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刘鹗在淮安丁忧，与罗振玉初次见面，订交，二人预测兵事，事后得到验证。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小国，不能不让国人痛心疾首。即便是多年之后的1906年，在平壤之战的故地、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处——马关春帆楼前，东游日本的刘鹗不能不有所喟叹，如《平壤道中口占》所述：“千里清江水，迢迢赴客亭。国殇何处是？社鬼久无灵。风雨闻人哭，山川带血腥。孤臣无涕泪，惨对一灯青。”甲午之败宣告了洋务派的破产，催生着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那么，刘鹗究竟与那场短暂的变法图强运动有什么关联呢？
处危迫形势下，变法刻不容缓，各地举子纷纷上书朝廷，其中就有《江苏淮安府举人公递都察院呈稿》（刊于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二日《国闻报》第190期）。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还积极鼓动京官响应变法，于是刘鹗的名字出现在了《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中。纵观刘鹗所能给我们留下的材料，我们不难发现他有变法图强的思想。刘鹗曾读过《天演论》，撰过《颁商律》《设官商》，还曾与刑部部曹赵子衡说过：“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先于立本。今欲上书，当由此立言。”除此之外，刘鹗与维新派人士交往的事例亦可说明他与戊戌变法之关联。
刘鹗《抱残守缺斋·壬寅日记》六月二十日（7月24日）记载，“前日，西安来电云：院皋以‘诬讪宫栉’诬芝洞，已拘拿置狱，乞设法援手？电到时，密码寻不着，至今日始获。急入城见仁和，始知旨系交地方官管束，可谓喜出望外。”九月二十一日（10月22日）日记天头有“芝洞信”三字。这里提及的“芝洞”，也就是宋伯鲁（1854—1932）。宋是陕西醴泉人，1886年进士，维新运动骨干之一，康有为多篇上皇帝书就是由他呈送的，此外他还与杨深秀联名上书光绪弹劾过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戊戌政变后受到牵连，远走上海、日本。1902年回到陕西，旋即受到陕西巡抚升允打击，被指控“受业康门，甘为鹰犬，其罪在康有为之下，杨深秀之上”，遂被严加管束（实际上即为囚禁）。当宋伯鲁犯事时，立即想到了刘鹗，并通过密电请求其“设法援手”，而刘鹗“急入城”见王文韶商讨对策，得知只是“交地方官管束”后即“喜出望外”，足可说明刘、宋之间的交情。
除此之外，刘鹗还一度与梁启超有诗文、书信往来。1896年，刘鹗作《京邸感怀》，梁启超“次其韵”作：“自古文明第一州，卧狮常在睡乡游。狂澜不抵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块垒，螔蝓空画旧墙楼。漏卮真似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当梁启超作《记江西康女士》时，断弦已有四载的刘鹗不禁对康爱德女士产生好感，专门去信托梁启超、汪康年“作冰上人”（即媒人），惜乎后来此事未成。因了刘鹗与维新派有所往来的缘故，在戊戌政变后，刘鹗俨然成为惊弓之鸟。在《题叶鹤卿蝴蝶帐沿》的后面，刘鹗写有这样一句话：“此戊戌暮春作也。后此惧有文字之祸，偶有所作，随即弃去，不留稿矣！”刘鹗所为，与当年支持维新变法的翁同龢为防不测而删改自己日记之做法类似。
刘鹗虽与维新派人士间有往还，但实非一流，这可能与维新派后来的做法越走越远有关。刘鹗在壬寅十月十七日（1902年11月16日）致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的长信中这样说：“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子刘大绅亦说过他的父亲刘鹗只与康有为有过一面之识，并无其他联系。但不管怎么说，刘鹗与维新派是有关联的，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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