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來勢兇猛，秉著對人民生命和世界高度負責的態度，我國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措施來抗擊病毒。從目前情況看，這場病毒對經濟的衝擊是史無前例的。說史無前例，不是指對經濟衝擊的量的大小，而是指這次衝擊的特點是史無前例的。如果不清醒地認識這些特點，簡單的比照以往抗擊災難，比如SARS，以那時恢復經濟的方法來對待這次的疫情，不僅效果不彰，可能還會形成巨大的後遺症。
第一個特點，是供給的停頓，不是需求的萎縮。由於這次抗擊新冠肺炎採取的是大範圍封城方式，中國幾乎所有經濟發達省份都進入了應急狀態，再加上延長春節假期，經濟瞬間停頓。從表象上看，是需求沒有了，實際是，由於大多數工廠、商店、服務企業停止營業，供給停止了。這與以往災難、戰爭、疾病引起的需求萎縮是不同的情況。
第二個特點，大量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遇到了生存困難。以往在經濟下行中，由於需求不振，企業遇到的是經營中的困難，包括經營流動性困難。但這次面對的是不能營業的生存危機。
第三個特點，大量勞動力與勞動場所發生空間錯位，給復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由於這場總體戰是與春節假期同步開始的，這讓我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無論是企業還是機關，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有一定量的員工是異地的，或者是戶口在異地，或者是老家在異地。因為春節假期，當我們停止企業經營，停止人員聚集和流動，沒有什麼感覺。一旦需要復工，就發現沒有員工。大量工作人員和工作場所在空間上發生錯位，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都沒有的。由於許多打工者與企業之間並沒有穩固的勞動關係，一旦開始復工，由於種種原因，會有許多人面臨重新擇業的局面，這意味著復工不可能像本地員工那樣，全員即時回到崗位上。
第四個特點，由於現代產業鏈大範圍的空間佈局，一旦幾近全面的封城封路，切斷病毒傳染途徑的同時，也切斷了產業鏈。這又與歷史上瘟疫和災難不同。歷史上災難一般都是局部的，因瘟疫而採取隔離措施，隔離區域也是局部的，由於產業鏈簡單，大多數生產經營不需要遠距離的關聯，因此，無論是災難區域或瘟疫隔離區域內，還是隔離區域之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可以自給自足的。這次的不同在於，產業鏈一旦切斷，無論區內區外，經濟都將相當程度的停頓。當要復工的時候，產業鏈並不能像停工時那樣可以瞬間原樣恢復。
第五個特點，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同樣如此。中國經濟因疫情而造成的損失，不是簡單的在量上拉低了世界經濟GDP增速幾個百分點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減少了需求的問題。初期，是中國人出國旅遊、商務少了，影響了各國的旅遊、餐飲等需求。然後是因為中國經濟停頓，減少了進口，當然也是減少了需求。如果中國經濟再停頓一段時間，中國生產的原材料、零部件、最終產品不能出口，有可能迫使其他國家的生產、經營也進入停頓狀態，雖然這些國家的需求並沒有減少。歷史上可能只有因為戰爭等政治因素，導致石油等能源物資斷供，才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就目前而言，各國在應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都有自身政治經濟戰略的考量。這中間，有防止疫情本身的，也有希望利用這次疫情達到自身目的的，比如以此遏制中國的發展；藉此機會在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鉤；在某些產業領域趁機爭奪市場份額等。
因為以上這些特點，以及疫情本身的臨時性，應對疫情衝擊，在經濟上更需要從戰略角度，因勢利導，有針對性的借力發力，而不能就疫情論疫情。
首先，無論是在抗疫中還是疫後建設，都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不放鬆。絕不能為了應對由於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回到十八大前粗放式發展的老路上去。必須鞏固“三去一降一補”和“三大攻堅戰”的成果。應該看到，由於疫情，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會有非常巨大的改變，這本身是促進經濟結構改革的巨大因素。同時，由於大範圍隔離措施，對原有的產業鏈、供應鏈影響非常大，再加上勞動力和勞動場所錯位，許多勞動者的擇業選擇會改變，疫後恢復生產經營，不可能回覆到原來的產業結構，可以說，疫後經濟恢復的過程，也是產業結構大調整的過程，這將啟動新一輪的投資高潮。當前部分地區和企業的搶人行動，實際上是拉開了產業結構調整競爭的序幕。這樣的調整，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做的。為了經濟的儘快恢復，為了穩就業，一定的刺激措施是必須的，但刺激的方式和方向，必須符合改革開放的要求，必須有利於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其次，在抗疫過程中和逐步復產初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的是不能經營的生存危機，不是經營困難。這種情況下，各種刺激政策對幫助這些企業生存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會留下許多後遺症。無論是目前還是今後，對於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都不應該簡單地歸納為“融資難、融資貴”，近期各類機構的調研充分反映了這個情況。如果簡單地從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出發尋找對策，既不能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當前的生存危機，也不能根本解決今後的經營困難。當前，作為臨時性的對策，應該尋求各類臨時性的財政政策給予中小企業以一次性的補助，幫助它們解決生存困難，從而穩住企業、穩住就業，也穩住復產的基礎。
第三，加速市場機制改革與建設，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在恢復經濟中，依然需要尊重市場規律。要堅決防止地方政府的行政之手，以抗疫為名，干擾市場。疫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過程，是新一輪投資高潮，也是市場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資源的配置是否有效，還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這次疫情中存活的企業，包括通過救助存活的企業，一定會有一大批在今後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消失。必須明確，在復產中對這些企業進行救助，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目的是保證經濟活動儘快恢復正常，穩定就業，但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責任保證這些企業在今後的競爭中永遠存活。目前，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外管局和各家商業銀行，已經就抗疫出臺了許多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不應該再對金融機構提出行政性的要求，避免再次出現大量殭屍企業佔用大量寶貴金融資源的情況。必須指出，個別地方政府對金融機構提出的一些要求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也是需要復產的企業，它們有強烈的願望放貸款、做業務，把兩個月的損失奪回來。銀行等金融機構，又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主要載體，應該讓它們在有效監管下，按市場原則，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反過來說，一個企業能不能融到資，本身就是經受市場考研的結果，是被市場選擇的結果。
第四，加大對新興科技行業、醫療健康行業研發和產業化應用的投入。這次疫情，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是一次實實在在的檢驗，這些技術的長處、目前應用的侷限和缺陷，今後應該往那些方向改進和開發等。比如，智慧城市，原來許多地方都是按想象在開發和應用，通過這次的檢驗，今後建設智慧城市的目標就更明確了。比如家庭辦公、遠程辦公、線上教育等，哪些行業、哪些課程更適合，也可以看得清楚了。可以說，經過這次抗疫，這些技術和行業將從想象的狂熱發展階段進入到理性實用大發展的階段，就像2000年前後的互聯網技術。醫療健康行業，就更不待說了。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支持這些技術和行業發展的引導政策、管理規則。
尤其是，政府、企業，都應該借這次機會加快這些技術領域的研發和開發投入，確保我國在這些技術研發和應用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並支持這類企業走向世界。如果考慮走向世界，這些企業從現在開始，就要規範自己的行為，即在提供技術產品、技術服務的過程中，確保客戶信息的安全，確保不竊取、使用客戶的信息。同時，這些企業更要有勇氣直面市場，而不是依靠政府優惠政策的扶持。
第五，堅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支持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競爭。其他國家利用這次疫情有自己的政治經濟戰略考量，我們在繼續抗疫的同時，也應該積極應對，借力發力，同樣把這次抗疫鬥爭當作一次國際競爭的機會，確保在新的產業結構調整中佔據有利地位。實際上，每一次災難後，都是各國重新博弈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的機會。因此，國家要有針對性的制訂財稅、金融政策，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要特別注重對核心技術、關鍵生產環節的競爭與佈局，進一步完善我國在世界供應鏈中的產業結構。支持企業走出去，還是應該尊重法律和市場，讓企業真正面向市場參與競爭。不能把支持變成扶持，最後扶持出沒有市場競爭能力的巨嬰企業。
第六，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中心。一方面，在疫後可以儘快縮短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發展的觀望期；另一方面，形成區別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鮮明特色；再一方面，通過金融服務有力地推動全球化進程，幫助我國企業在新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供應鏈調整中佔得先機。
第七，高度關注其他國家疫情發展。這次疫情有可能會在更多國家蔓延。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國應該在繼續抗疫的同時，制訂疫情再傳入的應對預案。一方面，要制訂抗擊疫情再傳入的預案，另一方面要研究有關國家因為疫情發展對世界經濟、尤其是我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並研究我們的應對之策。目前看，我國在復產復工初期，因為前期供應鏈的斷裂，除了會出現搶人潮，還會出現一波搶物資潮。當前就應該安排一些有能力的企業，進口我國復產復工必須的物資（大宗商品、原材料、零部件等）。
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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