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風雲》第109回王佔元與趙恆惕爭地盤 吳佩孚投機取巧
直皖戰爭中，湖北督軍王佔元因附和直系有功，取得了“壯威上將軍”和“兩湖巡閱使”的頭銜，儼然成了“北方之雄”。
王佔元(1861.2.20--1934.9.15)生於河北省邯鄲市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因排行第七，人稱王七，兄洪元。王佔元父親死得早，和母親相依為命，由於時局艱難，家貧如洗，經常受人白眼，後來母親餓死，自己流落邯鄲當店員。 十八歲時，因生活所迫投入淮軍劉銘傳部當兵，掌管大旗。1885年8月，王佔元被保送入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習。1890年2月畢業，投入宋慶的毅軍。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王佔元與張懷芝、曹錕等人參加了鴨綠江戰役。1895年12月，王佔元隨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被委任為新建陸軍工程營隊官、第二營後隊領官。1902年1月，袁世凱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王佔元任新建陸軍左翼（翼長王士珍）步兵第七營管帶。1903年6月任清北洋陸軍第一鎮（統制官鐵良）第一協（統領曹錕）步兵第一標統帶。1904年秋改任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統帶。1905年9月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統制官王應楷）步兵第三協統領。1906年，王佔元由副將銜準“以參將留直補用”。1910年升為記名總兵，官位從二品，成為清軍中高級將領之一。1911年4月7日，王佔元被賞陸軍協都統銜。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王佔元率軍隨蔭昌的第一軍南下，17日開抵漢口附近與民軍作戰，23日王佔元率第三協步兵進攻造紙廠，革命軍迎擊，清軍推進至二道標佈設施位，同時以步兵兩標迂迴至造紙廠附近，民軍在劉家廟江岸車站一線挖戰壕打退清軍進攻。10月26日清海軍開炮掩護陸軍過三道橋，佔領造紙廠和劉家廟，革命軍在大智門謀反攻，在槍林彈雨中節節猛進，奪回劉家廟，馮國璋、王佔元令所部死守三道橋，27日在第一軍新總統官馮國璋指揮下攻佔劉家廟，王佔元部縱兵燒殺搶掠，極為殘忍。11月28日，王佔元和李純等部隊聯合攻陷漢陽，清政府晉升王佔元為陸軍第二鎮統制官，並賞陸軍副都統銜，正二品。
王佔元貪財好色，是個貪鄙之徒、專橫武夫，他自稱“白虎精投胎”，才幹平庸，善於搜刮。在湖北統治多年，串通手下私分軍隊空額兵餉，又復以北京政府欠餉的名義，拖欠許多士兵應發的月餉。1921年6月4日，王佔元自天津會議回鄂後，攜有二百萬大宗款項，不肯發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慶部一團譁變，大肆搶掠燒殺，人民死亡千餘，並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6月7日，王佔元直轄部隊武昌第二師第七團因欠餉未發，受宜昌兵變影響譁變，王佔元避入軍艦，死人二百餘，8日變兵回營，被誘繳械押至孝感，以機關槍掃殺，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師王汝勤部一部譁變。6月11日，漢口領事團向王佔元抗議宜昌、武昌兵變，質問有無保衛能力，否則各國將調軍艦來漢口自衛，19日湖北富池也發生兵變。6月21日漢口領事團以宜昌、武昌兵變外僑損失，向王佔元提出三點要求，在北京的鄂人向國務院請願撤免王佔元職，28日再度請願。7月18日，王佔元又在武昌招集鄂、贛、桂、湘、黔、蜀、滇七省聯防會議。
湖北境內連續發生兵變。變兵燒殺搶掠，湖北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嚴重損失，民情憤慨。“驅趕王佔元”自治運動迅速高漲。湖北各界的地方人士分頭向中央和各地方“山頭”活動，要求撤換王佔元。其駐在河南的吳佩孚和駐在湖南的趙恆惕，則成了他們活動的主要對象。
吳佩孚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在直皖戰爭時起程回洛陽，途經鄭州時對前來訪問的記者道：
“我今生一不做督軍、二不打內戰、三不幹政、四不擾民。”但卻不久在鄭州召集直系將領軍事會議，決定選擇洛陽為練兵地點。
吳佩孚道：
“洛陽為十省通衢，四通八達，地理居中。如果我以重兵駐在洛陽，則居中可以御外，宜於武力統一全國。不僅如此，鞏縣兵工廠近在身旁，武漢、南京兩在兵工廠也有京漢、津浦、隴海鐵路之便，可以朝發夕至，練兵離不了武器、槍械、子彈，缺一不可。”
再不久，吳佩孚率領第三師抵達洛陽，開始集中精力，進行擴軍練兵的活動。
而就在此時，北京政府又任命吳佩孚為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吳佩孚趁就任“副使”一職之便，立即設立了“直魯豫巡閱副使公署”，藉以建立一套自己的軍事指揮機構，從而也就建立了他自己“振軍經武”的大本營。
吳佩孚擴充實力的第一步便是招兵買馬。除對他的第三師進行缺額補編外，還借曹錕之關係，將直軍師長進行缺額補編外，還借曹錕之關係，將直軍師長以下各級軍官職務均提升一級，這樣一來，軍中的原旅長都升任為師長，既為一師，就應有一師的兵力，而部下現雖與吳佩孚軍職相同，但他們之間始終保持著上下級關係，一切仍聽命於吳佩孚。這樣，吳佩孚能掌握的兵力就有第三師、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師、張福來的第二十四師、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閣相文的第二十師等。
緊接著，吳佩孚又開始訓練一大批既要絕對服從自己，又有近代軍事知識的中、下級軍官。他舉辦各種隨營學校或軍官講習所，向他們講授築城學、兵器學、築壘教範等課程，進行專門的軍事教育，而且還向各級官兵灌輸吃苦耐勞、忠心同心等，以使他們絕對服從自己。
對於具體的練兵活動，吳佩孚也相當重視。他在訓練中參照中外戰史兵法，推行以步兵為主，以連為單位；每日“三遍講堂，二遍操”的訓練，他也每次必到，風雨無阻；同時，吳佩孚還大力充實第三師的武器裝備和制定了新的全戰陣勢，增添了不少山炮，還設置了鐵甲車隊和炸彈隊，加強了部隊進攻的能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擴軍練兵，吳佩孚的軍隊同當時其他軍閥的軍隊相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素質上，都要略高一籌。
一次，任兩湖巡閱使的王佔元從天津取道京漢鐵路回武漢，經過鄭州，吳佩孚派出學兵團去車站歡迎，車到時大雨傾盆，學兵團士兵卻直立於大雨中，陣式整齊不亂。
王佔元看後感嘆地對同行軍官道：
“說起來真慚愧，人家是什麼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
事有巧合，就是令王佔元感慨的這支軍隊，在不久以後卻將他趕下臺！
吳佩孚憑藉這支軍隊，開始用“以力服人”的姿態．活躍於北方的政治舞臺上，同時也奠定了日後與曹錕的保定派抗衡的洛陽派的基礎。
湖北人要趕走王佔元，吳佩孚頗感不滿。一是王佔元曾支持過直系，而且與吳佩孚彼此又都是山東老鄉，二是顧及“軍中無戲言”的誓言；三是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他本人也反對“自治”的，因此在接見湖北地方人士的代表時，吳佩孚聲色俱厲道：
“王佔元當督軍是中央派來的，他沒當好我是相信的，但也不會像你們說的那樣壞吧！如果各省都像你們這樣，全要求自治，那還要政府幹什麼？要是各省軍政都歸各省自己辦，那麼中國不成了五胡十六國了嗎？兵變時，外國人受的損失讓他賠，百姓們受的損失也可以讓他賠，賠不出，就免除捐稅，彌補給老百姓好了，兵變的事不能都怪王督軍，這是你們湖北安福派搞的陰謀，故意製造禍國殃民的事，要想借這個機會換督軍，我不同意。”
吳佩孚不同意撤負王督軍，但有人卻躍躍欲試，想趁機擴大地盤，擴充實力，這個人就是坐鎮湖南的“自治”督軍趙恆惕。
趙恆惕（1880.1.11--1971.11），出生于衡陽市衡山縣。舉人出身，湖南軍政首領、中國首任民選省長，字夷午、彝五，號炎午。湖北方言學堂畢業後，赴日留學，入東京振武學校及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炮科 。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8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1909年回國後，蔡鍔邀他去廣西陸軍督練新軍。1911年任廣西新軍協統、廣西督練公所會辦等職。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任為左翼軍司令，率湘桂聯軍參加湘軍援粵。
1912年，被臨時國民政府陸軍總長黃興委任為第十六旅旅長。後被袁世凱逮捕下獄。1915年被蔡鍔保釋出獄，返回湖南。次年任湖南第一師師長，旋任湖南水陸軍總司令。1920年4月，被廣東軍政府任為湘軍總司令，成立湖南制憲籌備處，發表“聯省自治”“主張，組織省憲法規定起草委員會，草擬憲法；憲法起草後，另組憲法審查委員會，將憲草加以審查修正；最後公諸全省人民，由人民投票通過省憲，他也被選為湖南省省長。1922年公佈《湖南省憲法》，任湖南省省長。
遊說和煽動趙恆惕的主要是以湖北籍國民黨人和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認為，“湖南是自治運動先進省區，自治不能孤立”，同時以“進軍湖北可掌握漢陽兵工廠”為誘惑，煽動和盅惑趙恆惕，要湘軍出兵援鄂。
趙恆惕在湖南宣揚的是所謂的“保境息民”的“自治”精神，而現在他若出兵湖北，誰也不敢保證會不會引起群起而攻之。更為主要的是，趙恆惕、吳佩孚等人曾訂有密約，即吳佩孚撤兵後，把湖南讓歸譚延閩、趙恆惕，作為將來南北議和的樞紐，譚延閩、趙恆惕只能取得湖南，不得進而侵犯北方的勢力範圍。因此，要順利出兵湖北．必須先取得不同意撤換王佔元督軍也不允許侵犯北方勢力範圍的吳佩孚的默許。事情終於成功，吳佩孚在趙恆惕的極力疏通下，保持了中立。
1921年7月20日，趙恆惕召集湘軍高級將領舉行軍事會議，決定以援助湖北人驅逐王佔元實行自治為名，調兵4萬，進攻湖北。湘鄂兩省共同努力促進聯省自治的實現。
自武昌兵變後，王佔元直接統率的第二師已失去戰鬥力，其餘的地方部隊也是離心離德，不聽指揮。湘軍進攻湖北時，王佔元一面發急電給北京政府，指揮湘軍違約進攻，一面把拼湊起來的軍隊派往前方，命孫傳芳為總司令，指揮軍隊與湘軍作戰。但大勢已去，王佔元的軍隊士氣不振，連打敗仗。王佔元只得連發急電給北京政府，請求火速派兵援助。徐世昌這位傀儡總統，哪裡有兵可派？他只得將此事交給曹錕、吳佩孚處理。
最初吳佩孚聲色俱厲地不同意撤換王佔元督軍，繼而面對趙恆惕違約進攻王佔元督軍卻又保持中立，但後來卻玩起了陰謀，
7月下旬，直系將領在保定召開出兵援鄂的會議。援鄂，是他們最初制定的處理方案。
會議上，王承斌、張福來、蕭耀南等多數人，主張利用這個機會擴充地盤，把湖北拿到自己手中，曹錕也有這個意思。吳佩孚見眾議已定，就順水推舟道：
“我因王子春（佔元）是北洋老人，對咱們都不錯，趁他危急之時，把湖北拿過來，有點不好意思。若按他那種愚蠢腐敗來說，早應當叫他下臺。今天老帥和大家的意思既然如此，那就這樣決定吧。”
據鄂為已是他們最終目的和處理方案。對於湖南，則是能和即和，當然也不能丟掉任何有利時機以儘可能地擴充地盤。
直系既想據鄂為已有，卻又打著援鄂的名義，並且為了做得天衣無縫，吳佩孚面授計謀於“援鄂”總司令蕭耀南道：
“為做到不露痕跡，使王佔元自己引退，你一到武漢，迅速派兵扼守重要據點，不要與王佔元見面，拉攏漢口鎮守使杜錫鈞，形成湖北內部‘倒王’的中心。”
在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等聯絡下，湖南督軍趙恆惕任援鄂總司令，以湘軍第一師宋鶴庚為援鄂總指揮，21日湘軍兩個師由嶽州進攻湖北，王佔元急令第十八師師長孫傳芳為中路前敵司令、劉躍龍為左路司令、王都慶為右路司令，25日王佔元調鄂西軍往蒲圻佈防組織防禦，情況危急，向吳佩孚求救，第八混成旅靳雲鶚部亦自豫往援。
7月29日湘鄂戰事開始，湘軍第二師魯滌平部敗鄂軍朱大霈旅於羊樓峒，吳佩孚令第二十五師師長蕭耀南為援鄂總司令率兵入湘，30日蕭耀南率軍抵漢口，再不前進，坐山觀鬥，準備鵲巢鳩佔，聯合湘軍趕王佔元下臺，31日湘軍第二師魯滌平攻佔趙李橋，敗第十八師孫傳芳部。8月3日孫傳芳督第二師奪回趙李橋，敗湘軍，4日王佔元殺湖北國會議員國民黨人劉英，5日湘軍右翼敗蒲通鎮守使劉躍龍，佔領通城，6日湘軍再佔趙李橋，孫傳芳部退蒲圻。前方被湘軍所困，惶惶不可終日的王佔元，尚矇在鼓裡，還在不斷向曹錕、吳佩孚連連告急，等待援兵到來。待蕭耀南領兵到武漢後，王佔元見蕭耀南的部隊遲遲不向湘軍發動攻擊，屢次催促又毫無動靜，方才逐漸醒悟到，直軍不是前來救援，而是別有用心。8月6日，王佔元在內外交困之中被迫發出通電，宣佈辭去兩湖巡閱使和湖北督軍的職務。11日夜，他乘船離開武漢。在碼頭上他向送行者吞聲飲泣道：
“我六十多歲的老翁，這次卻上了人家的當了。”
1922年4月21日，浙督盧永祥及張錫鑾、趙爾巽、王士珍、王佔元、孟恩遠、張紹曾等電曹錕、張作霖勸告息爭，請“同蒞天津，清除隔閡”，22日又聯名電吳佩孚，請“持堅忍態度，以待調人之進行”，未能起到效果。4月28日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5月直系勝利，王佔元再次靠攏曹錕、吳佩孚。6月19日，北京政府派王佔元、宋小濂赴榆關監視奉直撤兵。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開始，王佔元被任命為“討逆軍檢察使”，10月直軍大敗，11月張作霖到北京，對王佔元極為冷淡。
王佔元跨臺，湖北地盤歸誰？
吳佩孕趁著北京政府任命他為兩湖巡閱使之機，馬上打起了算盤，將自己與湘軍形勢互相對比了一下，發現自己還尚處劣勢，便使了一個緩兵之計，即讓直系將領向趙恆惕發出停戰議和的信息，使得從8月上旬到中旬這一段時間中，湘直兩軍處於不戰不和的狀態。吳佩孚用此謀略，贏得了調兵遣將的時間。
等到前方部署完成，吳佩孚馬上翻臉。8月16日，他下令扣留湖南的談判代表，並向趙恆惕提出了“湘軍完全退出湖北，懲辦湘軍師長宋鶴庚、魯滌平”的“最後通牒”。與此同時他還裝腔作勢地對部下道：
“我一生用兵，不為戎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今湘軍甘冒不韙，進佔湖北邊境，我建議和平談判，解決爭端，他們又不以為然。既然如此，那就彼此兵戎相見，一決勝負好了。”
8月22日，湘直兩軍開始了激烈的爭奪戰。一時間，湖北地區又是濃煙滾滾，燒殺搶劫，一片悽慘狀況，受害人民怨聲載道。久戰爭疲勞的湘軍已經不堪一擊，紛紛敗退。在岳陽的趙恆惕見事不妙而落荒出逃，他的司令部人員和駐岳陽的湘軍，大部分被俘。樹倒獼猴
散，湘軍司令部被擊，在前線的湘軍就像潮水一樣潰敗。
吳佩孚雖然打了勝仗．但他也深知各山頭之間微妙關係的變化，弄不好還會使自己處於被群起而攻的對象。而且當時湖南是南北雙方的一個緩衝地帶，吳佩孚可不想與南方直接接火交鋒。因此，他對湘直大戰直系取勝不斷表白開脫，說什麼川、湘、鄂三省“勢若唇齒，誼屬兄弟”，並且發出“既往不咎，息事寧人”的通電，派人向趙恆惕建議，共往岳陽議和，以結束湘、直兩軍之間的戰爭。
9月1日，趙恆惕乘英艦到達岳陽，登上吳佩孚的坐艦“楚觀號”，進行湘直和平談判。趙恆惕上艦時，吳佩孚態度頗為傲慢，竟坐著不動，瞪著一雙大眼，雙方僵持達五分鐘之久，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吳大帥不讓座，趙督軍只好站著不動，神情發呆，舉止不安，臉上呈現現疑懼之色。呆了一會，吳佩孚張開玉口道：
“與朋友交而無言，馭部下無能，你是願打願罰？”
趙恆惕膽怯道：
“我實在是受人脅迫無法善處，請大帥原諒吧。”
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雙方最後簽訂了湘直停戰條約，趙恆惕被迫讓出岳陽。吳佩孚又實現了他的實力加謀略的秀才軍閥的處理手腕，同時這也暴露了他所說的“不要地盤，不做督軍”的虛偽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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