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
這句孟子的至理名言，流傳了2000餘年，它是歷代王朝標榜的“民本”理念。可惜的是這只是平民百姓的美好的願景而已。這些大一統的王朝在開始的時候，都奉行著“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可往往到了後面，無一不在“橫徵暴斂”，導致農民起義不斷，動搖了王朝的根基，最後滅亡。
難道僅因為通貨膨脹導致國家的錢不夠花嗎？要知道和平時期，人口是不斷增加的，理論上稅收也是不斷增加的，為何王朝初年的君民和平景象，到最後都是兵戎相見呢？我們首先來看看歷代的稅率吧：
1、秦，《漢書·食貨志》：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顏師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這還沒算人頭稅呢。秦朝真是為之後的王朝做了好的“榜樣”，正是因為如此的暴政，才二世而亡；
2、兩漢：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復到三十稅一。看起來很美；
3、唐宋：實行兩稅法，大致為十五稅一；
4、大元：都說元朝比較殘暴，但稅收也還可以，大致也是十五稅一，但其他方面做得不好；
5、大明：明代的稅賦是歷史上較低的，大約四十稅一~三十稅一，所以政府比較窮，官員的俸祿也比較低；
6、大清：雍正時開始攤丁入畝，人頭稅沒了，但整體負擔沒有減輕，大概也是十五稅一左右。
如果算上先秦時期的，那些邦國一般也就十稅一左右。這樣看起啦，我們古代的老百姓們生活還不錯啊，但事實證明，他們還是挺苦的，因為國家的錢總是不夠用，它只能通過不同的渠道盤剝百姓，人民的實際繳稅要比史料記載的高得多。
是什麼原因造成國家錢不夠用呢？
一、官吏的逐漸增加
王朝的開始，一般都實行“精兵簡政”，官員也不太多，財政也沒啥大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人口的增長，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官員數量也會逐漸增加。
唐朝初年，當時的在京官員僅有640名，到了玄宗時代，在京官員達到了2620人，外官人數更是有16185人。
北宋初年，整個國家的官員也就5000餘人，到了宋真宗時期就超過了1萬人，宋仁宗增加到了2萬餘人，南宋宋寧宗時期，只有半壁江山，卻有著4萬人的官員，宋代的冗官絕對不假。
明朝也是同樣，洪武初年，全國文職官員不過5000餘人，武職官員不到3萬人，到了憲宗時期，文武官員已達到十萬之多。
官員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會導致管理成本的增加，經費不夠用也是常有的事兒，官員們撈點油水，也就成了潛規則。
二、腐敗逐漸加劇
俗語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在我國古代，大家考功名、進仕途都有著明確的目的性，我們不否認清官確實存在，但對多數人看來，升官意味著發財，腐敗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腐敗無不迅速發展，甚至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由腐敗造成的民眾負擔加重，往往是官員俸祿的數倍、數十倍。腐敗使得稅收大量流失，發展到極端，到了王朝後期，有可能稅收最終到達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稅收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被各級官吏貪汙掉了。
三、財政的巨大負擔——皇族們
自己祖宗辛苦打下的江山，不就是給我們這些子孫揮霍的嗎？這也許是萬千皇族後裔們的心裡話了。的確，在家天下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些帝王們的親戚們當然要得到好好的照顧啦。
以大明為例，明初時，分封到各地的王族不過49人，到了180多年後的嘉靖時期，已經有了近2萬人，幾十年後的萬曆時期，就已經有8萬人之多，到了明朝末年，加上一些沒落的底層皇族，推算朱元璋的子孫繁衍了100多萬之多。而養育這些皇族們，只能依靠明朝那並不充裕的國庫了。
四、能折騰的皇帝們
當然，最能花錢的要數那些坐在龍椅上的皇帝們了。雖說皇帝一般是有自己的小金庫的，但很多國家大事，是要花國庫的錢的，如果皇帝總夢想著建功立業，那麼國家、百姓們就難受了。
像漢武大帝，“徵匈奴”“徵南越”“徵西南”“開漕渠”……真可謂彪炳史冊，光耀千秋。可這些功績是建立在巨大的消耗上的，漢武一朝，基本將文景時期所積攢的家底耗盡，昭宣時期，基本上就不敢在折騰了。
像隋煬帝，徵高麗、修運河，都是該做之事，但絕不能一起做，其後果就是民變四起，最終斷送了曾經強大的隋帝國。
像乾隆皇帝，一邊弄著十全武功大規模消耗國家財政，一邊與和珅弄出個“議罪銀製度”來填充自己的小金庫來滿足私慾，其死後幾十年，鴉片戰爭爆發，曾經輝煌的大清國不堪一擊。
五、實際稅收很殘酷
如果僅從文章開始舉例的秦之後的稅率來看，百姓的負擔並不重，但實際上攤派到百姓身上的可並不少。我們這裡不談官員腐敗問題，只談一些制度內的“橫徵暴斂”。
在明代，稅收以實物為主，也就是以糧食為主，而且很多要百姓自己去州府繳稅，在當時不發達的交通下，僅路上的消耗就很大。正統四年（1439年），于謙曾經上奏，說山西每年運往大同、宣府、偏頭關三邊的稅糧，道途之費“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糧食，運費要花六七石，相當於稅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這還不算那些“火耗”呢。
在漢代，最讓人噁心的就是“賣官鬻爵”，朝廷為了保證財政，從皇帝就開始各種的賣官，這些花了巨資的人，最後只能通過盤剝百姓來實現自己的創收，羊毛最後都得出在羊身上。
在唐代，由於後期的藩鎮割據，中央已經喪失了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各大節度使為了維持戰爭成本，只能將眼光落在百姓身上，各種加稅層出不窮，人民對政府喪失了信心，這也是唐亡之後，短期內沒有出現大一統國家的原因之一。
就是這樣，這些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能夠“輕徭薄賦”，但到了後期無一不是“橫徵暴斂”。沉重的賦稅，讓百姓只能變賣土地，造成了土地兼併，最後百姓流離失所，這就是流民，而流民往往是農民起義的主要力量。農民起義雖然少有成功，但他們幾乎成為改朝換代的標誌了。正所謂：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
先秦的聖哲們都告知過後人，但是就是沒人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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