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蕭卿

這顯然是帝王心術。

但是對於皇帝而言，我想這句臺詞應該改成：“沒有誰是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用時便賢，黜則不賢。”

“賢時便用，不賢便黜”只是理想的帝王心術。

何謂“賢臣”？洎乎今日，仍然沒有誰能夠為所謂的“賢臣”作定論。賢臣是讀過幾本書便滿口仁義的道德君？是憂國憂民的失意文臣？是居廟堂高位的風雲人物？但是在皇帝的眼裡，“賢臣”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的定義。

在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曾傳授當時尚是裕王的朱載垕帝王心術：

如果嘉靖皇帝話裡的“賢臣”是讀書人所謂的聖人書裡所寫的賢臣，嘉靖皇帝的這番話顯然是沒有意義的，“親賢臣而遠奸佞”誰沒聽過？嘉靖皇帝既然專門囑咐朱載垕，便意味著這番話具有特殊的含義。嘉靖皇帝是以“賢”用人嗎？當然不是，嚴嵩是史書上公認的佞臣，可是仍然得到了嘉靖的重用，嚴嵩將明朝朝堂弄得烏煙瘴氣，仍然勢如磐石，這又是為何？以當時的普世價值觀來看，嚴嵩絕對不是所謂的賢臣，嘉靖也沒有對嚴嵩實行所謂的“不賢便黜”。海瑞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屬於“賢臣”，可是嘉靖重用他了嗎？即使是性格溫和的隆慶皇帝也只是用了幾天便又將他雪藏了。

皇帝的用人原則裡，“賢時便用，不賢便黜”永遠只是理想的狀態，因為賢臣未必是能臣，能臣未必是賢臣。

因此，我認為合格的帝王心術應該是“用時便賢，黜則不賢”。

如果歷史上真的存在嘉靖皇帝傳授裕王帝王心術的橋段，我認為嘉靖皇帝想要表達的意思肯定是“用時便賢，黜則不賢”，而不是“賢時便用，不賢便黜”。皇帝用人，必然喜歡用符合自己利益的人，當然更喜歡用既符合自己利益又會為自己創造利益的人，最好還是有能力並且可以控制的人。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為什麼會開始，又為什麼會夭折？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舉動看似符合皇帝的利益，當時皇帝和範、王也是如此認為，可實際上，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皆與皇帝的利益相背。宋朝給自己挖的坑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早已與士大夫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範、王損害士大夫利益即是損害皇帝利益，因此皇帝不僅不能用他們，還要貶他們。王安石被史家視作北宋滅亡的鍋魁且不說，范仲淹難道不是賢臣嗎？因為范仲淹的行為導致皇帝利益受損，此時的范仲淹對皇帝是“不賢”。

嘉靖為何重用嚴嵩，嚴嵩為何簡在帝心？首先，嚴嵩肯定符合嘉靖的利益，他知道嘉靖皇帝想要什麼；然後，嚴嵩聽話，當然用清流的話說嚴嵩這是媚上；最後，嚴嵩有能力，嘉靖皇帝懶政，沉迷於修道，嚴嵩幫嘉靖管理著國家，同時又為嘉靖撈了很多錢。事實上，嚴嵩還是嘉靖為自己選的背鍋俠。在聖人書裡的價值觀的角度看，嚴嵩當然“不賢”，可是站在嘉靖皇帝的角度看，嚴嵩很“賢”。如果嘉靖皇帝遵守的是“不賢便黜”的原則，嚴嵩早完蛋了。

張居正賢不賢？張江陵為國家創造了利益，對國家而言，他既是賢臣也是能臣，可是對於神宗朱翊鈞呢？張江陵凌駕皇權，便絕不會是賢臣。但是，如果朱翊鈞甘心當個“虛君”成全張居正的話，張居正便可以是賢臣。可是很遺憾，張居正的傲慢讓朱翊鈞很反感，所以註定張居正不會有好結果。

朝臣賢與不賢，確實由不得他們，皇帝用之則賢，皇帝黜之則不賢，否則所謂“皇帝聖明，天命所歸”豈不謬哉？如是而已。

寧糊塗

這句臺詞可以看得出編劇劉和平對於政治的理解。

這種理解也是當代絕大部分人對於所謂政治道德的“虛無化”的普遍理解，即沒有一個標定的、確認的、相對不變的政治道德，而一切以權力為軸心，為所欲為。

當然，這個理解對於明朝的嘉靖皇帝可謂無比貼切，作為藩王入嗣，深居宮中卻能把文官大臣們玩兒得團團轉的權術強人，他的基本座右銘也差不多就是這個。

事實上，在古代中國2000多年的政治史上，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還是有相對恆定的“政治道德觀”的，比如青史留名，就是他們最後的底線。

這句話，實際上只能適用於這些臣子的任上，也就是不論是賢臣還是不是賢臣，都是由皇帝一言而決，想用你時，你就是賢人忠臣，不用你時，你就是不肖奸黨。

然而，權力終究只能肆虐一時，在整個社會的輿論被讀書人掌握的時代裡，仍有超脫出具體皇權之上的“政治道德觀”，那就是他們的儒家理想，規定了他們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權力退潮之後，賢臣終究是賢臣，不肖奸臣，總跑不了史筆如刀，這無非是因果報應，時候未到罷了。

當然，隨著明清政治的嬗代，清朝皇帝不僅要殺你的人，還要誅你的心，知識分子群體的普遍政治道德觀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殘，越是向後，進入了近代和現代，這種超越現實政治的倫理共識就越小。

最終有了所謂的“蓋棺定論”之說，也就是權力直接給予一個政治人物終極評價，再也沒有超越權力之上青史刀筆了。

所以說，編劇劉和平老師可謂深得中國權力運行變化規律之精髓，那寫得哪兒是歷史啊。

劉三解

嘉靖對裕王說：“你太弱了，讓六部九卿多擔著擔子，讓賢臣為首輔”
裕王問：“我大明朝賢臣何人？”
嘉靖說：“沒有所謂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候也由不得他們，看清楚了，賢時便用，不賢便黜。”

嘉靖帝在給裕王最後的指點，並且說了“徐階、高拱和張居正”這三個人都可以做未來的大明朝首輔，裕王可以次第用之。

沒有所謂真正的賢臣

徐階（1503年10月20日－1583年6月7日），字子升，號少湖，一號存齋。漢族，明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人。明代名臣，在嘉靖朝後期至隆慶朝初年任內閣首輔。

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字肅卿，號中玄。開封新鄭人。中國明代嘉靖、隆慶時大臣。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朱載垕為裕王時，任侍講學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徐階薦，拜文淵閣大學士。隆慶五年（1571年）升任內閣首輔。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 ，湖北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今湖北荊州）。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這三位都是一代名臣，是不是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賢臣了呢？

嘉靖帝的看法更高明：“沒有所謂真正的賢臣”

• 徐階貪腐
  

大家以為徐階扳倒了大貪官嚴嵩，可能下意識的就認為徐階清廉，嚴嵩貪腐了。但是實際上徐階的貪腐有過之而無不及。

徐階作為“廉吏”，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僅在他的家鄉蘇、松地區就多達二十四萬畝。這些田產多是以“投獻”為名巧取豪奪，強佔周圍農民的。在華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達一萬三千石，斂銀九千八百兩；同時，他還擁有眾多織婦。于慎行《谷山筆塵》卷四記載頗詳，稱徐“紡績求利”，“與市為賈”。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根本就無法統計，就連當時擔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加上他的子弟、家奴為非作歹，致使告他的狀紙堆積如山。應天巡撫海瑞、兵憲蔡國熙秉公辦案，懲治了他的家人。徐階用三萬兩黃金賄賂給事戴鳳翔，又通過張居正命令給事陳三謨罷免了海瑞和蔡國熙。所以當時人稱他：“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有人因此把他稱為“權奸”。

而嚴嵩呢？

當世宗（嘉靖帝）令將嚴嵩籍沒財產的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時。根據資料，世宗當時僅要十萬兩入庫。嚴嵩卻怎麼也拿不出來。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只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由此可知，嚴嵩的貪，恐怕是被嚴世藩揮霍的更多。

嚴嵩的“貪”，是世人皆知；而徐階的“廉”，卻令人不齒。嚴嵩擔任十五年首輔，貪腐200餘萬兩（劇中則有所誇大）。而徐階僅僅擔任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嵩的十五倍（最後幾集中借裕王的口隱晦的提到了這點）。誰貪誰廉，誰賢誰不賢，恐怕也難以一下子說清。

• 高拱專橫
  

相比較於嚴嵩和徐階二人的貪腐，高拱確實是個廉政楷模。明代理學家孫奇逢評價高拱不僅功績卓著，而且也是廉潔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夙夜惟以國事為念。自輔儲至參鈞軸，歷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範之嚴，鹹稱高氏。”

但是否高拱就沒有缺點了呢？就是真正的賢臣呢？

答案也是不盡然。高拱確實有宰相之才，也做出了許多的政績，隆慶時期，明朝面臨著南倭北虜、東蠻西夷的入侵之勢，邊疆岌岌可危。由於高拱決策正確，用人得當，遂使“西虜稽顙稱臣，東番投戈授首，貴彝讋服，嶺寇抵寧”，邊境安寧達三十年之久。同時在隆慶朝時期，他和張居正力行挽刷吏治的頹風，揭開了隆萬大改革的序幕。正因為如此，張居正對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為熟悉和了解。隆慶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歲壽辰。張居正為此撰有兩篇壽序，其中對高拱的軍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復海運等方面的功績作了高度評價。但是除去為政方面的功績，為人處事方面，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睚眥必報”。

明代王世貞評價高拱：“拱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辟易。既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有敢抗者。”“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

縱觀高拱在隆慶朝後期重新入閣之後的一些做法，可見其為人處事上面有巨大的性格缺陷，動輒排斥異己，甚至追蹤報復，以洩私憤。

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當時殷士儋入閣輔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時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隆慶五年（157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在報復“徐階”的一事上，尤其顯得高拱氣量狹小、睚眥必報。首先是推翻徐階代嘉靖帝擬定的遺詔，將一干被徐階昭雪平反的大臣重新罷免。嘉靖死後，徐階的遺詔中，稱是方士害死了嘉靖，把這些人統統下了監獄，準備處死。高拱也要來插一腳，他上奏說：“先帝在位四十五年，六十歲去世，可謂壽終正寢。如果按照某些人假託遺詔所說，說是被這些方士所害，豈不是在給先帝臉上抹黑麼？”於是把這些方士也改判為流放。徐階的子弟橫行鄉里。高拱任命以前的知府蔡國熙做監司，將他的子弟立案偵查，都流放戍邊。所有遏制徐階的事，沒有不做的。等到高拱離職，徐階才得解脫。

• 張居正擅權

張居正結合了徐、高二人的優點，同時某種程度上也放大了二人的缺點。張居正權謀深重似徐階，務實幹練又可以媲美高拱；但張居正窮奢極欲又比徐階更為嚴重，同時他擅權專權方面，和高拱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居正的功績我們不用重述，可以用“千古一相”來形容。

按說這樣的張居正，可以作為賢臣的楷模了，但是實際上大大的錯了，歷朝歷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張居正這類的權臣，只要言官一說“行伊霍之事”，保管所有的皇帝都汗毛倒豎、如坐針氈。

因為張居正，實際上是比伊尹、霍光還要厲害的權臣。如果說高拱的專橫只是性格上的缺陷，那麼張居正的擅權，則已經踏入了封建社會禁忌的雷池。

按照明太祖的規定，閣臣只是顧問，對一切政事，既沒有決策權，更沒有行政權；對大小官吏也沒有任免權；六部直接受皇帝領導，內閣無權干涉。但對張居正執政的時代，史書憤憤不平地寫道：“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

甚至於張首輔還直接肆無忌憚地要求言官們“毋議及冢宰”，不許他們議論、彈劾自己。

一些阿諛奉承之徒給他送了副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面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

大明朝後面有個死太監稱自己九千歲，讓天下人到處立生祠的，也差不多也混到了類似的高度，當然，下場是同樣的，破家滅族。

《明史》之後還有一句說張居正： “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說得相當透徹。

張居正的窮奢極欲也是不遑多讓的。據明代文人焦叩 《玉堂叢話》，說到他奉旨歸葬，沿途州縣為如何供應他老人家的吃喝傷透了腦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而歸。”

據野史記載，以前張居正當宰相時，晚年蓄養了很多姬妾，無法楊枝遍灑，就專門用海狗腎來做壯陽藥劑。這些海狗腎都是薊州元帥戚繼光（一說譚綸）奉獻的，戚繼光原是登州文登縣人。張居正服用海狗腎雖然有奇效，但後來發了熱病，在嚴冬時都熱得戴不住貂帽。文武百官在冬天上朝，雖然有皇上賞賜的暖耳皮帽，但因張居正不戴，大家也都不敢戴。後來，張居正竟因此得病而一命嗚呼。(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張居正死後被文官集團反攻倒算，抄家所得銀兩、地契等鉅萬，令萬曆皇帝憤怒至極，下令削盡其宮秩，收回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被逼餓死一十七口，其餘或自殺或流放或逃亡。

嘉靖帝為什麼高明

在《大明王朝》一劇中，裕王的政治水平在嘉靖帝眼中簡直是小學生級別，和他這種翻雲覆雨的政治強人根本無法相比。在他的眼中，他是認為自己這個性格懦弱的兒子是根本無法駕馭群臣的，因此才連用誰做首輔這種大政方針都給裕王提前擬好了。

嘉靖帝朱厚熜，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大明王朝》這個電視劇中，甚至是明代歷史上最聰明的皇帝，他看人之準、御下之狠、手段之辣，都足以稱為標杆級別。

面對東南倭患，他能重用胡宗憲，能洞察嚴嵩、嚴世藩的政治陰謀而不為所動，保住了胡宗憲和海瑞，足以證明他看人之準；

任由陳洪把老實人黃錦整得死去活來半條命，他能洞若觀火，既教訓黃錦多嘴，又暗留伏筆，說：“將來能殺陳洪者，必此人（馮保）”，至於廷杖打死周雲逸，沒有嘉靖帝的首肯，東廠太監有這個膽嗎？甚至連幾十年的老管家也是說放逐就放逐，嘉靖帝的御下之狠，可見一斑；

至於手段之辣，讓嚴世藩、羅龍文、鄢懋卿先暴露自己，瘋狂斂財，欲使其滅亡，必令其瘋狂，最後實際成熟，一網打盡。手段之老辣，是徐、高、張三人心向往而不能之的。

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

一句話解讀完畢：“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利絕對使人腐敗。”

嘉靖帝自己就是這樣一路腐敗下來的，縱觀嘉靖帝的一身，有聰明睿智的初為皇帝的時候，也有貪婪黑暗、橫徵暴斂的晚期和末期。

海瑞在《治安疏》大膽直言當時官場的弊端和統治階級的罪責，同時勸諫嘉靖帝改正過失，實行改革，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由於這封奏疏直戳明世宗之要害，海瑞認為自己必死無疑，便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後事。世宗在看過《治安疏》之後大怒，將海瑞逮捕下獄，問成死罪。然而世宗也被海瑞為國為民的剛正和忠誠所觸動，因此至死不殺海瑞。

嘉靖帝之所以說“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其原因便是如此。

談者無語

個人認為這是導演作為後人對明清兩代甚至於近代政治集權者管理體制的總結。在當時社會即使帝王或帝師明知如此，也不會說出如此大白話，以張居正編訂的《帝學通鑑》（萬曆帝的政治啟蒙課本）為例，其選取的《知政通鑑》章節還是以儒學正統明君的思想作為主導；相較於歐洲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的大白話，可謂是天壤之別。

迴歸於電視劇本身，該片本就有很大的戲說成分，只是演繹得很精彩。推測導演的構思，本就想借此片以古喻今，警醒世人集權體制的危害；該片的故事主線其實一明一暗：

明線：海瑞的升遷之路。從學政到戶部雲南司主事的艱難過程。其中重點想表達如下幾個意圖：

1、普通官員的升遷，只能兵行險著，要麼成為政治集團鋒利的刀片，要麼被其利用身陷囹圄。

2、集權之下，官員之於集權者均輕於羽毛，連生死不過集權者的一念之間，又有什麼理想可談？

暗線：集權體制下的芸芸眾生。其中借嚴嵩和胡宗憲，徐階集團和海瑞，太監集團和馮保，徐階和嚴嵩想表達的如下幾個意圖：

1、嚴嵩和胡宗憲：集權之下，政治集團為了自保可以犧牲國家利益。

2、徐階集團和海瑞：集權之下，沒有政治人物之間只有利益關係，沒有情感關聯。

3、太監集團和馮保：集權之下，要想自保必須培育後續力量。

4、徐階和嚴嵩：集權之下，沒有清官，嚴嵩貪腐，但徐階上位也不見得比前者清廉。

鬼行僧

這句臺詞，跟杜月笙的“夜壺論”一個意思，只不過這裡嘉靖皇帝站在了蔣介石的位置，而不是夜壺的位置。杜月笙原話是這麼說的：

說到君臣之道，在宋代和明代，出現了文臣與皇家共治天下的局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往後，這個君臣之道越變了味道，到了清代，臣就退化成了君的奴才，家奴。

這裡嘉靖皇帝對君臣之道，已經看得很透徹，運用的也很熟練了。

首先就是給臣貼一個標籤，對君有用之臣，就是賢臣，對君無用之臣，就是奸臣。貼標籤的用處是，有打擊的藉口，堵清流的嘴，堵天下百姓的悠悠之口。袁崇煥就是個例子，昨天你是天下皆知的抗金名將，明日你就是天下唾罵的漢奸賊子。

其次，嘉靖在這裡論君臣之道，並不是考慮的天下蒼生，考慮的只是他們朱家皇權的維繫。如果為天下蒼生計，就不會說什麼賢與不賢，而是能與不能，治世當然是用能臣而不是賢臣。商鞅之於秦孝公，就是最好的典範，商鞅不在乎什麼賢名，秦孝公更不在乎，他們要的是秦國的強大。

那為什麼維繫朱家的皇權，要討論到賢這個字，因為儒家思想啊。皇帝利用儒家思想駕馭百官，驅使百姓，必須講求一個賢字。用賢臣，天下才能威服，才能收攏百官的人心。至於這個官，到底賢不賢，皇帝自己比誰都清楚。

所以嘉靖皇帝說“沒有誰是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賢時便用，不賢便黜”？這也是為什麼天下都知道嚴嵩和嚴黨是奸臣，是貪官汙吏，嘉靖皇帝不捨得對他們動手，因為他們能給朱家斂財。

我用你，你就賢，不用你，你就不賢。貼個標籤撕個標籤還不容易。

西堤君

這句話其實包含了很明顯的法家“術治派”的風格！

所以要理解這句臺詞，我們要先了解法家的“法”、“術”、“勢”三派。

法家最早其實源自管仲，子產的為政思想，到了戰國時代，大量起到緩衝作用的小國已經被兼併，剩下的大國在短時間內都無法奈何對手，進入了一種對抗更加激烈的僵持中。

古人云：“窮則變，變則通”，於是各國紛紛把目光方向了變法自強，於是三種不同的變法方式在各個國家開展起來。

慎到重“勢”

慎到本人專攻的其實是黃老之學，所以他的“勢”治思想有很濃重的黃老風格。他強調君主應該無為而治，不應該去做具體的事情。而用法代替君主成為統治國家的強大武器，君主只需要掌握強大的權勢。用權勢保證法的絕對執行，官吏需要嚴格執行法，甚至到“以死執法”的程度，而百姓則要完全按照法來生活工作。總而言之，法凌駕在一切的道德、禮法、人性之上，但是我認為它仍然只是君主手裡的統治工具。

可是慎到的“勢”治終究只是一種供人參考的思想而已，本身也可能是為了迎合統治者而提出來的，沒有具體的實施方案。

我是比較贊同的，所以即使是慎到本人也沒有在哪國真正徹底的貫徹實施過他的變法。

商鞅重“法”

商鞅的變法應該說是所有變法中真正成功的改革，即使在他死後仍然被堅定的貫徹，最終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

商鞅的法家思想重視“法”的本身，國家完全依靠法治來運作，並且法治面前人人平等，連君王都不能僭越。我認為這是“法”治和“勢”治的最大區別。“勢”治如果是泛泛的誇誇其談，那麼“法”治就是真正可以實行的方法。

在“法”治中，君主不再簡單的是執行者，他變成了法律的監督和審核者，保證法被正確的解釋和執行。“勢”治中官員和臣民不一定需要懂法，也不需要明白法律是否合理，他們只要遵守就可以。但是在“法”治中官員需要學法，理解法，不光執行法，還要向對方解釋法。

可見，“法”治思想並非完全凌駕於道德、禮法、人性之上的，而然是在人性基礎上避惡導善。

以及等等本篇幅無法完全介紹的特點，使得商鞅雖然被歷代的文人所詬病，但是“法”治思想其實被歷代君主名臣所實際採用，即所謂的外儒內法。

申不害重“術”

申不害的法家思想我覺得是一個另類，他相比“法”的本身，更關心權術。在他變法期間，首先大大加強君主權利，收回挾封地自重的俠氏、公釐和段氏三大強族的權利，摧毀他們的城堡，將他們的財產收歸國庫，使得國君的政令在國內再無阻礙。另一方面大力加強對於官員的監督和考核，使得官員不再敢陽奉陰違。在這兩項之後，開始大刀闊斧的各種改革政策，比如鼓勵開荒，促進手工業和鍛造業。使得韓國這一七國中最弱的國家，在十五年內快速的崛起，終申不害一生沒有一個國家敢侵略韓國。

但是支持變法的韓昭侯和申不害死後，韓國便快速衰弱，最後成為秦國統一六國的第一站。其關鍵在於，申不害的變法依靠的是明君賢臣來維持，沒有成為被嚴格執行的制度，一旦身死，雖行之法大多數也被廢止。

另一邊，申不害雖然也重視“勢”和“法”，但是卻更加重視“術”的應用，在陽謀之下，夾雜了太多的陰謀。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魏國伐趙時，趙國向韓國求助，韓昭侯問申不害的意見，申不害不知道韓昭侯的想法，於是說這是大事要先想想。之後偷偷慫恿兩人分別向韓昭侯提是否救趙的意見，申不害在旁邊常言觀色，瞭解韓昭侯的想法後才提出救趙的意見。

這個故事雖然表面上看是申不害的聰明和自保之法，但是更深一層可以看出申不害的善用陰謀權術的一面。申不害本身是忠臣賢臣沒有危害，但是如果換一個人，可能就會變成豎刁、易牙禍國殃民了。

嘉靖的權術

嘉靖沒有用歷代明君的內法外儒，而專用申不害的“術”治，雖然聰明，卻不被稱為明君，反而貶多於譽。

將“沒有誰是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賢時便用，不賢便黜。”套用到申不害的上則故事。

申不害是賢還是不賢？

申不害探知了韓昭侯想要救趙的本意，順其心意他就是賢臣了；但是如果申不害最後說的不和韓昭侯的心意，他是不是就變成不賢了呢？

所以我認為嘉靖這句話應該改成，“沒有誰是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我說了算），合用便用，不合心意便黜。”才更恰當。

整個《大明王朝1566》裡滿目不都是這樣嗎？甚至我們擴充一下看看嘉靖一朝內閣首輔的交替速度：

1.楊廷和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復，嘉靖三年二月致仕。1517年-1524年

2.蔣冕 嘉靖三年二月進，五月致仕。1524年

3.毛紀 嘉靖三年五月進，七月致仕。1524年

4.費宏 嘉靖三年七月進，五年五月降。1524年-1526年

5.楊一淸 嘉靖五年五月進，七月降。1526年

6.費宏 嘉靖五年七月進，六年二月致仕。1526年-1527年

7.楊一淸 嘉靖六年二月進，八年九月致仕。1527年-1529年

8.張璁 嘉靖八年九月進，十年二月避諱（嘉靖帝名字為朱厚璁）易名張孚敬，七月致仕。1529年-1531年

9.翟鑾 嘉靖十年七月進，十月降。1531年

10.張孚敬 嘉靖十年十月復，十一年八月致仕。1531年-1532年

11.方獻夫 嘉靖十一年八月進，十二年四月降。1532年-1533年

12.張孚敬 嘉靖十二年四月復，十四年四月致仕。1533年-1535年

13.李時 嘉靖十四年四月進，十七年十二月卒。1535年-1538年

14.夏言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進，十八年五月致仕。1538年-1539年

15.顧鼎臣 嘉靖十八年五月代，本月降。1539年

16.夏言 嘉靖十八年五月復，嘉靖二十年八月致仕。1539年-1541年

17.翟鑾 嘉靖二十年八月進，十月降。1541年

18.夏言 嘉靖二十年十月復，二十一年七月罷。1541年-1542年

19.翟鑾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進，二十三年八月罷。1542年-1544年

20.嚴嵩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進，二十四年十二月降。1544年-1545年

21.夏言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復，二十七年正月致仕。1545年-1548年

22.嚴嵩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進，四十一年五月罷。1548年-1562年

23.徐階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進，隆慶二年七月致仕。1562年-1568年

除了嚴嵩基本上都是一兩年一換，前面甚至有一年三換，為什麼？

這就是嘉靖所謂的“賢時便用，不賢便黜”！

最後嘉靖發現了嚴嵩這個大賢臣，加上前面一共做了十六年的內閣首輔，他真的賢嗎？

只是一條好狗而已！

政治確實需要權謀，但是使用前要將其套上枷鎖，否則在權利的腐蝕下，很容易最終失控甚至反噬己身。嘉靖的確是可以說是明朝最聰明的皇帝，他很好的用權謀之術將手下的大臣都調教成了自己的好狗，並且很好的保持了平衡，但這也只是對他自己的享樂來說，對於國家“嘉靖嘉靖，家家皆盡”。

現在人總是喜歡比嚴嵩、徐階誰更貪，其實只是比哪團米田共更臭而已。對了，用嘉靖這一句話來說，米田共也是賢臣，因為可以施肥。

嘉靖用權治讓大明晃晃蕩蕩的走過了鋼絲，但他的後人沒有這個技術，於是讓大明朝掉入了萬丈深淵。

潘不安講究史

嘉靖皇帝最從藩王入位，毫無根基，到這一朝太監難以出頭，內閣大臣俯首聽命，外朝臣下隨意驅使。足可見多麼擅長帝王之術：威柄操與上，天威難測。

（君王的威嚴）

1、君王權威

賢時、不賢時這個標準取決於哪？皇帝。

皇帝認為賢即賢，不賢即不賢。嚴嵩可以罷黜，仇鸞也可以下獄，夏言也可以棄市，曾銑可以棄市、朱紈可以自殺。

有沒有具體標準？沒有，也有。看皇帝心情、看內外形勢、看皇帝的慾望、看政治平衡。

為何要如此？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威柄操與上（是為權），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天威難測（是為威）。

當臣下感覺到天威難測的時候，才能深刻理解皇恩浩蕩。是為帝王之道。

（垂拱而治）

2、政治中要罷黜不賢

夏言是靠大禮議起家，後來要自己的政見，要推行一套，影響皇權，自然不賢，罷黜最後棄市。

嚴嵩最初很有原則，後來寫青詞，依附皇帝，在野士子罵他漫天。在用他不能維持平衡的時候，就需要罷黜。

（臣下的困境）

朱紈秉持皇帝意思，在浙江禁海，得罪了參與貿易的集團，為了政治平衡，就需要逼死朱紈。曾銑、仇鸞的命運都是如此。

甚至後來的胡宗憲也是如此，政治平衡的藝術就是罷黜難以維持平衡的“不賢”。

嘉靖皇帝不是一位愛折騰的皇帝，平衡+權威是他的選擇。要是雄主對平衡就沒有那麼多在意了。

（嘉靖並沒有那麼事功）

3、政治中要宣傳賢能

在給天下士子的教化中，還是要宣傳賢臣，以此彰顯大皇帝陛下的賢。

他選擇不殺海瑞，給子孫留下佳話。

（政治和經濟一樣，是平衡的藝術，只是更不好把握）

總結：

這一套帝王之術是承平之下君王使用的，朱元璋、朱棣那樣的雄主不會去用，他們大刀闊斧就可以。

崇禎那樣的末世君王模仿的後果就是你懂得。

嘉靖、萬曆生逢其時，也有才，自然選擇了垂拱而治+天威難測。

也可以說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帝王之術吧。嚴嵩的痛苦何嘗不是他們的困苦呢？

參考文獻：

《明世宗實錄》、《明神宗實錄》、《南宮奏議》（值得反覆體會）

一枚明粉

這句話是《大明王朝一五六六》裡面彌留之際的嘉靖皇帝對要承繼大統的裕王的臨終遺言，這個場景被陳寶國和郭廣平拿捏得非常到位。

雄才大略又放縱半生還有點壯志未酬的老皇帝，戰戰兢兢又躊躇滿志還有點誠惶誠恐的新皇帝，在劉和平的妙筆之下，管中窺豹勾勒出了一個王朝行將沒落的身影。

不管這個場景是否歷史上實有其事，可以說這一版電視劇深刻把握住了封建社會運轉邏輯，對傳統社會尤其是皇權、朝廷百官、百姓之間對立統一的關係洞若觀火，這部劇作為經典，也讓人看到了職場、道德、做人的方方面面。

嘉靖的這句話，我說理解的角度是流傳兩千餘年的帝王術。這句話本身霸氣無比，字面意思是要學會任用賢臣，本質意思是什麼賢臣不賢臣的，能為我所用就行了，聽話能辦事就用，不然就算逑。“賢時便用，不賢便黜”就是這個霸道邏輯。

帝王術是啥呢？簡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好一個帝王的學問，叫術是著眼具體執行層面，而不是雄才大略的戰略層面。是坐定了天下以後，怎麼保全位置、統馭百官的方法。最早明確論述這個內容的應該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韓非子，在《主道》裡面韓非指出：“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他還歸納了七術，參觀、必罰、賞譽、一聽、詭使、挾智、倒言。韓非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朝歷代的皇帝都要深深研習，也有很多的人想掌握這門學問，然後成為帝師。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人物楊度，這位老兄一生追求進步，思想多變，帝王術、金鐵主義、民主共和等多種思想中進進出出，師從王闓運也就是勸曾國藩稱帝未遂那位，後來還熱衷於袁世凱稱帝。

嘉靖這位皇帝，剛繼位的時候勵精圖治，一掃明武宗留下的陰霾，但是後來因為自己親爹的名分，與群臣“大議禮”四年，雖然讓自己的親爹有了皇帝的名分，但也與百官徹底決裂。後面二十多年不上朝，但還是牢牢地把天下把握在自己手裡。財權、人事權緊緊攥住不放，電視劇給他刻畫了一個細節，臨終前安排裕王的事情，有一個是楚王的封田退還百姓，他清清楚楚記得數字。

可能他自己總結出了一套帝王術，那就是由著我性子來你們也得聽，必要的是給你們點底線就行了。這與朱元璋“金盃共汝飲，白刃不相饒”道理相通。

與嘉靖這句互為註腳的是他另一句，“長江之水灌溉了兩岸數省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了數省兩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他還說甭管黃河、長江，好好灌溉田地就罷了，只要氾濫就立馬要被幹掉，所以嚴嵩勢力再大也是一朝就被幹掉，徐階再老謀深算，也是很容易就被斬草除根。

可是，在歷史進程中，他的帝王術卻把握住了多少呢？

何殊我

這是活成人精的嘉靖皇帝在彌留之際對自己兒子交的底，他真正的把政治是什麼看明白了。他知道權力會把一個人變成什麼樣，凡人是抵抗不住權力誘惑的。他也知道在權力慾望的驅使下人會變，也許會不擇一切手段，嘉靖才會說沒有人是真正的賢臣。

嘉靖皇帝御極四十五年，前半生積極進取，廣開言路，讓大明王朝呈現出一派中興之相。可是在後半生他一意玄修，避居西苑，任用嚴黨。雖然不臨朝聽政，但他卻能牢牢的掌握住朝廷的權力，那是因為嘉靖帝太清楚如何治人，太清楚如何治理這些不同派系的勢力了。

剛開始朝局之中有三股勢力，嚴嵩一黨（嚴嵩和嚴世藩）、裕王為首的清流一黨（徐階、高拱、張居正）以及呂芳代表的司禮監（實際上代表嘉靖皇帝），這三股勢力互不統屬，而嘉靖的工作就是要做好這幾股勢力的平衡。只要這三股勢力在互相纏鬥，嘉靖的皇位就穩如泰山。

嘉靖皇帝當然知道嚴嵩一黨貪墨橫行，但是嘉靖還是加以重用，這是因為嘉靖需要有一個人擋在自己的前面，擋住那幫清流。比如說嘉靖要修宮殿，要修道觀，要煉仙丹。這些事情清流是不會做的，但是嚴嵩會為自己做，所以嘉靖用嚴嵩。嚴嵩貪汙，他自然知道，但是他就是不管，因為只有這樣自己才能在想拿下嚴嵩的時候就輕而易舉的拿下。

嘉靖對嚴嵩自然不放心，所以他把徐階、高拱和張居正先後派給自己的兒子裕王做師傅，讓他們替自己盯著嚴嵩。嘉靖又派司禮監替自己盯住兩派，確保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是隨著裕王第一個世子的呱呱落地，這種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權力的天平開始向裕王一黨傾斜，而隨之而來的“改稻為桑”國策則成為兩黨鬥爭的焦點所在。嘉靖是怎麼看待這兩派的呢，他在第一集的時候，當著兩派，他說：

這當然不是嘉靖的心裡話，他只知道這些人都是自己的棋子。有的是用來為自己斂財，有的是用來維持大明帝國的運轉。這些人有的是雲，有的是水，但是都得裝在自己這個瓶子裡，誰想氾濫，都會被自己修理。

他心裡真正想說的是：

所以這些臣子對他來說沒有賢與不賢之分，只有能用不能用之說。他真的看懂了人心，他知道無論是誰做到了首輔這個位置上，都很難再做自己。自己想做個賢臣，可是

門生故吏，親朋故友競相依附，人人皆俯首稱臣。這樣下去，誰能放下自己手裡的權力，又有誰能保證這個首輔不會變呢。

事情果然像嘉靖說的那樣，在嘉靖廢黜了嚴嵩以後，用徐階為首輔。可是這位清流首輔的家人亦是圈地賣官樣樣都幹，僅地產就有四十餘萬畝，比嚴嵩亦不遑多讓。嚴嵩擔任十五年首輔，貪腐200餘萬兩。而徐階擔任六年首輔，所貪財產竟是嚴嵩的十倍有餘。而張居正在裕王去世之後，實行新政，可是他卻把持朝政，名為首輔，實為攝政。

嘉靖是活明白了，他太知道朝廷是怎麼回事了，所以他才不在意別人怎麼評價他。

以上。

逆流時代

這其實就是這部劇的核心矛盾之所在。到底是一人獨斷，還是群臣共治。表面上的矛盾是嚴黨和清流之間的鬥爭，圍繞改稻為桑這個國策在浙江進行爭鬥。但是最後嚴黨倒下了之後，朝廷的問題解決了嗎？

嚴嵩當首輔的時候，嚴嵩的兒子做工部侍郎，到處挪用錢財給皇帝修宮殿；

徐階當首輔的時候，徐階的兒子做工部侍郎，到處挪用錢財給皇帝修宮殿。

所有的人都在說嚴嵩和嚴世蕃誤國誤民，可是他們倒了之後，朝廷還不是這樣。所以大明朝當時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賢臣，而是嘉靖治理的模式有問題。嘉靖表明上的確是非常聰明，躲在幕後，似乎把大明朝所有的大臣都玩弄於股掌之間。可是，嘉靖不知道：

北方俺答年年進犯，到處燒殺劫掠，東南的倭寇已經肆虐十幾年。

貪官橫行，民不聊生，正如海瑞所說“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皇帝大興土木，天天修仙問道，整個朝廷大臣已經不敢說真話了，全天下都知道這事。

明明有能力做個好皇帝，可是這幾十年來，嘉靖都幹了啥。他把大明朝敗得山窮水盡了，卻還在那洋洋得意的說什麼“沒有誰是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也由不得他們，賢時便用，不賢便黜”。整個大明朝那個時候不是雖有君而無父，雖有官而如盜。非要等到海瑞上一道《治安疏》，把嘉靖罵醒才明白自己耽誤了整個天下。

這句話明顯就是嘉靖在給自己找臺階下。嚴嵩是嘉靖用了二十年的首輔，現在弄到國庫空虛，百姓生靈塗炭，你才罷黜他們？即使嚴嵩倒臺以後，大明朝已經是一個爛攤子了，你心裡沒有數麼？你除了躲在後宮修仙，根本沒想過怎麼解決這些問題。你可是大明朝的皇帝，可是要負責任的。說到底還是海瑞引用孟子那句話說得對，“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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