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蕭條時期的銀行擠兌潮
危機與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觀念和經濟危機的觀念總是密切相連，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如此（該理論關於資本主義的核心命題就是週期性的危機），而且在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以及大眾讀物中都是如此。當問及關於資本主義的問題時，以及當偶爾質疑整個資本主義時，經濟危機的經歷，包括更加具體的金融危機的經歷，並不是令人吃驚的歷史時期。這種情況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譬如，《金融時報》對這場危機做了極有深度的報道，它在2009年初刊發了一系列關於“資本主義的未來”的文章——隨後這場辯論才轉移到了其他問題上。但很快就再次提起這個問題了，這次是由反對資本主義的積極分子提出來的，他們發起了“佔領”抗議運動，從2011年9月在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開始，並蔓延到了全世界數百個城市，尤其是倫敦市。
從表面來看，資本主義的概念在21世紀初似乎並沒有失去其分析性——或動員性——力量。或者很可能是自從大蕭條造成的最嚴重的經濟低迷以來，這次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在被人遺忘多年後再次強勢捲土重來。
應該書寫何種經濟危機史？資本主義的概念將會有益於這種經濟危機史的寫作嗎？這兩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有聯繫的，因為我相信，對重新考察現代和當代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來說，資本主義的概念所提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極有前景的視角。“時髦因素”當然不能完全無視：在過去幾年裡，資本主義史已經成為學術前沿，在美國尤其如此。它的“品牌”是很強勁的，雖然它所研究的內容並不都是新的；所以這是回應它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的良好時機。這些問題已被于爾根·科卡在本書的開頭第一章裡清晰地闡述了，馬塞爾·範德林登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也再次提及了這些問題。他們的討論以下述幾點內容為中心，即私人財產權；資本，包括儲蓄和投資、市場與價格、利潤、風險與不確定性、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等；他們還加入了一個動態要素，並明確區分了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而且他們還考慮到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維度、社會維度和文化維度。
這些當然都是非常寬泛的問題，源於對資本主義所做的包羅萬象的定義。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特徵是無可爭議的，並已經開始用它們來描述現代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特徵。從這個視角來看，在討論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史時，資本主義的概念的使用可能很有限，尤其是在討論企業史、經濟史和金融史的大多數問題時。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概念的這種寬泛性應該可以極大地幫助經濟危機史的研究走出嚴格的經濟學分析的路徑，這些分析已經使經濟危機史研究更加貧乏了。關於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最新著作主要是由經濟學家寫的，這是由於兩個原因：作為學術研究領域的經濟史的現狀和這個研究主題的性質。
在過去的大約25年裡，政治史學家和文化史學家一方與經濟史學家一方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前者對經濟史研究失去了興趣，後者愈加嚴格痴迷於經濟理論和大量使用計量方法。這種情況可能是很危險的。對過去的恰當理解需要我們重建這個學科內部的正確平衡，換言之，就是要重申在經濟史研究中使用歸納法而不是演繹法的重要性，這種歸納法以敘事為基礎，並在其分析中融入政治、文化和社會維度的內容。無須說，這種類型的方法對經濟危機史研究來說是急切需要的，而資本主義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討論的那樣，必定會為這種研究帶來機會。
誠然，經濟危機史研究是一個相當技術性的課題，需要對經濟運行機制有所瞭解。但或許更重要的是，經濟危機的週期性循環使它們更容易通過以實證研究來驗證理論假設的方式進行研究——正如可以在與商業週期的現實或金融危機的先決條件相關的辯論中所看到的那樣。其結果是，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已經傾向於被認為不是獨特的歷史事實，而是體現了共同特徵的一系列事件——譬如其起因、發展模式和經濟影響。這些類型的分析曾被計量方法所主導，雖然有其價值，但它們也有自己的侷限性。關於金融危機的最新研究已經提供了廣泛的關聯和分類，得以更好地理解這些危機的起因、深度和時間的長度、與經濟衰退的相互作用，以及政策反應的效果等內容。但是，這些內容不可避免地是綜合在一起而不是割裂開來的，著重強調的是它們的共性而不是各自的特殊性，而且有時候還有時代錯置的危險，因為它們比較了完全不同時期和不同語境之下的金融危機。為此，我們必須承認，每一次危機都與其他危機不同——再次以危機的起因以及強度和持久性為例，但在這些危機所發生的社會政治氛圍內部和時人對事件的分析方面也是如此。而在這些方面正是歷史學家可以做出決定性的貢獻之處。在過去的150年裡，發達國家發生了12次經濟危機——有6次危機是在1914年前發生的，2次危機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還有4次發生在1945年之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很高的數字——這個問題可以在好幾個層面上來討論，包括商業週期層面。但它當然也允許我們分別單獨地研究這些危機，甚至是在一般的和系統的分析層面上。
不管怎麼說，這兩種研究路徑並不是相互對立的。若要進一步開展研究，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史的研究應該把深入的定性研究與大規模的和長期的定量分析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它們需要把歷史學家的工作（尤其是他們的歸納方法，對每次危機的特殊性的關注，以及對這種現象的政治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興趣）和經濟學家的重要貢獻（尤其是他們的理論和專業技術知識，一般性的推論，定量分析，以及重要的宏觀變量與微觀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結合起來。資本主義的概念可以對經濟危機史研究的復興做出貢獻，尤其是因為它既指一般性的資本主義（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資本主義從週期性的危機中存活並自我革新的能力）也指特殊性的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的功能原理運用到具體的環境之中）。對資本主義概念使用的價值可以通過兩個相互聯繫的問題的考察得以展現：金融危機及其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以及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經濟危機究竟對資本主義構成了什麼威脅？當說到“資本主義崩潰的危險”時——這句話經常在討論嚴重的金融震盪和經濟衰退時被人援引——它指的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僅僅指加深了危機，可能是到了生產和交換的基本機制被嚴重破壞的程度？——譬如，就像在經歷了難以維持的戰爭之後的經濟崩潰那樣？還是說它意味著以私人財產權為基礎的制度被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所取代？事實上，在過去150年裡的任何一次經濟危機期間，資本主義從來都沒有真正地受到過嚴重威脅。不過，在解決資本主義的威脅問題時——無論是真正的威脅還是想象的威脅——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而這不僅可以從經濟層面上解決，還可以從政治層面、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上解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層面之間顯然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但是，對資本主義的威脅，無論是真實的威脅還是想象中的威脅，都為革新這個制度帶來了機會，以便阻止危機的循環往復。譬如，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之後經常會採取措施來穩定和管制金融體制——換言之，即資本主義的神經中樞和資本主義不穩定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這些措施具有某種技術性特徵，但是，這些對資本主義制度多少有點嚴重失敗時刻的回應措施，既是政治性的回應也是經濟性的回應。
1866年危機見證了最後的借款者“白芝浩原則”的出現，這一原則將在中央銀行業務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英格蘭銀行的主管蘭斯洛特·霍蘭德承認了如下事實，即在那一年晚些時候的一次銀行股東的會議——“我們不會從我們認為施加於我們身上的支持銀行界的義務上退縮”——推動了沃爾特·白芝浩在《經濟學人》雜誌以及後來在他著名的《倫巴第街》中得出結論：英格蘭銀行已經接受了自己成為最後的借款者的角色。1882年危機導致在法國採取了“亨利·熱爾曼原則”，這個名字取自里昂信貸銀行的創始人，他在1905年之前一直擔任這家銀行的主席。熱爾曼給商業銀行保持流動資金的做法定下了不成文的規則，尤其是通過避免工業融資也保持流動資金，這個活動後來留給了另一種類型的銀行，即投資銀行。1907年危機為1913年在美國建立聯邦儲備體系鋪平了道路。緊隨19世紀早期以來的10次銀行業危機而至的1907年恐慌，普遍被譴責為是制度失靈，即缺少一箇中央銀行，同時也是由於美國銀行體系的原子化所致。但是，儘管聯邦儲備體系的創立解決了最後的借款者的問題，但它並未真正改變美國銀行的結構，尤其是禁止銀行分行制的做法——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
或許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大蕭條所導致的金融危機對金融體系並沒有帶來徹底全面的改革——至少在歐洲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的銀行體系受到的管制很有限，而且大蕭條並沒有帶來根本性的變化。除了英國之外，大部分國家都出臺了銀行立法，但是這些立法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德國，並沒有廢除綜合銀行業務，儘管德國在大蕭條期間經受了最嚴重的銀行業危機，但是納粹政府大大加強了它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奧地利和瑞士也沒有禁止綜合銀行業務，不過比利時和意大利禁止了。在1941年法國維希政權頒佈法令之前，法國的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的分離是一個悠久的傳統。就歐洲國家而言，國家對銀行事務的干預既是大蕭條的結果，也是1930年代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影響，甚至更加嚴重的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相比之下，在美國，1933年出臺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項法案規定商業銀行的活動要與投資銀行的活動完全分離，它的確改變了美國銀行業的發展。不過這個做法既是由於政治原因，也是由於經濟原因所導致的，而且令人懷疑的是它是否解決了爆發於1930年至1933年間的銀行危機的主要原因。這些年間所倒閉的大部分小型銀行都只是商業銀行，它們倒閉的原因是由於大蕭條、它們自身的脆弱性以及聯邦儲備體系挽救的失敗。相反，紐約和其他城市的大型銀行從這場危機中存活了下來，這些銀行經營的還有證券子公司。而且儘管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很可能存在利益衝突，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參與這兩種活動的銀行在它們所認購和銷售的那種證券比專業投資銀行銷售的證券承擔了更大的風險。而在另一端，聯邦存款保險的引入——換言之，就是政府承諾要讓銀行對存款人來說更加安全一些——可以證明這項措施在限制風險承擔。
考察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威脅，以及資本主義如何戰勝了這些威脅的做法，打開了進一步研究的幾種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在本書中已經討論了。除了其他研究之外，這些研究還包括：危機時代的企業家和商業企業——這是一個研究相當不足的課題，儘管企業史學家和演化經濟學家從來都沒有遺忘熊彼特；管制與解除管制——這個研究課題當前已經引人注目，尤其是在金融史領域；消費，包括生活標準與增長政策；當然還有工作關係與勞動關係的研究。不過，這種研究需要對資本主義概念有不同的使用。市場也許是所有關於資本主義定義的核心內容。然而，市場並不總是以同樣的方式起作用或者失靈，因此，不同時空的經濟危機也是有差異的。事實上有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根據政治經濟學文獻，這些已經被人以“資本主義的多樣性”所熟知。歷史學家可以警惕從這種理論路徑中抽象出來的過度簡化的一些做法，但是他們也一直關注著資本主義所呈現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麵孔這一事實——這些面孔取決於經濟發展的層次，不同經濟成分、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等等之間的平衡。諸如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其他類型的資本主義，包括最近以銀行為導向的制度和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的對立的寬泛分類，自有它們的用法，儘管它們只捕捉到了部分現實。
因此，資本主義的概念應該為經濟危機史和金融危機史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其中諸如貨幣制度、國際資本流動或借貸水平等經濟變量，可以與諸如行為者的作用、變遷的機會或相互衝突的利益之間的權力平衡等社會政治變量互相補充。這個概念還應該給對由於明顯的原因很快就會成為學術研究前沿的高度熱門課題感興趣的歷史學家提供新的工具。更具有普遍性的是，資本主義的概念應該給歷史學家提供一種方式，從而使歷史學家對經濟史的研究再次結合起來。
本文節選自《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反思》第二章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 （尤瑟夫·卡西斯 著 於留振 譯）
作者簡介：尤瑟夫·卡西斯（YoussefCassis）是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的經濟
史教授。其近期出版的作品包括：Capitals of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1780-20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panded paperback edition, 2010); 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The Shaping of Modern Fi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反思》
[德]于爾根·科卡、[荷]馬塞爾·範德林登主編
於留振譯
商務印書館 2018年版
2018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十大好書”
全球化時代世界頂尖學者對資本主義的全新闡釋
2018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十大好書”
歐美學界為何長期排斥使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
近年來這個概念又為何迴歸到了學者的視野？
歐美學界如何重新使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進行歷史研究？
“資本主義”概念的迴歸，能為史學研究帶來哪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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