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党锢之祸：
东汉和帝以来，外戚与宦官循环掌控国政。而士人厌恶了章句之学，品评人物，针砭时弊，即所谓清议。首都的太学便是清议的重心，朝廷与士大夫之间冲突不断。延熹九年，李膺入狱，桓帝大捕党人（为李膺说话的士人）。后来，虽诏赦党人，但将他们遣归田里，仍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铜之祸。建宁元年，陈蕃、窦武想要诛除宦官，并肃清朝野，但宦官们先发制人，窦武自杀，陈蕃遇害，他们的门生故吏均被免官禁锢。次年，因张俭一案而牵连被害的朝士有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流徙禁锢的人数达六、七百，这是第二次党铜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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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党锢之祸，我们便必须讲清楚主角之一“士族”的发展。
东汉之时，朝廷提倡儒学，民间的儒学也高度发展起来，博士子弟的名额大大增加，察举与征辟制度发展起来。这些都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士族的出现。
而东汉之时士族的风尚为报恩报仇，避聘，清节。
太学的士人正值青壮年精力旺盛之时，做事情也有青年那种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厌恶章句之学，转而议论朝政，品评人物。这种清议影响了地方的察举与中央的征辟，太学生们通过清议参与政治。
而到了桓帝和灵帝之时，朝野中宦官当权，他们任人唯亲，权倾朝野。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熏陶的太学生对这种局面有所不满（当然也有宦官们的行为阻挡了他们的利益的成分在内）。
李膺、成瑨在这种局势下将触犯法律的宦官及党羽正法，引发了宦官们的反抗，宦官在桓帝面前诬陷他们，最后李膺、陈寔等人被抓捕入狱，成瑨、刘瓆两人被弃市。一批被认为是“党羽”的人被遣归田里，实际被禁锢。但半年后，在窦武的请求下，部分人仍重回朝廷。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建宁元年，外戚窦武掌权。陈蕃、窦武想要诛除宦官，但失败。宦官们先发制人，窦武自杀，陈蕃遇害，他们的门生故吏均被免官禁锢。次年，因张俭一案而牵连被害的朝士有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流徙禁锢的人数达六、七百，这是第二次党铜之祸。
洛阳
说到党锢之祸的实质，便要说外戚，士族与宦官。这三者是东汉朝廷中的三股势力，他们之间相互拉拢，连横。党锢之祸的实质便是外戚与士族结合对宦官专权局面的对抗。
两次党锢之祸为东汉灭亡埋下了伏笔，为后来董卓进京准备了条件，更是为东汉末年大乱的局面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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