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
我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連續劇誕生在1980年代。1981年播出的9集電視連續劇《敵營十八年》是新中國第一部電視連續劇，這對此後我國的電視劇類型模式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連同1984年的《夜幕下的哈爾濱》，今天諜戰劇的街談巷議並不是偶然現象，因為在中國電視連續劇誕生的伊始，這種題材就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諜戰類型的源頭源自建國後的反特題材，1949年《無形的戰爭》、1956年《國慶十點鐘》、1957年《羊城暗哨》、1958年《英雄虎膽》、1960年《冰山上的來客》等影片在那個年代極為深入人心，伴隨著那個年代重塑了中國人民精神風貌的人民性話語的建構過程，反特題材的緊張、曲折的藝術特色深得當時廣大觀眾的喜愛，這也為文革之後的一批反特題材電影提供了直接可供參考的藝術範式。
由於反特題材往往都是集中在建國前後，以敵對勢力對新生政權的破壞、顛覆為主要線索，並以公安機關的勝利為最終結局的單一故事模式，使文革之後的一批類似電影在獲得短暫關注後並沒有實現藝術上的可持續發展，在後期甚至乾脆走上了驚悚片的歧途。所以這就為在電視劇領域，從《敵營十八年》開始，從反特題材轉型為諜戰題材埋下了歷史伏筆，套用導演鄭扶林的話說，就是“開創了一種新的娛樂形式，它是第一部採用情節劇模式製作的、最早產生廣泛影響的通俗電視劇”。
只不過由於在上世紀末，80、90年代的所謂新啟蒙、人道主義和國學熱等特殊歷史語境下，包括諜戰劇在內的幾乎所有和紅色題材相關的影視劇作品都被認為是“主旋律”作品，而在21世紀之前，“主旋律”基本上都意味著收視率的慘淡，所以基於以上原因諜戰類型在那個年代並沒有獲得深入發展。
反特題材的藝術資源更多被新世紀初的涉案劇所繼承，在去除了反特題材的意識形態宣教基調，保留了原有的緊張、懸疑、獵奇的藝術特色，特別是最大程度的吸納了上世紀末“嚴打”、“掃黃打非”等社會現實因素之後，涉案劇引發了收視狂潮。但隨後也不可避免的直接導致了一大批製作低劣的同類型作品出現，尤其是一部分作品只顧追求商業利益而導致劇情低俗，並且毫無顧忌地展示犯罪場景和刑偵過程，產生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
這其實差不多也是新世紀以來，電視劇行業從製播分離到進一步市場化之後，第一次出現了由於收視率等商業因素而導致的類型化的大規模粗製濫造。針對這種現象，廣電總局從2004年開始不斷加強對涉案題材電視劇的監管、調控力度，才使涉案劇的泛濫得到了控制，新世紀以來的諜戰劇浪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開始醞釀。
2002年，“誓言”三部曲的第一部《誓言無聲》嚴格來說並不算是成熟的諜戰劇，雖說其中的“諜戰”元素已經初露端倪，但依然沒能擺脫反特題材的諸多缺點。緊隨其後的《梅花檔案》、《一雙繡花鞋》也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直到2006 年的《暗算》才真正產生了全社會的反響，並由《潛伏》開始，諜戰類型迅速發展成熟，且形成了穩定的藝術風格。
2012年的《懸崖》、《誓言今生》、《與狼共舞》就充分地吸收了近十年來諜戰類型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等領域已經相對成熟的類型模式。“誓言”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誓言今生》在吸納了近年來諸多諜戰劇類型模式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之上，在橫跨半個多世紀的長河式時空跨度裡，將中國近代史以來的不同歷史場景放置在家族視野內，通過將國共的根本性政治分歧轉喻為兄弟之爭的形式展開，最後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結局。
在當前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原先的國共雙方涇渭分明的類型模式已經無法整合今天華語文化圈的文化身份認同，因此這一類“家族—兄弟”模式自然更容易在大眾文化意識形態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達成新的文化共識。
而《懸崖》、《與狼共舞》則吸納了《潛伏》、《黎明之前》獲得極大成功的敘事框架，套用了美劇每三分鐘一個情節小高潮、每五分鐘一個劇情大轉折的緊湊結構，而打入敵人內部的主人公在人物角色設定上，更像是在進行一場大型的真人闖關網絡遊戲，同時又在懸疑推理的“闖關”過程中加入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分析，多條敘事線索高密度的快節奏展開，具有極強的代入感。特別是《懸崖》，貫穿全劇的冷峻、陰鬱的整體氛圍營造，比2011年的《黎明之前》更進一步，極大的豐富了諜戰類型的藝術風格。
從反特題材到今天相對成熟的諜戰類型，深刻地印證了30多年來我國電視劇行業的跨越式發展，也充分地映射了這中間審美趣味的時空變遷，更說明今天的電視劇類型模式已經很難作為固定的分類依據，單一類型模式也已不再能簡單地對應到某一特定的題材，同一題材完全可以使用不同的類型模式，相同的類型模式也可以因地制宜地使用在不同的題材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電視劇的類型模式發展開始更貼近青少年群體審美趣味、情感結構、價值標準，這是近些年來一個不能被忽略的重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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