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9日，紅軍佔領遵義。
當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到遵義縣城參加遵義會議時，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充分發揮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成功地阻擊南面來犯之敵，保證了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
遵義會議成功召開了，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從1月19日開始，紅軍各部在毛主席的指揮下開始“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戰役，是毛主席指揮中央紅軍用三個月的時間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滇三省，巧妙地穿插於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圍剿之間，不斷創造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牢牢地掌握戰場的主動權，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戰例。
在一渡赤水後的2月23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三軍團必須在月底前重佔遵義，以調動敵人南返。
於是，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城戰鬥打響了。2月24日，鄧萍與彭德懷、楊尚昆率部從川南急行軍，撲向通往遵義的要隘一一婁山關，但此時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黔軍已先佔領了這座通往遵義的北大門。
鄧萍
按照軍團首長彭德懷和楊尚昆的要求，鄧萍作了詳細的部署並親自指揮了這場戰鬥——十一團首先從婁山關左翼迂迴到山後斷敵退路；十團、十三團分別從正面和右翼進攻。
三軍團的指戰員們非常勇敢，戰力很強。不到兩個小時，就拿下了黔北第一要塞——婁山關。
紅軍首戰告捷，乘勝前進，於27日上午9時攻佔遵義城外圍的石字鋪。
傍晚，部隊進抵遵義城下，在紅軍的攻擊下，敵人縮進到位於湘江河西岸的老城。
為了進一步摸清敵情，鄧萍和十一團政委張愛萍、參謀長藍國清，冒著陰雨和極大危險，匍匐前進到距拱安關北幾百米外的湘江河東岸，隱蔽在茂密的草叢中觀察。
鄧萍舉起望遠鏡仔細地搜索，並按軍團意圖部署夜間攻城計劃。
由於通訊員在將作戰計劃送到河對岸的連隊時暴露了目標，守敵從城牆上開槍射擊，其中一顆子彈不幸擊中了鄧萍的頭部，鄧萍當即倒在張愛萍的右臂上，鮮血頓時染紅了兩人的衣衫。
鄧萍犧牲時年僅27歲，是長征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紅軍將領。
隨即，十一團政委張愛萍用電話悲傷地向軍團長彭德懷報告了這一不幸消息：“鄧參謀長犧牲了。我們一起在前線觀察，……是九響槍子彈打中的，從前額打進從後腦出來，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紅了……”
聽筒另一邊先是沉默，緊接著是軍團長彭德懷撕心裂肺的哭聲。
鄧萍生於1908年，四川富順人，畢業於黃埔六期，1927年入黨，同年冬受中央委派前往由彭德懷擔任團長的湖南獨立第五師第一團搞兵運工作。1928年下旬，在上級指示下，鄧萍與彭德懷、張榮生、李光組建一團黨支部，鄧萍任支部書記。
1928年，鄧萍參與領導了平江起義，任中共紅軍第五軍委員會書記和紅五軍參謀長，1930年任紅三軍團參謀長，參加了長沙戰役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
彭德懷與鄧萍的感情很深，自1927年冬初識開始，二人就一直朝夕相處，並肩戰鬥達7年之久。
鄧萍犧牲後，他的遺體被安放在一塊背風的窪地裡，一盞風雨燈掛在一棵小樹上，發出昏黃的光。當晚見到鄧萍遺體時，彭德懷已是淚流滿面。他掏出手巾，小心翼翼地為鄧萍擦去臉上的血跡和塵土，然後低頭默哀。
彭德懷對張愛萍說：“給參謀長換身新軍裝，如果沒有，到總供給部去領，就說是我說的。”
惡戰前短暫的寂靜。下達作戰命令時，彭德懷幾乎是在吼：“拿下遵義城，為參謀長報仇！”
臨近拂曉，遵義老城終於被紅軍攻下，告慰了鄧萍的在天之靈。
由於當年戰事繁忙，紅三軍團指戰員將鄧萍烈士的遺體只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標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尋找鄧萍等烈士遺骸的工作，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
遵義當時沒有人知道鄧萍烈士遺體埋葬的位置，也沒有人知道鄧萍烈士的身體特徵。幾年下來，遵義幹部群眾雖歷經艱苦的奔波尋找，鄧萍烈士的遺骸仍然沒有下落。
1957年夏，時任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接到了當時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婁山關戰役中曾擔任三軍團第十二團政委蘇振華傳達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指示：中央軍委很關心尋找鄧萍同志遺體埋葬處這件事，希望當地政府幫助尋找鄧萍遺骸的下落。
彭德懷元帥還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情況：由於當時戰事緊張，鄧萍同志犧牲當晚紅軍指戰員就在紅三軍團駐地街上買了一副黑漆棺材裝殮遺體，第二天一早即掩埋在遵義城北郊山坡，沒有立碑記載。
根據北郊山坡和黑漆棺材這兩條線索，終於找到了鄧萍烈士的遺骸，在鄧萍遇難處附近的小龍山上修建了鄧萍烈士墓。
1957年夏，鄧萍遺骸在遵義城北松子坎羅家墳山被找到時的情景
對於長眠在遵義的親密戰友鄧萍，彭德懷曾深情地追憶道：“從平江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從江西蘇區轉戰到長征途中，直到他犧牲前，我們一直在一起工作，互相配合得很好。鄧萍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作戰指揮沉著果斷、英勇頑強，是一個很有才幹的優秀軍事幹部。”（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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