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清官是中國古代社會里的一大特色，千百年來，平常老百姓對於清官那是喜愛有加、樂此不疲，廣泛而長期地口口相傳，使得這種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比如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即使三歲的小孩也是耳熟能詳。但是在中國古代，為什麼說有時候清官反而比貪官更加可恨呢？
晚清小說家劉鶚拋出一種觀點，認為清官最大的毛病就在於道德上有一種絕對的優越感，這使他們覺得自己所作出的所有判斷和行為都問心無愧，從而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甚至剛愎自用的境地。做事所憑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臨下，現實情況、世俗人情一概被他們斥之為鄉愿。很明顯，這種心態是極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說，比如聽審刑獄時，容易濫用刑罰、草菅人命；往大了說，對國計民生無所補益，反而會誤事。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來看看士大夫（乃至皇帝）對於清官的評價往往集中在一個“刻薄”二字上。這個“刻薄”意義很廣，既包括用法嚴苛，也包括對屬下和部民苛責，還包括在施政中偏執、強硬，不近人情。我們都清楚清官的為人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潔癖，對人太過苛責，如果別人不能達到他們的標準，就一概斥為泥豬、癩狗、汙穢小人。這種心態導致他們在施政中用法嚴苛，而這一點卻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清官是整個社會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但是在現實中卻不見容於官場，這確實讓清官們百思不解、苦惱不已！
你比如名吏汪輝祖曾以自己為官數20多年的經驗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術的一端，並不足以解決現實中的所有問題。誠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雲：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這並非是鄉愿之言，而是對清官愛之深、責之切的期許。
所以，我們將清廉寄予個人道德修養，本身就是悲劇，討論是清是貪就沒有意義了。當今之世界，凡相對清明的國家，無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嚴格的執法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社會進步，如此我們還需要清官嗎？貪官還有市場嗎？
你們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對於“清官比貪官更可恨”這個問題，你又是怎麼看待的呢？閱讀更多 二戰歷史愛好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