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期間，劉鶚在淮安丁憂，與羅振玉初次見面，訂交，二人預測兵事，事後得到驗證。中日海戰，泱泱大國敗於蕞爾小國，不能不讓國人痛心疾首。即便是多年之後的1906年，在平壤之戰的故地、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處——馬關春帆樓前，東遊日本的劉鶚不能不有所喟嘆，如《平壤道中口占》所述：“千里清江水，迢迢赴客亭。國殤何處是？社鬼久無靈。風雨聞人哭，山川帶血腥。孤臣無涕淚，慘對一燈青。”甲午之敗宣告了洋務派的破產，催生著維新派走上歷史舞臺。那麼，劉鶚究竟與那場短暫的變法圖強運動有什麼關聯呢？
處危迫形勢下，變法刻不容緩，各地舉子紛紛上書朝廷，其中就有《江蘇淮安府舉人公遞都察院呈稿》（刊於戊戌年閏三月二十二日《國聞報》第190期）。與此同時，康有為等人還積極鼓動京官響應變法，於是劉鶚的名字出現在了《京城保國會題名記》中。縱觀劉鶚所能給我們留下的材料，我們不難發現他有變法圖強的思想。劉鶚曾讀過《天演論》，撰過《頒商律》《設官商》，還曾與刑部部曹趙子衡說過：“治國莫重於養民，為政莫先於立本。今欲上書，當由此立言。”除此之外，劉鶚與維新派人士交往的事例亦可說明他與戊戌變法之關聯。
劉鶚《抱殘守缺齋·壬寅日記》六月二十日（7月24日）記載，“前日，西安來電雲：院皋以‘誣訕宮櫛’誣芝洞，已拘拿置獄，乞設法援手？電到時，密碼尋不著，至今日始獲。急入城見仁和，始知旨系交地方官管束，可謂喜出望外。”九月二十一日（10月22日）日記天頭有“芝洞信”三字。這裡提及的“芝洞”，也就是宋伯魯（1854—1932）。宋是陝西醴泉人，1886年進士，維新運動骨幹之一，康有為多篇上皇帝書就是由他呈送的，此外他還與楊深秀聯名上書光緒彈劾過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戊戌政變後受到牽連，遠走上海、日本。1902年回到陝西，旋即受到陝西巡撫升允打擊，被指控“受業康門，甘為鷹犬，其罪在康有為之下，楊深秀之上”，遂被嚴加管束（實際上即為囚禁）。當宋伯魯犯事時，立即想到了劉鶚，並通過密電請求其“設法援手”，而劉鶚“急入城”見王文韶商討對策，得知只是“交地方官管束”後即“喜出望外”，足可說明劉、宋之間的交情。
除此之外，劉鶚還一度與梁啟超有詩文、書信往來。1896年，劉鶚作《京邸感懷》，梁啟超“次其韻”作：“自古文明第一州，臥獅常在睡鄉遊。狂瀾不抵中流柱，舉國將成破碎裘。燕雀同居危塊壘，螔蝓空畫舊牆樓。漏卮真似西風岸，百孔千瘡無底愁。”當梁啟超作《記江西康女士》時，斷絃已有四載的劉鶚不禁對康愛德女士產生好感，專門去信託梁啟超、汪康年“作冰上人”（即媒人），惜乎後來此事未成。因了劉鶚與維新派有所往來的緣故，在戊戌政變後，劉鶚儼然成為驚弓之鳥。在《題葉鶴卿蝴蝶帳沿》的後面，劉鶚寫有這樣一句話：“此戊戌暮春作也。後此懼有文字之禍，偶有所作，隨即棄去，不留稿矣！”劉鶚所為，與當年支持維新變法的翁同龢為防不測而刪改自己日記之做法類似。
劉鶚雖與維新派人士間有往還，但實非一流，這可能與維新派後來的做法越走越遠有關。劉鶚在壬寅十月十七日（1902年11月16日）致太谷學派集大成者黃葆年的長信中這樣說：“民困則思亂，邇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盪之，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子劉大紳亦說過他的父親劉鶚只與康有為有過一面之識，並無其他聯繫。但不管怎麼說，劉鶚與維新派是有關聯的，只不過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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