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红花也要绿叶扶”，一个名角儿，必须要有一套好的“班底”。这就不仅要看班底人员的技巧上不上品，还要看他的演技和主角配合得默契与否。余叔岩虽然与几个弟子没能相处好，可是他的“班底”可是好极了。
他的胡琴师先后有三个，即李佩卿、朱家奎和王瑞芝。最令他满意的是李佩卿，他曾非常感慨地说：“这大概是老天爷赐给我的胡琴吧！”听李佩卿拉琴，手音圆润极了，而且那琴声似与余的嗓音特别相配，好像是天生的一对。他在为余配戏时，有时甚至觉得没有胡琴声了，好像全是余叔岩在唱，其实是那琴声已“融”人了余的唱腔，成为一体，因此有相得益彰之效。这样的胡琴手，能把主角的“工尺”全“吃”进去，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惜李佩卿死的早，余叔岩又请了朱家奎。之所以用朱家奎，听余说是朱拉琴老实，路子正，不会胡拉“点子”乱来。最后一个琴师是王瑞芝。
余叔岩吊嗓照（操琴者为朱家夔）
王瑞芝为余拉琴只有一年多，但人极聪明，能掌握余的“唱腔”。“唱腔”中有死的东西，也有活的成分，这活的成分就得凭悟性和本事才能掌握。余叔岩对王的评价是：“手音不错，只是太响了。”此话很有道理，因余本身嗓子很响，琴声如果也很响，就是喧宾夺主之虞了。琴响本身是好的，但要与主角的特点相配。艺术难就难在这些地方，凡事都贵在适度。琴声不响当然不好，但太响了就盖过了主角的嗓音，主角唱腔的特色就不易显露出来。所以余叔岩说他说的也很艺术：“响是好的，只可惜跟我的嗓子不太配。”可见拉琴伺候主角亦非易事。但王瑞芝也有他的长处，所谓“手底下快”，无论多么复杂的音节他都能对付，有的琴手功夫不够，就手底下“拌蒜”（磕磕绊绊地不流利），所以余叔岩用他。
余的“班底”还包括打鼓手杭子和、大花脸钱宝森（钱金福的儿子）、小花脸王福山（王长林的儿子），等等。余叔岩去世之后，张伯驹好心出面维持着这个班子。他们有班可搭时就跟人家搭班演戏，无班可搭时就教人唱戏或是给人拉琴吊嗓子为生。生活发生困难时，都由张伯驹“兜”着。张伯驹不忍心看这个“班底”散掉，用心维持了好几年，直到抗战爆发。
孟小冬于张大千家中聚会演唱之照片，操琴者为名琴师王瑞芝
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到上海主持南迁的盐业银行，不幸却遭了伪“76号”吴四宝的绑票。我与张是把兄弟，自然要奋力营救，费时一个多月，张伯驹总算出来了，但受惊不小，准备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到西安找他在西北军的哥儿们去。临走的时候，他仍放心不下余叔岩留下的那个“班底”，对我说：“老弟，我要走了，你看这个‘班底’怎么办？你接过去吧，你要是不接可就要散掉了。”
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不接，且不要说余叔岩叫我“九弟”，还曾为我的侧室吴嫣“改”过戏。我们家历来就是票友世家，而且张伯驹在此惊魂未定，刚出虎口之际，还不忘将此事作为一件重任交付与我，我怎么能不接呢。于是我当即“OK”，将他们一班人安排在我华山路700号寓所的三楼，平时吴嫣正好向他们学戏，吊嗓子，也可教前来问学的人，一住又是好几年。王瑞芝后来为孟小冬吊嗓子，新中国成立前夕随孟小冬去了香港。那时全国的有钱人差不多都逃到了香港，闲着没事时，除了打麻将就是玩票唱戏，所以王瑞芝的收入听说还不错。钱宝森后来一直在上海教孙养农唱戏。他有个怪脾气，别人来向他学戏他不愿教人家，给多少钱也不教，只教孙养农，所以在我们家留下了不少他与孙养农合拍的戏装照。杭子和后来回到了北京，因杨宝森等老生角儿，非要他去打鼓不行，就回去了，有时陪杨来上海演出，一唱一个月，时来我家聊天。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各奔前程，从前那种以个人的力量“捧角”的事，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浮世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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