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這場戰役結束，在一個人類以為可以逃離病毒肆虐的時代，在一個民族消耗了大量的元氣後，在個體命運和集體命運的交叉中，我們將有哪些遺產可供盤點？透過《疾病的隱喻》中收錄的蘇珊 · 桑塔格的名篇 ——《作為隱喻的疾病》（1978 年）和《艾滋病及其隱喻》（1989 年），一個鮮明的觀點，即「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一個醫學事件，而且被當作是一個文學事件，一個道德事件，一個政治事件，此外，還是一個經濟事件」，激發了本文作者對遊移於真實世界和意義世界的多樣化思考。而經驗主角 —— 人類 —— 在這一場看似突如其來的軟禁中，或將收穫嶄新且無可替代的感受力。
人類的疾病，尤其是使人類束手無策的突發性大規模傳染病，由於其載體是有著思維和情感的「人」，因此其意義往往會突破醫學和衛生領域，並在文學和美學、政治、社會、軍事等方面留下了大量深刻的隱喻。不可否認，我們將追隨蘇珊 · 桑塔格以最真誠的方式看待疾病和病患 —— 儘可能消除或抑制隱喻性思考，從隱喻的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桑塔格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隱喻之意「借他物之名名此物」，但值得注意的是隱喻絕非僅是一種語言修辭，隱喻從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經驗中產生。《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為隱喻觀提供了一種更加靈活看法：「無處不在的隱喻是我們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本身的基礎」。隱喻與理解相關，理解總是需要經驗基礎的。
處於不同文化環境、不同概念系統中的人，理論上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對於結核病在文學和美學領域的隱喻，東西方的戲劇文學卻是出奇的一致 —— 浪漫主義賦予的文雅、精緻和敏感。
在《疾病的隱喻》中，疾病（包括結核病、癌症和梅毒）的人格化和美學化被放大討論。結核病本是無產階級窮病，但早在 18 世紀中葉，就與羅曼蒂克聯想在一起。
在《瘟疫、肺癆、薩斯：疾病美學三部曲》中，朱大可對疾病美學這一話題做了兩方面的更為深入的梳理和探討，一方面是瘟疫時代的藍黑色醜學，另一個則是肺癆（結核病）時代的紅暈美學。關於結核病的遐想，大量湧現在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浪漫主義者崇尚「病態的甚至死亡的美」，把肺結核患者臉上病態的紅暈發展成了「紅暈美學」。那位命運曲折的交際花茶花女在一段哀婉的愛情中被結核病奪去了生命；作為中國首席羅曼史《紅樓夢》女主角，林黛玉「杏眼微餳，香腮帶赤」的肺癆病人的形象、性格和命運深入人心；簡 · 愛是夏洛蒂 · 勃朗特筆下的獨立女性，她甚至偶爾都會生出對玫瑰紅腮的嚮往（
I sometimes wished to have rosy cheeks, a straightnose and small cherry mouth）。藝術作品方面，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和莫奈的《卡米耶 · 莫奈》，兩幅畫主角的原型都是結核病患者：維納斯的模特原型叫西蒙內塔 · 韋斯普奇，傳說是意大利最美的女人。而卡米耶 · 莫奈因結核病死亡的瞬間也被丈夫莫奈的畫筆鎖住了。
「精神和肉體間的搏鬥是那樣徐緩、平靜、莊嚴，而其結局又是如此確定無疑，以致肉體一天天耗費凋零，而精神卻因身體負擔的減輕而越發輕盈、欣悅」。與狄更斯描繪肺結核帶給人的精神昇華感不同，癌症、瘟疫（即鼠疫或黑死病）可沒有令人崇拜的美學理由。 薄伽丘記述了當時的情形：鼻血是黑死病死亡的前兆......先是在大腿內側和腋下生出腫塊，腫塊很快從這些部位蔓延全身......然後手臂和大腿上出現密麻的黑色斑點......「醜陋、汙穢、扭曲的身體使人聯想到罪惡」。恐懼因痛苦和死亡滋生，藝術家也不顧天堂的獎賞和儀式的美好，轉而描繪死亡和毀滅的場面。宗教主題也變得陰暗，關注地獄的折磨和罪孽的代價。
反觀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警示著人類是時候迴歸身體美學了。肉體生命的覺醒，意味著我們要認可身體才是實踐者，身體的每一個器官都需被理性審視。每日的訓言「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讓我們對口鼻的保護、手足的清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唯此，才能使身體陶醉於自己的「強力感」，從而進入美學狀態，達成一個「健康，完善而方正的肉體」。
此外，疾病還經常進入政治、宗教和種族範疇。歷史上鮮活的例子證實著疾病是如何「成為對付國內外反對派、對手、異己分子或敵對力量的最順手的修辭學工具」的。
14 世紀的歐洲在瘟疫的陰影下，存留已久的反猶思潮演變為虐猶思潮。基督教徒認為瘟疫是病死率相對較低的猶太人往水裡投毒造成的，以此為由，歐洲各地出現了對猶太人大規模的逮捕和大屠殺，大量猶太人被迫遷移歐洲，可以說猶太人是黑死病這場悲劇的可憐犧牲品。一旦被疾病折磨的人們堅信，這些疾病源於他處，那麼對疾病的想象和對異邦或者異族的想象之間的聯繫就彷彿得到了證實。桑塔格在文中提到「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病』（French Pox），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對佛羅倫薩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這種明顯把對政治和種族的恐懼或歧視影射到疾病上的邏輯實在有些可笑，然而這一荒誕的邏輯在 2020 年的今天仍被捏造。
佛羅倫薩市長在 Twitter 上發起了#擁抱每一箇中國人#的倡議，以積極的隱喻給予中國支持。正如和平精神流淌在每個人的血管中，病毒和疾病又怎麼會分種族、意識形態、性別和身份認同呢？
除種族外，疾病時而還會帶著一種地形學的隱喻。在中國遼闊地域之下，武漢這座城和城裡人的隱喻同樣令人揪心。 道理顯而易見：我們防控的是新型冠狀病毒，而不是那一群來自武漢的人。
病毒不叫武漢，也不叫湖北，櫻花沒有做錯，熱乾麵沒有做錯，絕大多數武漢人也沒有做錯。對隱喻的恐懼和焦慮能夠被理解，但還請將病毒還原給病毒，疾病還原給疾病。從更大更宏觀的社會政治角度，對「疾病」、「癌症」等的隱喻早已脫離疾病的概念本身（即可以從病理、症狀與治療方法角度去理解的疾病），而上升為某種邪惡和頑固的社會問題的代名詞。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著有小說《癌病樓》，主角奧列格的一生都流離失所中，並終在行將就木時入住癌症樓 —— 一座將癌症患者與外界隔離開的獨棟樓房。書中的癌症便是充滿政治隱喻的、孤立與邊緣化的代名詞。主角（以及作者）在政治和觀念上與他人的鴻溝，即是封閉在癌病房中的患者與外界非癌症患者的鴻溝。
相反，用戰爭的觀念理解疾病，這一比喻同樣是便利的、形象的。就疾病帶有的軍事隱喻而言，疾病通常被看作外來微生物的入侵，人體則調動自身免疫系統、用自身「軍事行動」對抗外界的入侵，帶有強烈攻擊性的藥物治療則是另外一種抵抗入侵的行動。面對傳染病這類於公共健康有害的疾病時，出於公共衛生與安全的考慮，患者和醫生便不再與疾病單打獨鬥，與疾病的戰爭轉變為全社會的「戰爭」。
桑塔格在對疾病軍事隱喻的解讀中指出，戰爭是現代價值觀下，碩果僅存的少數幾種被認為不應該以現實眼光看待的行為，即不計實際的付出和結果、傾盡全力也要戰勝的對象。這種警戒狀態在對抗大規模傳染病全民的「抗疫」行動中同樣適用。脫離隱喻的語境迴歸現實，在對抗「新冠肺炎」的全國性動員中，資金、物資、人力的大批投入暫且不論，這樣一種戰鬥狀態下，為對抗疫情全社會付出了什麼，又犧牲了什麼，成為了一個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問題。
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場全民戰鬥中，由於醫療資源的集中，尤其是疫情嚴重地區救治能力和資源的受限，其他諸如癌症患者、尿毒症患者等獲得醫療資源的權利隨著全民「抗疫」而相應被削弱。即便同等地享受醫療資源的權利在理論上被認證，在實際執行中，肺炎無疑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標籤，「非新冠肺炎患者」患者的醫療權利正由於資源配置的不平衡而面臨近似隨機的分配方式。
儘管「公平」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但在 2020 年的春天，我們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發起了「戰爭」，這點毋庸置疑。
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得不被置於被犧牲位置的不止是肺炎以外的患者及其醫療需求，還有被擱置的生產活動、教育活動，以及與之互為因果的，人的教育和就業狀態（例如命懸一線的小微企業員工、海外學業擱置的留學生）；參與抗擊疫情人員的健康風險，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凡此種種，或是沉痛、或是得幸的，都值得在這場戰役結束時帶來反思。
桑塔格指出，疾病的戰爭隱喻之所以合理，一方面也是因為這場值得犧牲一切的戰鬥同時又可以轉化為「對大眾進行意識形態動員的時機」。關於輿論導向的種種，在這場全民「抗疫」的運動中，從官方報道與網絡媒體近似割裂的輿論基調中可以得知一二。
對疾病的戰爭隱喻，在更為有效地集結資源和團結的意志之外，也帶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疾病作為現代戰爭中的敵人被認識和打敗。這種發自集體的、對疾病的妖魔化在語義上不可避免地把錯誤歸咎於疾病的攜帶者（大部分情況下，即為患者本人），而
疾病極容易被看作是對某種不正確生活方式的懲戒。面對「非典」或「新冠肺炎」一類破壞性極強和波及面極廣的傳染病，即使對「吃野味的」群體和滋長不正當野味交易的譴責有其合理性，也不能單純地用「吃野味」去解釋疾病的發生（這是一場波及大範圍人群的瘟疫，與患者的生活方式是否無可指摘並無關聯）。然而在桑塔格用以論述的患癌者和患艾滋病者的例子中，用患者的生活方式去解釋患病的這一結果無疑是極為傷人和不負責任的。抽菸可以導致肺炎，酗酒易導致食道癌，這種來自不良生活習慣、由於意志薄弱和自我管理缺乏而導致的病症，其定義中普遍自帶的引申義是我們慣常對癌症的思考方式的一種。在對艾滋病及其隱喻的分析中，桑塔格明確地指出「艾滋病不僅被認為是性放縱帶來的一種疾病，而且是性倒錯帶來的一種疾病」，這種對疾病發生的原因指向明確、態度明確的思維方式在 1980 年代的美國帶來的災難，或許更甚於艾滋病本身的肆虐。而由此產生的針對艾滋病患者的社會輿論，則使那些由於其他原因（如血友病和輸血感染）患艾滋病的人遭受同樣的疏遠和孤立 ；桑塔格甚至指出這一類患者「可能代表著一種更大的威脅，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業已蒙受汙名的艾滋病患者那樣容易被識別」。
作為曾經深受癌症及其隱喻之害的人，桑塔格從根本上反對社會將疾病的隱喻擴大至用患病這一事實去識別和定義患者。然而在語言的應用中，以疾病指代社會行為和規則中不可調和的矛盾和不能被接受的行為顯然過於便利。有趣的是，桑塔格也承認隱喻是人進行思考的一個本能階段，
但她始終堅持我們需要識別並廢止那些會令人不適和使人失去與疾病抗爭的鬥志的社會性隱喻。在寫作時，我重溫了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3 年的譯本，譯者在卷首語中提到：「剛剛過去的 SARS，像是歷史上任何一場大規模傳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列的戲劇 —— 只不過，在一個科學已發展到足以準確預測一顆與地球遙隔霄漢的彗星到達地球的確切時間的時代，一個想當然地認為一切大規模傳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時代，SARS 病毒卻像一個來去無蹤的幽靈；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又是一個強調可控制性的時代，因而對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東西奇特地顯示出一種非科學的態度。」人類對未知存在天然的恐懼，必定在試圖掌控未知的過程中屢屢不得其法而產生種種不理智的行為，此類近似本能的屬性二十年來未曾消退或改變，未來也不會。
策劃：《T》中文版編輯部撰文：木蘭 & 何冰輪編輯：王璐設計：子慜
編排：L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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