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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庭
作者 甘一飛
我家是個農民家庭，住在陝西華縣縣城北約十華里的下廟鄉北甘家村。我生於1910年8月1日，當時中國正處於辛亥革命前的動盪時期，但就這個西北地區貧窮的小村莊來講，尚未受到近代革命的衝擊。這裡文化相當落後，生活十分貧苦。小時聽父母親說，我的祖父、祖母在清同治年間先後逃到南山金堆城和渭北丁字坊避難，祖父死在金堆城，祖母死在北約八十里的孝通。當時家裡很窮，只有六分土地。
甘一飛
父親這一輩兄弟三人：父親甘映德(炳坤)為長；二叔給人作了上門女婿，早年去世；三叔甘映升(炳緒)娶了童養媳(老舅家的女兒)，後則分家另過。父親曾給我村地主張德彥家當長工，母親是朝邑縣的一個農家姑娘。母親一生共養育了我們六個孩子。大哥全仁，在家務農；二哥全義，在興市鎮一個小雜鋪先後當學徒、“把式”；三哥在清光緒二十六年遭荒時，因為家裡養活不了就賣給了賈家村的賈某，換了兩石高梁、兩三丈土布，長大後在軍閥陳樹藩部當了兵，當了個排長，後來戰死了；姐姐嫁到西甘村，受婆婆的虐待，把孩子生到廁所裡送了命；小妹妹尚未成年就病死了。姐姐死後由我送葬、燒紙。伯叔家的姐姐嫁到吳家老莊一個農家。
到父親時，家中只有一兩畝薄地，三四間破房。炕上鋪張草蓆，沒有褥子，我和父親合蓋一條被子。靠租種人家的地和借債度日，生活很困難。
我九歲時被過繼給伯父甘映清為子。當時伯父已去世，我繼承了伯父的遺產，有了五十多畝土地。因我年幼，伯母吸大煙，伯叔姐年小，我所繼承的伯父家的產業也就完全由我父母和大哥經營。父母、大哥他們披星戴月勤耕細作。冬閒時搞運輸，給人運鹽、茶葉、棉花掙些錢，日子逐漸好了起來。後來蓋了十來間房子，買了大車、騾子、牛，土地最多時達七十多畝，有了一些家業。平時僱個長工與父兄一起耕耘；夏收、秋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動。大哥、二哥和我都娶妻生子，全家人數達十七口之多。
我的父母都是西北地區典型的忠厚淳樸的農民。父親性情剛直，處事公正。晚年信奉佛教，給觀音菩薩早晚一爐香，晨昏三叩首，從不間斷，十分虔誠。他很同情共產黨和紅軍，說陝北紅軍劫富濟貧，是紅孩兒下凡救苦難的人民來了。
父母雙親皆目不識丁，大哥、二哥也只念過幾天冬學，不識多少字。在支差、納糧算賬中累受欺凌，深感“睜眼瞎子”的痛苦，因此他們很想讓我念書。特別是父親，一再對我說：“你要對得起你伯父，他要供你上學成人，你要好好唸書，長大成人把咱家看住了就行。”就這樣父親辛勤勞動，勒緊褲帶，省吃儉用，供我上學。他們飽受軍閥戰爭的困苦，土豪劣紳的欺壓，受高利貸的剝削，眼看親友、鄰居處境困難，沒有辦法解脫，就求神拜佛，指望神靈拯救。我從學校歸來，常向他們宣傳地主、土豪、劣紳、高利貸剝削欺壓人民，和共產黨、紅軍救人的事件。他們都很願意聽，相信我，也支持我參加學生運動。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中，母親聽到國民黨打學生、抓學生，日夜為我擔心，怕我被抓去。次年我回家她見到我後就高興了。父親思想開朗，他知道了黨指導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後說：“國家的事大家都不管誰管，人家都那樣，讓他去闖吧！”
1944年，我在山西太嶽區錦上縣接到從靈石敵佔區某關係商號轉來的信，驟聞父母去世，頓感雖承父母養育之恩，然臨終沒能見一面，心裡很是難過。但因革命任務在身，未能奔喪，只好迎著西風，表示自己的哀悼。
1949年年底，我奉命由天津到西安，路過華縣，在家住了幾天。物是人非，不見父母，愴然淚下。聽說家中接我的回信後，由於張丙乾挾嫌向敵第一軍特務機關告密，一天半夜特務搜查了我家，要大哥交出共產黨的書籍、文件，結果一無所有，只是搶了些財物走了。又聽說母親臨終前三次咬破中指，希望藉此刺痛我的心，促使我能夠回家與她相見。儘管這種想法不能奏效，但殷切思子之心，令我非常傷感。
我同更生同志帶著成斌，入俗備些香紙，到父母陵墓前，跪拜哀悼，寄託哀思，追念父母養育之恩，悔訴未能奔喪之懷，示告父母在天之靈，苦難人民已經解放，祈禱父母含笑安息於九泉……
作者簡介：甘一飛(1910——1998)，華縣下廟鎮康甘村人，一二・九愛國學運先驅，長期在山西參加革命鬥爭，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陝西日報社社長等職。
原文來源：選自甘一飛回憶錄《東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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