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往往以“不割地、不和親、不稱臣、不納貢”稱讚明朝的骨氣，更是敬佩明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的慷慨。

事實是作為明朝開創者朱元璋看來，所謂“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是極其荒唐的。

在朱元璋看來，適合大明國都只有這四個：金陵、鳳陽、汴梁、長安。燕京從來不在朱元璋的考慮之中。

金陵是朱元璋一統的基地，是大明財力所在；鳳陽是朱元璋故鄉；汴梁是北宋、金朝（後期）都城所在；長安是秦、漢、隋、唐都城所在。作為金朝和元朝都城所在的燕京，從來沒有成為朱元璋的都城備選。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詔以汴梁為北京；洪武2年朱元璋在鳳陽建造中都。但由於汴梁和鳳陽在元末戰爭中敗落，難以成為都城，朱元璋最後放棄了，在洪武11年放棄了北京汴梁，改南京金陵為京師。

洪武24年，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標考察關中，為遷都長安做準備，後來因為朱標之死而作罷。

定都長安，還是燕京？各有優劣。定都長安，有利於中原政權積極和北方遊牧民族競爭，積極爭奪蒙古草原和西域控制權，是漢人北望的根基

定都燕京，有利於北方遊牧民族展望南方中原漢土，積極和中原政權爭奪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平原（江淮以南不利於北方騎兵，但江淮以北，中原政權不敵北方遊牧民族），是胡人南望的前哨，因此遼、金、元、清在對付中原政權時得心應手。

長安和燕京勢力展望如下圖：

西安北上揮戈，北京南下牧馬

定都長安就必須控制鄂爾多斯草原、河西走廊才能保障安全，是屬於主動出擊以保安全；定都燕京，就必須控制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同樣是主動出擊以保安全。

而明朝定都北京，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個：

強化北京防禦，這和朱元璋時期的北平所起的作用一致，只是程度上的區別。

明朝定都北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讓遼東、大同、太原等鎮從守邊變成守北京，同時讓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被忽視。

藩王守邊、天子守國——朱元璋時期的守邊策略

天子守國，即天子在後方支援指揮，定都南京發展經濟，支援北方軍事。

藩王守邊，即冊封各藩王防守邊境，為大明保衛邊疆。朱元璋時期守邊的藩王有：

秦王朱樉鎮守陝西，防守鄂爾多斯；

晉王朱棡、代王朱桂鎮守山西，防守山西北部；

燕王朱棣防守燕山一帶；

遼王朱植防守遼東；

寧王朱權作為前鋒震懾蒙古；

慶王朱㮵鎮守寧夏衛，防守西北

藩王守邊局勢具體見圖

朱元璋冊封守邊藩王所在位置圖

朱元璋時期主要軍事重鎮是：大同、北平、大寧、遼東、開平、東勝、甘肅。

各地形成相互配合：北平可以支援遼東、大寧、大同、開平；太原可支援大同；西安可支援寧夏、山西、大同、東勝、甘肅。

防線各有側重：北平、太原、西安是屬於邊防區域支援中心；寧夏、大同、大寧、遼東、甘肅、東勝、開平是邊防前線軍事基地。

於是大明就形成三級邊防體系：

天子的南京（一級調度和總指揮）——北平、太原、西安（二級調度、中轉站和區域指揮）——遼東、大寧、大同、寧夏、東勝、開平、甘肅（三級作戰前線基地）。

如下圖：

大明紅藍綠三級防禦體系

紅圈是南京後方一級大本營；藍色線是西安、太原、北平二級區域防禦中心；綠色是寧夏、大同、大寧、遼東、東勝、開平、甘肅三級前線作戰基地。

具體支援輸送層級及路線

分級、分區域輸送援助體系

紅色線是南京一級體系的輸送支援路線；黃色是北平對大同、大寧、遼東、開平的輸送支援路線；紫色是太原對大同的輸送支援路線；黑色是西安對太原、甘肅、寧夏、東勝的輸送援助路線。

三級防禦體系，相互支援和配合，各地都不會出現過大的壓力。

上面是軍事部署體系。現在來看朱元璋時期糧餉運輸體系。

在糧餉方面，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問題：倉儲、運輸。

朱元璋時期的倉儲體系是分級分體系：京軍有軍儲倉，儲放京軍糧餉；各省、府、縣都有專門用於發放地方官員俸祿的倉庫和用於賑災放糧的預備倉（按照東、南、西、北四方設立四所，以就近賑濟）；建立臨濠倉、臨清倉作為中轉倉；邊境守軍有邊境倉，將當地屯田收入作為軍餉。

朝廷、地方、京軍、邊軍都有自己的倉庫，互不干擾。

在運輸上，朱元璋時期主要是通過漕運和海運進行。其漕運路線為：

山西省負責輸送大同軍餉；南京經大運河入黃河輸送到陝西，由陝西中轉到寧夏等地。

其海運路線：山東萊州經海路輸送糧餉到北平和遼東。

朱元璋時期糧餉輸送路線見圖

以就近輸送為原則

紅色線為南京負責輸送到西安，黃色線為山西負責輸送到太原和大同，山東、兩淮負責輸送到山東萊州，通過海路運輸供應北平、遼東。

朱棣時期，陳暄直接從江南以海運輸送糧餉到北平作為運河漕運的補充，但在會通河開通之後，海運就基本上停止，只進行漕運。

藩王養老、天子守邊——永樂遷都後的明朝邊防策略

永樂遷都後明朝邊防的變化主要有：

1、北京從二級區域防禦中心變成一級防禦中心，南京成為荒廢，守邊的藩王到內地養老；

2、北京附近新增大量軍事防禦前線基地，即著名的明朝九邊；

朱元璋時期設立的防衛鎮有：大同、遼東、大寧、東勝、甘肅；寧夏是建文帝設立的。

永樂遷都後設立的防衛鎮有：朱棣設立宣府，明英宗設立延綏（其實是恢復朱元璋時設立的東勝衛），明憲宗設立固原、薊鎮，嘉靖帝設立昌平、真保二鎮，萬曆帝設立山海關、臨洮。

3、撤銷朱元璋時期的部分軍事防禦前線基地。朱棣撤銷大寧衛，把大寧衛割讓給靖難之役有功的朵顏三衛，把寧王朱權改封到南昌；廢除東勝衛，軍隊調入河北駐守；廢除開平衛（即元朝上都），守軍遷入河北。

4、朱元璋時期的分區域防邊體系，成為防衛北京體系。防衛北京的衛鎮有大同、宣府、薊州、遼東、昌平、真保、山海關等7個。

5、修建長城防守，成為明朝根本性防守措施。

基本上永樂遷都北京後明朝的邊防體系如圖：

遷都北京後明朝九邊防禦體系——毫無戰略縱深

整個防禦體系路線和明長城基本一致。不再有朱元璋時期層次分明的3級防禦體系，都城和邊城混為一體，不再具有防禦縱深。

朱元璋時期的防禦體系猶如天子指揮、將軍率軍、士卒作戰的三位一體指揮系統；永樂遷都之後，天子、將軍、士卒都一起赤膊上場作戰了，一場無指揮的混戰。

也先突破防禦，攻打北京城；俺答同樣突破防禦，兵臨北京城劫掠；皇太極數次突破防線洗劫並攻打北京城。

這些事實都說明，永樂遷都北京後的明朝邊防防禦體系，只有在蒙古處於分裂時發揮作用，一旦蒙古統一（瓦刺也先或俺答時期短暫統一）即可輕鬆突破。面對蒙古騎兵的進入，明朝朝廷拿不出任何反擊手段，不管是于謙還是嘉靖帝，都只能靜靜的等著對方撤走。

上面是軍事部署，現在來看糧餉輸送體系。

倉庫方面。原本朱元璋時期各倉庫定位和作用分明，互不干擾。遷都北京後：

1、成化年間，要求各地鹽運提舉司將罰沒的贓銀繳納到北京倉庫；

2、弘治年間，要求各省布政司將省財稅收入繳納到北京倉庫；

3、明武宗劉瑾時期，要求各省將倉庫庫存繳納到北京倉庫；

4、隆慶年初，主動派遣御史到各省搜刮各省收入和庫銀到北京倉庫；

5、萬曆年間，除了省之外，要求府和縣都必須將收入和庫銀繳納到北京倉庫；

6、天啟年間，下詔各省必須每年都繳納收入到北京倉庫，魏忠賢更是將南京朝廷的庫銀搬空到北京。

一句話，朱元璋時期，各倉庫都能發揮作用，互不干擾；遷都北京後，遷都北京帶來的財政弊端顯露，不斷的壓榨南方省份，以至於掏空南方的經濟實力。

在輸送路線上，雖然南京可以通過大運河直接輸送到北京，但由於路途遙遠，成本高昂，又拒絕使用成本便宜的海運，導致南方省份都願意用白銀替代輸送糧食到北京和邊鎮。如此一來北方糧食缺少，導致糧食價格高漲，引發明朝的通貨膨脹，最後導致明朝的財政危機而滅亡。

大明定都北京的困境

明朝永樂遷都北京，除了在朱棣晚期偶爾發揮北伐基地作用外，其餘時間北京都是在發揮邊城而非都城的作用。

對於明朝很多大臣而言，與其北伐，不如防守。燕山和太行山脈給了明朝大臣們最好的防守理由。

當明英宗、明武宗等一心想要效仿朱棣北征、發揮北京作為北伐軍事基地作用時，文官們一致反對——好好的燕山險隘不守，跑到別人家裡劫掠，既沒有必要，更浪費錢財。

在燕山山脈防護下的北京，對於中原漢人政權是拿來守衛，而非進攻。

一個國家的都城，整天處於防守和戒備狀態，是無法發展經濟，以支持自身發展的。

因此明朝遷都北京後，在經濟上根本就離不開南京。南京成為明朝事實上的經濟首都——但由於明朝真正決策在北京，經濟首都南京並不能因此獲得經濟發展的機會。

明英宗初期，明朝每年輸送北京的糧食高達450萬石。成化8年規定每年運糧北京400萬石，北方省份承擔75.5萬石，南方省份承擔324.44萬石。每年為運輸糧餉到北京400萬石必須付出118.97萬石的運輸成本，約佔30%。

由於成本居高不下，到了萬曆30年，規定輸送到北京的400萬石糧食，只輸送了138萬石，其餘部分都是用白銀繳納抵扣。

用白銀繳納是方便了，可沒有人是吃白銀的。北京周邊糧食產量本來就少，輸送北京的糧食少了，北京城官民和九邊軍鎮士兵的糧價就高了，而俸祿又沒有因此提升，官民士卒生活因此困難。這也是為什麼明朝軍隊中晚期作戰不力的原因——生活質量下降。

明朝定都北京的弊端：

1、 北京作為都城，卻只能依靠南京輸送經濟來存活，自身無力支撐的同時剝奪南京發展經濟的機會；

2、 北京只發揮防守的邊城作用，沒有發揮北伐基地以保證北方安全的作用——也先和俺答兩次兵臨北京宣告了所謂天子守國門不過是自欺欺人；

3、 北京作為都城，大幅侵奪其他邊防軍鎮的軍費，讓原本是均衡防禦北方的防守體系，變成專守北京。其他邊城不能主動出擊，也不敢主動出擊，誰也不能承擔北京失守的歷史責任；只守不攻，是北京成為都城後明朝邊防軍鎮的基本常態。

保住北京城不丟，就是最大的功績。遠征蒙古，那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明英宗和明武宗想要親征，卻被文官們一致反對——即便是守衛北京城有功的于謙也同樣反對。

本來定都北京是想進行主動打擊的，結果卻變成了被動防守的綏靖心態。

明朝的出路

明仁宗就敏銳的看到了定都北京的弊端。因為作為20年太子的明仁宗清楚的知道，朱棣之所以能夠五徵蒙古、南征安南、鄭和七下西洋等一系列耗費錢財的豐功偉績，是建立在他20年在南京兢兢業業辛苦經營經濟的基礎上。

這就是為什麼明仁宗一即位就有意遷都南京，並讓太子去南京準備。

朱元璋也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在1368年明朝建立前，朱元璋經常率軍作戰，以鄱陽湖之戰最為出名。但在1368年建立明朝稱帝后，朱元璋發動8次北伐，但沒有一次是朱元璋親征，都派遣手下大將去作戰。因為朱元璋要忙著治理髮展經濟，沒有時間和空閒去馳騁疆場。朱元璋8次北伐，背後是朱元璋放棄親征而默默勤政治理的結果。

而朱棣五次北伐都是親征。定都北京是朱棣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的表現，只考慮軍事，不考慮經濟。

因此明朝的出路就在於朱棣朝模式：皇帝在北京專注防務；太子在南京專注發展經濟。這是朱棣父子所走的模式。

明宣宗無意南遷，明英宗定都北京。既然已經定都北京，遷都就顯得非常困難，派遣太子在南京發展經濟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同時讓禮部、吏部、戶部、刑部等非軍事部門遷回南京，也可以減少很多北京城的壓力。

當然如果能夠遷都南京、以太子在北京或西安負責北方防務，是最佳選擇。

遷都南京，既沒有定都北京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南方可以專門發展經濟，遷都南京後所節約的每年520萬石糧食，可以分配給九邊重鎮，讓九邊重鎮得到更好財政保障；太子負責北方防務，熟悉軍事，也保障了帝國未來保持尚武精神，不至於沉迷享受、不思進取。

朱棣朝的父親負責軍事攻伐、兒子南京負責經濟治理模式，或遷都南京、太子防邊模式，是嘉靖朝後的明朝就應該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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