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君按：又到了做年度总结的时候，研习君回首这一年审的文、聊的天，发现写小说最大的难题不外乎这么几种：立意没亮点（或者压根没立意），结构混乱不完整，人物太单薄脸谱化、形象立不住、缺乏吸引力和成长性、行为缺少逻辑，情节过于套路或过于平淡没高潮……有人过于依赖灵感和讲故事的才能，有人又过于依赖情节的反转……
但好在，不管哪种问题，我们都可以对症下药。今天研习君就来看看毕飞宇的“年度总结”来分析分析，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思路。
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才拿起了笔。而毕飞宇正好相反，他说，“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
“文学是可教的”
在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的小说课上，毕飞宇讲的多是已被时间证明的经典。但是，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创意写作坊，毕飞宇还未曾讲解过已经发表的小说，而是帮助学生们完善他们自己写的小说。对此，毕飞宇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观点：文学是可以教的。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文学，或小说是不可教的。“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许多著名的教授都有过这样的论断。毕飞宇认为，文学除了有非理性，即才华、直觉、想象力、情感，这些“不可教”的内容以外，同样也包含理性的部分，即逻辑、语言的基本结构，人物形象的基本构成等等。
他总结，写小说有一个最基本的技术层面，第一个结构，第二是呈现性。在他看来，一个学生如果可以把小说基本结构捋清楚，具有基本叙事、描写能力，那么他最起码可以写六十分的小说。而他在广外的工作就是要告诉每一个渴望写小说的年轻人，当他们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告诉他们这儿有一扇门，一定要把这扇门打开，然后进入门的内部。“小说在门内，不能只漂浮在故事和人物周围。”
“缩短从脑袋到手臂的距离”
小说写作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然而小说写作的过程本身就很珍贵。毕飞宇提出，写小说是一个不断克服写作困难的过程，最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塑造更加强大的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很好的训练成为一个小说家、成为一个有艺术气质、有想象力、会处理自己情感的人，即便以后不靠小说吃饭，但在未来某个时刻，当他们在使用母语的时候，一个非常精确的表达，也会散发无穷的魅力。写作给人带来的改变，会像人的胡子、嗓音、肌肉、骨架、皮肤……在发育过程中逐渐成型。在这四年里，毕飞宇的目标是要让学生们尽可能缩短从脑袋到手臂的距离，最终达到“以手写心”。而他认为这一切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
对于大学生写作来说，阅历不足是否会局限他们的题材？毕飞宇认为未必如此，通过阅读可以帮助我们抵达生活经验以外的事物。他坦言，在创作《青衣》时，自己对京剧的了解仅限于手头上的一本《京剧知识100问》。然而小说出版之后，不少行家都以为他精通京剧。
“生活没有给我那么多，我也不具备波澜壮阔的人生，没经历过九死一生，但我的人生也挺丰富，因为我读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是阅读和写作支撑了我自己，从一个青年到中年。”毕飞宇说。
《平原》曾被删8万字
1970年代，当毕飞宇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时，父亲就帮他把形式逻辑学从头捋了一遍，在上高中前，毕飞宇就已经把大学的逻辑学课程自学完了。他认为，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开始规避混乱，让文字更有效。
毕飞宇回忆，他在少年时曾因痴迷康德哲学引发精神危机，后来被擅长逻辑学的父亲一句话点醒，精神危机才得以解除。因此，他也再三强调写作中逻辑的重要性，对于新手来说，应从现实主义的手法开始，追求语法和生活逻辑的配套，只有做到了这样，小说创作在技术成熟后才有超越逻辑、进入更高境界的可能。
其次，他认为小说的技术问题永远是第一位。毕飞宇回忆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作家坊时，课上讨论的全是技术问题，翻译毕飞宇小说的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也曾建议他删减小说的部分内容，以求表达更简洁。
“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里的许多东西是不需要的。”毕飞宇透露，小说《平原》25万字，但其实他最初寄给编辑的时候是33万字，被删掉的8万字是“右派”顾先生大量的心理描写、哲学说教，以及1976年苏北乡村的大段风景描写。
在毕飞宇的反复斟酌下，他认为这两个部分“不符合小说的故事逻辑”，最后“心一横”，痛下杀手，坚定不移地删掉这8万字。最终使得在小说《平原》原本就厚重的底色上多了一份轻盈，“如果题材本身就厚重，文字也厚重，那么小说呈现就会很‘黑’，像一块铁。这就是写作要服从的逻辑。”毕飞宇说。
在这个不断删减、反思的过程里，毕飞宇感受到文学编辑对整部小说成型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赞赏电影《天才捕手》中的编辑把沃尔夫从一个作者“删”成一位大师的经历，“在中国，作家很牛，编辑没有地位，在西方正好相反，作家之上永远有一个编辑镇着，编辑一定有办法让作者按他的要求改稿子，也就是，简洁，简洁，再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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