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秀老師工作照
我撞進了翻譯片組
說我是一頭撞上了好運，因為我到翻譯片組去工作之前，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翻譯片。只是由於上影廠的柏李老師跟我說："你已經結婚了，別到北京去讀書了，(因為我已經考取了北京表演藝術研究所，即北京電影學院前身)到翻譯片組去工作吧。"當時，我對翻譯片一無所知，覺得反正也是做演員嘛，去就去吧。那是1950年9月7日，我女兒週歲生日。我真是一頭撞進了翻譯片組。
說我撞上了好運，因為我這一生都在做我所喜愛的工作。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一個為中國老百姓需要的工作。
但是我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認為的。那時演員組的人員良莠不齊，有的大學畢業，有的根本沒什麼文化；有人在解放前演過話劇，有人完全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我猜想那時的電影局領導，大概也不知道配音演員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因此我覺得自己大材小用了。不過，我感到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高水平的外國電影，應該在這裡好好學點本事，然後到故事片去學做導演。所以我還是安心地留下來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上譯的夥伴們，在梵皇渡路618號老廠院子裡
前排左起：李梓、潘我源、蘇秀、劉廣寧、趙慎之、張同凝、王穎
後排左起：胡慶漢、於鼎、富潤生、畢克、尚華、程引
好在那時故事片任務不多，我們的組長陳敘一憑著他解放前在"苦幹劇團"的老關係，請了大量臺詞有造詣的故事片演員來參加配音工作。像舒繡文、孫道臨、高博、衛禹平等等。再後來還有張瑞芳、溫錫瑩、林彬、中叔皇、程之等等很多人。他們讓我見識了什麼是舉重若輕的表演，什麼是表面平淡卻富有張力的臺詞功夫。這使我感到像這樣的演員才是合格的配音演員。我還得加倍努力。
譯製工作原來如此美妙
配音演員是個有著特殊魅力的工作。因為任何其他演員都不可能像我們那樣扮演那麼多的角色。一位話劇演員一年能演兩三部戲也就差不多了吧。一位電影演員最多也就接拍三五部吧。有誰能像我們這樣每年可以扮演十幾個甚至幾十個角色。一會是乞丐，一會是國王，一會是貧民，一會是貴族，一會是個溫柔淑女，一會又成了無恥蕩婦，一會是流氓、無賴，一會是學者、革命家……誰能經歷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
真正讓我有了自己非但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要做好工作，一輩子都學不完的感悟，是從我做譯製導演開始，大約在50年代中期。那時，不但有拍得很棒的蘇聯片，像《白夜》《白痴》《帶閣樓的房子》等根據俄羅斯名著改編的影片；還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一些作品，如《偷自行車的人》《警察與小偷》《羅馬11點鐘》；法國影片《沒有留下地址》《勇士的奇遇》；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隊》等等；以及根據英國作家狄更斯小說改編拍攝的《孤星血淚》《老古玩店》《霧都孤兒》和東歐進口的各種題材、各種風格的影片：如捷克拍攝的心理片《狼窟》，匈牙利的諷刺喜劇片《十塊美金》，多個國家拍攝的反法西斯影片：捷克的《羅密歐、朱麗葉與黑暗》，波蘭的《華沙一條街》，保加利亞的《窮街》《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等等，等等……
這些影片像打開的一扇窗，讓我看到了世界上很多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面。為了讓中國老百姓也能通過這扇窗，看到這個多彩的世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幫助中國觀眾消除語言隔閡。儘可能做到，使中國百姓看譯製片時，感到就像外國演員自己在說中國話。或者像《少林寺》導演張鑫炎跟我說的"看內地的譯製片，就像我看懂了原片一樣。"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深刻地理解原片，原片想要告訴觀眾什麼，它是用怎麼樣的方法講述它的故事的。這就要求我們光看懂影片還不行，還要知道發生這個故事的社會背景。如果我們不知道沙皇統治下俄國社會的腐朽，又如何能體會到俄國農民的苦難；俄國知識分子的鬱悶？如果我們不知道納粹集中營的種種酷刑，又怎能理解猶太少女所感受到的極端恐怖？而我們所接觸到的影片，從內容到形式，卻是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的。
所以說，我們有多少知識也不會嫌多，對於工作要求於我們的而言，我們讀多少書也永遠是不夠用的。因此陳敘一廠長（1957年翻譯片組轉為上海電影譯製廠）要求我們平時就要注意知識的積累。要讀外國小說；要讀古典名著；要關心時事，因為說不定今天的新聞，明天就可能成為電影的內容。如表現意大利黑手黨的《教父》，表現細菌戰的《卡桑德拉大橋》,表現古巴革命家格瓦拉的影片《格瓦拉》……只有瞭解影片故事產生的社會背景，才能更準確的掌握人物的行為邏輯。如《卡桑德拉大橋》中，中情局的麥肯齊上校，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管列車上要死多少人，也不能讓細菌研究的消息洩露出去。這是他的工作。再如,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日本，麻風病還是不治之症。所以《砂器》的男主人公和賀英良知道，一旦去認了患有麻風病的父親，他做為鋼琴家的前途就可能被毀了，因此他無論如何不能去見父親，儘管從他的音樂中，可以感到他是多麼想和父親相見。如果故事發生在今天，麻風病已經不是絕症。和賀英良也許就不會感到那麼大的壓力，也許就不會成為殺人犯了。
老陳為了讓我們做譯製導演的，能更好地與翻譯溝通，要求我們最好能學一點外文。我在東北讀中學時，學過一些日文。五十年代因為進口的都是蘇聯片，又學了點俄文。六十年代又在夜校學了一年英文。雖然每樣只學了一點，確實對工作有一定的幫助。例如，日本片《華麗家族》中的管家相子，她不過是這家主人--阪神銀行的總經理的情婦，可她要冒充貴族，常常使用日本皇族的語言。這在中文裡是沒辦法表現的。但是我感受到了她這麼說話的韻味，就在為她配音時適當的加了一些"裝腔作勢"。
因為學過一些俄文，我知道沒有生命的東西也分陰陽性，在《古堡幽靈》的工作中，當要買古堡的資本家問"那老太婆怎麼樣？"時，大家都感到非常困惑，他要買的是古堡，問老太婆幹什麼？我忽然想到了德文是否也像俄文一樣，沒有生命的東西也分陰陽性？得到了翻譯肯定的回答，終於恍然大悟，他問的是古堡啊。
在我為莎士比亞名著《李爾王》做口型本時，兒子看到被挖去了雙眼的父親，說了一句"哦，我親愛的眼睛！"我怎麼也無法理解，他怎麼會說出這樣一句話。翻譯說："蘇老師，這句英文你也看得懂啊"。果然，那是一句非常簡單的英文"Oh. my sweet eyes."可是我知道，在英文中有些短語常常有另外的含義。於是我要求翻譯再去查一查辭源，翻譯終於查到了，這句話還可譯為"哎呀，我的天哪!"
在我們這樣掰開揉碎瞭解讀原片的過程中，也是我們學習提高的過程。從工作中，我們領略了各國的電影編導們是怎樣表達他們對生活的感悟的；如日本影片《砂器》是用鋼琴協奏曲的形式來表達主人公內心的矛盾和痛苦的。而法國片《虎口脫險》竟然用鬧劇的形式來講述二戰這麼嚴肅的主題，真是別開生面。也見識了各國的演員們是怎樣塑造他們的角色的。因為，我們有很多機會能和各國表演藝術家共同創造一個角色。
如我在《為黛西小姐開車》中，為奧斯卡影后傑西卡·坦迪扮演的黛西小姐配音，為另一位影后《印度之行》摩爾太太的扮演者佩姬·阿什克羅芙特配音；邱嶽峰為幾乎所有的卓別林影片配音；畢克為絕大多數高倉健的影片配音；李梓、曹雷分別為《美人計》和《愛德華大夫》的女主角英格麗·褒曼配音；劉廣寧為《生死戀》中的慄原小卷配音，為《魂斷藍橋》中的費雯麗配音，為《苔絲》配音；童自榮為《佐羅》的扮演者阿蘭·德隆配音……我們的工作場所，也是我們的大學課堂。儘管那時，我們的待遇微薄，設備老舊，可我們廠就是一座充滿創作氛圍的藝術殿堂，我們享受著創作的快樂；也享受著有所追求的快樂。
譯製片的第二春
國門大開的同時，外國影片也如春潮一般湧了進來。英國的、日本的、美國的、法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奧地利的、印度的、墨西哥的……全世界的影片都呈現在了中國觀眾面前。有些影片簡直家喻戶曉。那時，有誰沒看過《追捕》？有誰沒看過《佐羅》？有人竟把《虎口脫險》看了十遍。還有人把孫道臨配音的《王子復仇記》和邱嶽峰、李梓配音的《簡·愛》當成了學習臺詞的教材。就連在聯合國工作的年輕翻譯也在研究陳敘一翻譯的劇本，對他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的神來之筆"悠著點兒"讚歎不已。
除了一般觀眾的青睞，有些影片對我國的文藝工作者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如我國著名女導演賬暖忻就曾說過"在電影學院學習時，是看著新現實主義的影片走過來的。"所以在她的處女作《沙鷗》中，確實有很多新現實主義的元素，如實景拍攝；不使用專業演員；追求紀實影片的風格等等。我認為，張藝謀也是很受了這些意大利作品影響的。如他的《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說，從五十年代開始，當她還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時，就自己買票去看譯製片了。甚至到今天，她還能如數家珍般的講出那些影片的鏡頭。她還記得保加利亞影片《窮街》的最後一個場景。遠征歸來的戰士，望著正在晾曬被單的愛人。那白被單上，映襯出愛人苗條的剪影，那麼美，那麼令人感動。她因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說也取名《窮街》。她說"沒有譯製片，我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當八十年代，她帶著和她當年差不多年齡的女兒，重新走進電影院時，指著銀幕上我們這些配音演員的名字，告訴女兒，"媽媽就是看著這些人的配音長大的。" 她說"看到這些名字，真有重逢故人，別來無恙的感覺。
學法語出身的張露佳，畢業後又在法國留學、工作八年。她熟知，法國人說英語和美國人、德國人說法語的口音，她說："我本以為這在譯製片中，是根本無法表達的。可是在《蛇》的配音中，儘管大家說的都是標準普通話，卻能讓人感到，誰是蘇聯人，誰是德國人，誰是美國人，他們的氣質是不同的。所以她在配音網上寫了一篇文章《譯製片叫板原片》。她簡直把我們的配音說神了。
可以說，我們也為國家爭得了榮譽。朝鮮電影代表團看了我們配音的《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驚喜地說"你們從那裡找到的演員，都跟我們的演員聲音那麼像 。簡直就像我們的演員自己在說中文。"
《追捕》的女主角中野良子，完全沒想到竟然有那麼多中國觀眾熟悉她。所以她非常感謝中國的配音演員，使她在中國有那麼高的知名度。她到處都說"我是真由美"，而不說自己本來的名字中野良子。
另一位日本演員高倉健，非常滿意畢克為他的多個角色配的中文對白。他主演的《鐵道員》，特別提出想請畢克為他配音，可惜那時，畢克已經病重住院，無法工作了。後來當高倉健聽到畢克逝世的消息時，還深情地寄來了唁電和冥香，希望把他的冥香能在畢克的靈前點燃。
畢克和高倉健合影
無論是《佐羅》的扮演者阿蘭·德隆，還是《愛德華大夫》的扮演者格利高裡·派克看了我們的配音影片，無不對把他們介紹給中國觀眾的配音演員表示深切的敬意。
豐厚的回報
我們的精工細作，不僅在當時贏得了無數觀眾對譯製片的熱愛。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仍然有各個年齡層次的觀眾是我們忠實的影迷。他們還成立了"中國配音網"，把分散在各地的配音愛好者聚攏在一起了。當2004年施融（《希茜公主》中為弗蘭茨配音的演員）從美國回滬探親時，我們為他舉行了一個"網友見面會"，想不到竟有遠道從河南、天津、大連、深圳、南昌等地趕來的，而且，還有從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發來的短信，來了解聚會的情況。真使我們感到受寵若驚。
還有很多網友，以收集我們配音的碟為樂事，把這些碟當成寶貝。而有些小青年就是因為看了那些碟，才成為我們年輕一代影迷的。前幾年我生病住院，病友們認出了我，紛紛表示看過我們配音的那些電影，還熱心地打聽劉廣寧現在哪裡，李梓怎麼樣了……我說"謝謝大家還記得我們。"一位跟我年紀相仿的病友說："我們從來也沒忘記過你們。"
正是由於觀眾對我們的懷念，才促使我提起筆來寫《我的配音生涯》。簽名售書那天，我還擔心沒有多少人來，可是大廳裡排隊買書的隊伍，已經從廳裡排到了樓梯上，又從樓上繞回了廳裡。看到這種景象，我覺得我這輩子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已經得到豐厚的回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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