 還長期被其父母用半封閉式的閨秀生活圈在家中。

從上海給予她的生活經驗中, 張愛玲用自己的聰敏、早慧, 很年輕就總結出一套感受世界、剪裁生活的認知方式。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裡說過, “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 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 而專圖自己的便利, 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 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 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在那個半殖民的亂世一隅, 張愛玲卻與那片畸形的土壤已然共存共生:無論留下和出走都意味著失去“自我” (舊我) ;留下來就必須重建一個“新我”, 她果斷拒斥;而漂流於異國他鄉也註定了“自我”的凋零。

張愛玲是中西新舊“夾縫”時代裡, 畸形的半殖民地土壤上, 滋養著的一朵行將絕跡的富貴蘭, 在這三世十方的匆匆一瞬裡盛開, 綻放著她嬌嫩、精緻、美幻、蠱惑的一抹豔色。

②與胡蘭成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為白流蘇、範柳原的“自我”追尋, 通過婚姻給了一個較圓滿的結局。

現實中的張愛玲認準了胡蘭成, 並締結了婚姻, 出於她內心的需要與渴望。她給胡蘭成的信中說“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婚書上, 她寫下“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 結為夫婦”, 他寫下“願使歲月靜好, 現世安穩”；旁寫“炎櫻為媒證”。

只可惜, 匆匆而至的結局, 使所謂“懂得”“慈悲”“靜好”“安穩”成了絕妙的諷刺。

他們的婚姻很奇特, 奇特到連當事人都覺得不像婚姻, “雖結了婚, 亦仍像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

他們只有公寓沒有家, 聚少離多, 這種週期性的鵲橋相會, 倒像是她筆下的“姘居生活”。

這樣的關係中, 張愛玲固守著自己, “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改變反倒是罪過;契合她心思的, 她喜悅而順從;不契合的, “她一點委屈受不得”。

總歸不大像真摯的婚戀那樣, 在執著地相互磨合、煎熬中改變著, 把對方的韶華、個性鏤刻到自己的靈魂中。

然而，真正的婚戀, 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 經濟方面的生存與溫飽, 精神方面的信任、依靠以及心靈的交流、傾訴。

可太愛自己的人, 已經沒有多餘的愛再給別人。自私到不願“煎熬”“執著”“磨合”“改變”, 又怎能真的把兩顆心變成一顆, 結出無限信任和靈魂欣悅的果實?

張愛玲面臨的難題和她筆下的白流蘇一樣, 卻比流蘇程度更深, 其做派和其願望分明是一對悖論。她對於胡蘭成, 一方面自願“低到塵埃”並歡喜到“從塵埃裡開出花來”“對我這樣百依百順”；

另一方面卻也並不因為胡蘭成的“緣故改變她的主意”。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感慨, “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 算盤打得太仔細了”。

不就是張胡二人絕妙的寫照嗎?張愛玲說她喜歡寫男女之間的愛情, 因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更放恣”。

可惜這種真性流露的“放恣”不一定能讓愛情開花結果, 過度了、任性了, 反倒會成為自己的牢籠。

所以, 張愛玲可以讓香港的陷落成全白流蘇、範柳原的“傾城之戀”, 卻無法在茫茫的真實世界與現實歷史中認清自己、洞察別人。

張愛玲早年曾嘆息, 她“最恨”的就是“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 對獨立的職業女性有種種嚮往, 覺得自己就足以成就“自我”。

實則, 人既是社會的人, 自身的需求都無法在自己之內就全部獲取, 一個完整的“自我”是堅持自己與放下自己, 只能在與他者的交往、交換關係中完善。

彼時的張愛玲, 正處於人生最春風得意的歲月, 對她僅有的那點人生經驗有沉溺般的珍愛, 並據此倔強地觀察社會、認識世界。

她的矛盾在於:不是不想獲得愛情、婚姻和“自我”, 但既無力拓寬、改變既定的自己, 又無法認清哪個才是“對的人”。

也許, 對於張愛玲這麼複雜、微妙的對象, 她自己的妙筆已經頗為允洽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 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筒, 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 蒼白, 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 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 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現在我寄住在舊夢裡, 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

04:張愛玲的自我“困囿”

張愛玲的“自我”被困囿在中西新舊之間的“夾縫”, 既是造化弄人, 也是自我選擇。

在處世待人方面, 她“卻頗合乎‘外國人’脾氣”：對待人情、金錢, 不像中國傳統那樣人人相欠, 卻如AA制一般清楚明白:“愛玲卻是兩訖, 凡事像刀截的分明, 總不拖泥帶水。她與她姑姑分房同居, 兩人錙銖必較……她與炎櫻難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點心, 亦必先言明誰付賬。”

對待時間, 也是“比飛機開航還要準確的。不能早一點, 也不能晚一點, 早晚都不會被她通融。所以雖然她是中國人, 卻已經養成了標準的外國人脾氣”。

那些故作瀟灑, 看似已與過去道別, 實際上這些貧困、鬱暗的閱歷經驗卻如此的揮之不去。因為, 這麼決然地不愛父母、不喜學校、不戀童年、不念舊情, 和眷戀它們在邏輯根柢上相通——為過去的時空所圍困。

所以, 在自我封閉世界與外在世界的碰撞、激盪中, 張愛玲去追尋一個更為健全、成熟的“自我”, 不僅僅是主觀的需要, 也是客觀的必然。

誕生於此背景之上的《傾城之戀》, 也就成了一個奇特的文本:它成就了張愛玲, 也畫下了她走不出的界限;它顯示了張愛玲思路的獨特、創作的優長, 也在有意無意間碰觸了她一生都難以突圍的主題。

張愛玲與《傾城之戀》之間有一種意味深長又千絲萬縷的纏繞, 這種纏繞, 既增添了《傾城之戀》的魅力, 也為走進張愛玲自身獨闢了一條“蹊徑”。通過這條“蹊徑”, 我們可以看到, 她是多麼倔強地眷戀其內心的封閉世界。

在張愛玲的“自我”裡, 一面是機智聰敏、才情靈性、犀利精妙, 同時又自我耽溺、自憐自賞、放恣任性、執拗倔強, 另一面是虛無、支離、錯雜、悖論、殘缺、迷惘與孤獨。在她身上, 二者的關係:不是前者否定了後者, 相反, 恰恰是前者造就了後者。

《傾城之戀》的結尾，是白流蘇和範柳原回到了上海，成為了白家人人嫉妒的對象。

可流蘇還有惆悵——她成了富家子柳原名正言順的妻，現在他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

傾城之戀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結局，它講了一個僥倖的婚姻，和一個短暫存在過的愛情。

在那故事背後，躲著一個清醒的女人，也曾有過一段傾城的往事，卻做了不同的選擇。

人們常說張愛玲晚年，如何悽苦。其實不然，她樂得清靜，自願把生活的瑣屑之物一減再減。家徒四壁，是為了與自己的靈魂直接對話。

她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愉。”

質本潔來還潔去，待到塵埃落定，她只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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