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提及“三藩之亂”，相信大部分讀者都會想到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以及平南王尚可喜三人，在這其中，由於吳三桂是該起事件的“直接挑起者”，且此人屢次改換門庭，由最初的“叛明投闖”再到“叛闖投清”，直至最終“叛清自立”，毋庸置疑，這些“履歷”也成為了世人對於吳三桂本人及“三藩之亂”貶義評價的一大主要因素。與此同時，由於吳三桂在整起事件中過於“耀眼”，使得其他諸如耿精忠、尚可喜、尚之信、孫延齡等次要人物在整個“三藩之亂”中逐漸褪去了本該有的“光芒”。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人們在談論“三藩之亂”時，常會將平南王尚可喜牽扯進來，但熟悉這段歷史的讀者朋友應該都清楚，尚可喜本人自始至終從未有過一絲想要反清的意願，至於人們在潛意識裡為何要將他列為“三藩之亂”中的一大罪人，在筆者看來，其根本原因還是栽在了“平南王”這頂烏紗帽及他那不肖長子尚之信的手裡罷了。

尚之信，子德符，號白巖，乃尚可喜的長子，生於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作為一地藩王之長子，尚之信可謂是自幼便享受到了常人所不具備的成長環境，且不出意外的話，世襲平南王之爵、稱霸廣東可以說是唾手可得，然而，“抓”得一手好牌的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沒能好好珍惜上天賜予他的地位和條件，反而聽信吳三桂的引誘，挾父叛清，最終活生生地將“一手好牌”打的個稀巴爛。有鑑於此，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以尚之信為第一視角，同時結合相關史料的記載，來對爆發於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亂”做一番新的探索。

本文的研究內容：

01、早年經歷

如前所述，尚之信出生於公元1636年，也恰恰是這一年，身為明朝降將的尚可喜被皇太極冊封為“智順王”。十年後，也即是公元1646年，得益於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的“衝冠一發為紅顏”之舉，清軍順利入關，自此，清朝問鼎中原的局面正式拉開帷幕。然而，入關並不意味能夠一舉統治整個中原，實力尚存的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以及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權”仍佔據著故明的大半邊疆土，因此，將這些勢力一舉消滅殆盡自然而然地列入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下一步計劃之中，而滿清統治慣用的“以漢制漢”之策（即以前明朝降將消滅反清勢力）在此過程中又一次被成功實施。作為“漢族軍團”的重要一員大將，尚可喜自然是要肩負起抗擊反清勢力的重任的，在此期間，由於身為長子的尚之信常年追隨在自己身邊，以至於或多或少經歷了戰火的薰陶。史料記載：尚之信隨父征戰過程中，“臨陣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廢，終身無勁敵。”

種種跡象表明，幼年時的尚之信還是深得父親尚可喜喜愛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尚可喜最後並沒有將平南王之位傳襲給尚之信，而是傳給了次子尚之孝。

尚之信

02、父子矛盾加劇

史料記載，尚可喜之所以會叛變，皆是因為其子尚之信極力威脅的，由此可見尚氏父子之間的矛盾程度之深。那麼，此二人究竟是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而反目成仇的呢？在筆者看來，正是順治十一年。正如文章前面講，順治十一年，尚之信受順治帝賞識並出任其貼身侍衛。從表面上看，此舉並沒有什麼不妥，憑尚之信的能力，斷然也是可以勝任這一職務的，但深度剖析的話，這裡邊定有蹊蹺。眾所周知，“三藩”各自均手握重兵，且享有朝廷賦予的“便宜行事”之權，而清朝初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在滿清統治階層仍佔據著相當的“市場”，因此，為了向朝廷表示忠誠，藩王們便會以各種方式將“人質”送往京師，以便獲得滿清統治者的完全信任，從而更好地發揮其作為藩王的政治和經濟大權，保住自身的榮華富貴。顯然，從這一角度來看的話，尚之信之所以能夠得到順治帝的賞識，其根本原因除了自身傑出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則是待在皇帝身邊充當“人質”。

荷蘭人筆下的尚可喜

作為“人質”，那麼尚之信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危肯定也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裡。除此以外，更讓尚之信感到焦慮的是，一旦尚可喜戰事有失或不經意之間與滿清統治者產生摩擦，到那時自己也就必然會落得個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由於長時間處在這種惶恐不安的狀態中，尚之信暴躁情緒的產生也就難以避免，久而久之，憎恨將自己“騙”進京師的父親尚可喜也就成為了他發洩情緒的唯一途徑了。

從整個尚氏家族的命運來講，將尚之信“質”於京師肯定是利大於弊的，就算第七子尚之隆入住京師之後，尚可喜也並沒有將尚之信召回廣東的意思，因為尚之信作為長子的身份導致其在政治上的意義是無人能比的，這一點，尚可喜是站在整個尚氏家族的利益得失層面去考慮的。但由於尚之信所處環境的特殊性，是根本不會有尚可喜一樣的考慮和打算的，同樣，遠在廣東的尚可喜也並不清楚尚之信的具體生活狀況。因此，從這一層面來看，尚之信父子之間的矛盾極大概率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

尚可喜

03、尚之信成為“三藩之亂”真正的“始作俑者”

據相關史料記載：尚之信酗酒嗜殺，“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每醉後，常手刃人，或縛而射之以為戲，比死乃己”。如前所述，尚之信是在軍營中長大的孩子，而軍營是斷不可能擁有使其養成酗酒的環境，況且其父尚可喜長期圍在身邊，因此，尚之信酗酒的惡習也只有在京師當“人質”的時候養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便是其發洩情緒的一種直觀體現。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八月，尚可喜“慮其觸冒法網”，以年老多病為由，奏請朝廷讓尚之信回廣東代理藩務。次年，尚之信抵達廣東。

此後，尚氏父子之間的矛盾正式公開化。

由一個毫無人身自由可言的“人質”瞬間成為為一地“藩王”（此時還未正式襲平南王之位，但已執掌平南王之印），這種環境陡然變化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也間接地促使尚之信要將其父尚可喜當做情緒的發洩對象。史料《平定三逆方略》中記載：

益嬌怙，凡老王用事人，舊有不快者，小則鞭，大則殺，王無如之何。

顯然，回到廣東後的尚之信已經不再是年邁的尚可喜所能控制得了的。最終，為了躲避尚之信這一“禍患”，尚可喜採納了心腹的建議，向朝廷上疏請歸遼東。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朝廷方嫌尾大，計莫若率諸少子及左右親信歸耕遼東，避俺答去。朝廷必大喜，則君臣父子之好，可兩全無禍。

果不其然，尚可喜的這一番舉措不僅得到了康熙帝的讚許（同意撤藩，但不同意尚之信襲爵），還引來了其餘兩位藩王的效仿。然而，朝廷對於吳三桂和耿精忠的（試探）撤藩請求則將計就計，直接予以准許，使得吳三桂無路可走，最終在種種壓力之下不得不挑起了“三藩之亂”的戰火。

耿精忠之子耿繼茂

從這一角度來看的話，“三藩之亂”的挑起者看似是吳三桂，實際上與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從某種程度上講，尚之信才是“三藩之亂”背後真正的“始作俑者”。正是如此，才有了後來康熙帝平定三藩的偉大壯舉，可以這麼說，尚之信在不經意之間為康熙帝正式下定決心對“三藩”動刀子做出了不可小覷的“貢獻”。

參考文獻：

​《平定三逆方略》

《清聖祖實錄》

李治亭：《吳三桂大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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