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下灵

中国自从唐朝之后，整个民族可谓都是表现的非常保守，完全没有了当年汉唐的尚武之风。究其原因事实上和中国的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害怕人民有尚武之风，从而导致他们的统治不稳固。

在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尚武之风还是很强大的，曾经打遍周边的强敌，当时可谓是真的四夷臣服。只不过在唐朝的最强盛的时候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事实上是当时内部的军队不受控制，起来造反，最终导致整个大唐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一直到唐朝灭亡，天下都没有再真正的一统。

后来的赵匡胤建立了宋朝，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军阀纷争的局面，可谓是功莫大焉，但是赵匡胤总结了前人的教训，自然开始重文轻武，整个宋朝都是如此，所以当时的中国人民已经没有了尚武之风。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在武这方面不行，面对北方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只能一再受欺负。

后来的明朝在初年还好，但是后来也是走到了重文轻武这条路上。虽然宋朝和明朝时间还算比较长，但是重文轻武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较为衰弱，最后被游牧民族所灭。总之由于统治者的原因，导致中国人民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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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读历史

我看过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有一个观点非常有趣，分析汉朝，唐朝和宋朝三个朝代之后，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那就是思想影响着国家的特点。这个观点认为，汉朝是农业的思想，唐朝时游牧业的思想，宋朝时商业的思想。这三种思想，造就了三种不同的国家特点，汉朝因为农业思想的发展，国家相对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汉朝能够持续四百年的原因之一。唐朝游牧思想的发展，让国家充满了自由进取的风气，这就是为什么唐朝开放包容，积极进取，但国家内部却政变内乱不止的原因之一。对于宋朝来说，商业思想的发展，让宋朝更加精明，更能算计，这种算计体现出来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来实现最大的利益。所以，对于宋朝而言，岁币要比战争更经济实惠，因此，会选择岁币而不选择战争。

我不能说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他自己的道理。很多观点认为宋朝时中国民族特性的分水岭，宋朝之前，民族性格开放强悍，宋朝之后，变得内敛保守。

精明的宋王朝

从宋朝国家政策看，其实挺有道理。经过唐朝的节度使之乱，宋朝的君主开始尝试新的治国模式，这种治国模式就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而对于开疆扩土收复失地，宋太祖时期并没有把战争当成唯一手段，甚至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

宋朝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家富有，于是，宋太祖筹备建立私库，用来积累钱财，想要通过购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这只是最好的结果，如果辽国不同意，宋朝就会用这些钱，招募勇士，用武力解决问题。可见，从宋太祖开始，宋朝已经有了精打细算的传统。但在这个时期，宋朝依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但因为宋太宗时期的三次惨败，整个宋朝三百年，彻底滑向反战的深渊。

这种反战思想，带有几分商人的精明，宋朝很有钱，人口也多，军队规模相当庞大，一方面，宋朝政府不愿意通过大量的战争，让国家陷入深渊之中，另一方面，也惧怕将领拥兵自重，变得无法管理。相比之下，金钱换和平的方式，非常合算。

于是，宋朝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国家非常富庶，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另一个极端就是，军备松懈，军队战斗力低，而且缺乏开疆扩土的雄心壮志。于是出现国富而不强，国家发展畸形。这种发展模式，看似精明，实则很不精明，于是，宋王朝成为唯一一个两次被外族灭国的朝代，而且是以极其相似的方式灭了国。

保守的明王朝

说明王朝保守，估计会被很多人吐槽，明成祖五征漠北，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朝代，怎么能算是保守呢。事实上，人们往往会因为永乐大帝的过于优秀，产生一个误区，那就是，明王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其实，明王朝在永乐时期，开放程度非常大，但整体明朝，却处于保守之中。

同样，这个问题要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分析，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后，也开始思考国家的治理。国家到底应该是开放，还是应该是稳定。朱元璋选择了后者。在内部治理上，明朝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元朝的治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其中包括一直以来争议颇多的兵户，民户，匠户这类的划分。以至于在后世，人们评价明王朝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规定了人生的朝代。因为，从这些制度来看，如果你生在兵户，就天生有了当兵的义务。你是匠户，那就是天生的工匠。当然，这种制度时间长了就是个摆设，谁也不能完美的执行。

除了对户籍的严格管理，明王朝自朱元璋开始，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也极为严格，流动人口在明朝被认为是国家混乱的表现，如果哪个地方流动人口增加，这就说明，这个地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地方官员要受到惩罚。和流动人口一样，商人的管理也空前的严格起来。

对外来说，朱元璋对于北元王朝非常感兴趣，也非要彻底灭亡不可，但对于周边其他国家，却表现出很友好的一面，并且列出来十五个不征之国。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朱元璋都在稳定的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朱棣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预定轨道，但到了明仁宗和明宣宗之后，明王朝再次回到了保守的路线上，甚至出现了禁海令。

虽然在这期间，也出现了成化犁廷，万历三大征等对外军事行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依旧无法改变明王朝整体保守的特点。

无论是商业思维的宋王朝，还是农业思维的明王朝，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中，最多想到的就是稳定，都想通过稳定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种中庸之道，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通过这种模式，让国家长时间稳定。但也会让国家在发展中，出现后天不足发展畸形的现象。

旧书斋

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观点，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但是进化特别慢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早期商周朝和春秋的时候，实质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错存在的状态。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全球最高的。当然军事技术相对呢也是最厉害的。后面3000年随着气候变冷和人口繁殖，人口密度增加，不断开垦土地，向南拓进向东拓进，变成一个农耕为主的民族体系。特别是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逐渐将南方很多原始森林变成耕地，但是耕地并不成大块的存在，这样实际上就逐渐形成了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也长期存在。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动力组织强悍的军事集团。而同时期由于气候恶劣，游牧民族不断学习汉族的先进经验，军事技术突飞猛进。骑兵、马蹬和冶铁技术的提升以及全民皆兵的组织形式，使得游牧民族一直呈压倒式的军事优势。这一局势从西汉以后就长期存在。虽然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抗争的故事，这只能说明汉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但是从侧面也说明它的军事实际上一直处于弱势，是被动状态。现在有一种说法将儒家说成是丧失血性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认为不对。儒家的推行，正好说明我们是一个文明型的民族。但是冷兵器时代，你没有一些客观外在的条件，就不可能有强悍的军事集团，就不可能有强悍的骑兵集团，谈什么战术都没太大用。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血性只会带来屠城。不过我个人思考了很久，在中国自西汉废除百家以后，对商业长期是鄙视和压制的状态。像南宋对商业的尊重带来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但是时间太短，只有不到100年。因为现代化的诞生必须和商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和商业组织结合在一起，和商人结合在一起。长期压制商业，鄙视商人，所以创新很慢，创新很少，全民皆文。诞生不了现代化，你就一直处在冷兵器时代。另外，我看过两本书，一本是《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和《西方将主宰多久？》。分别是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力作。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后发优势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一直是向汉民族拼命的学习。学习的结果就是在军事上超越了汉民族，然后向南侵犯最后统治。这一点从中东的几千年历史也可以看出来。最先进的文明是在两河流域美所布达米亚丘陵地带。但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后面周围的民族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然后向中心区侵犯。后发优势用的好的，例如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特别重视商业和商人，然后他们又结合绵绵历史长河不断往西传过去的先进技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进化新阶段。尽管这个民族对外是很血腥很残忍，但是他对商业文明的重视和对商人的重视，这点是其他民族比拟不了的。由此诞生了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体系。所以他们一举实现现代化建立了现代化的军事武装，彻底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碾压在炮火之下。所以光谈血性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强悍的军事武装。你只是谈民族性也没有用，因为你太压制了创新。你就不可能诞生现代化的武器。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一切的肉体都是肉酱。

rengong5558

汉唐开放强悍的民族性格到了宋明以后，越来也保守，其实和王阳明的“心学”的僵化运用有关。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是人之道德到了一个很好很自由的境界，外在的道德规范已经不是外在的规则，对自身没有束缚性，因为外在的道德规范本身就已经是自己内心所认同的存在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人世的道德规范终究还是“人定”的，与王阳明天所谓之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于是，在汉唐时期仅仅只是外在牵制人之行为的道德规范，到了王阳明及其以后，开始从内心牵制人的行为，以至于人心在条条框框下显得越来越保守。

1、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基础上的阳明心学

（1）朱熹的“道心”与“人心”

程朱理学将“天理”看成至善的存在，而朱熹根据天理至善，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从至善之天理出发，属于纯善的存在，而人心，则从私欲出发，往往会衍生恶。朱熹认为人要发扬自己的道心，就要抑制自己的私欲，他说：

也就是说，在朱熹的眼中，人之过度私欲和至善之道心属完全对立，要么是道心胜人心，要么是人心胜道心。注意，这里的人心代表恶，但是不是否定人所有欲望，代表的是合理范围外的过度之欲望。

在这里，朱熹的重点大抵在抑制过度之欲上，而其至善之生来就有的天理，给了王阳明很大启发。

（2）王阳明之“心外无理”与“知行合一”

朱熹虽然创造性提出了人生来就存在一个“道心”，这个道心，就是天理的体现。但是，朱熹也认为人是理气合一的产物，当天理作用与人心的时候，人心不动，这里的人心不动可以理解为人的贪欲不动，这个时候，心就和天理一致，是至善的。我们不难看出，朱熹这里并未表明心和理是一致的，相反，它们还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而王阳明承接了朱熹至善之理的同时，还认为“心”和“理”是一致的，心就是理，是至善的存在，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本心就是至善的。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人的本心就是朱熹之天理，人的本心便是善的，王阳明此举的目的也不难推理，他实则是想将外在的纲常名教上升成为人之精神追求，以人之本心至善，告诉人们，善之念头衍生出的善之行为才是符合善之念头发源地，即符合本心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善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原本来说是人接受后天教化的结果，但是到了王阳明那里，他则告诉人们，这不是后天学习来的，是因为人本心就是善的，真正的善，是先天善之本心衍生的善之念头指导下的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行为符合礼，但是心却不认可礼，则属“伪”。

2、阳明心学虽好，但不顾社会背景僵化套用，就会衍生封闭僵化的风气

其实，王阳明的“心学”本没有什么问题，初衷也很好，就是让人从念头上反思自己，一丝一毫“恶”的念头都不可以有，否者就是“身心分离”、“知行不一”。王阳明认为人先天就有“良知”，人的念头是先天之“良知”的行，以此强调知行合一。这其实也是在区分“伪君子”和“君子”。虽然“伪君子”和“君子”在行为上都是符合“礼”的，但是君子的行为出于“良知”，而“伪君子”的行为却出于“私欲”。

但是，问题就出在其“良知”上，人有没有“良知良能”，这还确实无法给个准话，但是王阳明觉得有，他的想法也很好。良知良能无法以人力来衡量，但是伦理社会中，虽然无法人为衡量先天之良知良能，但是也绝对不能善恶不分。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还确实需要区分，而且只能由人来区分，毕竟人的思想再怎么超越，也超越不出人类社会吧。

但是，一个时期的善，换一个社会环境，就可能不符合“善”了，不同情况下的同一行为，往往真不能一概而论，恶也是一样。宋明以后，阳明心学十分受欢迎，外在的纲常礼法在阳明心学的催化下，潜移默化间成了人思想上的教条，这就要不得了。

原本在唐宋时期，规范是规范，人心是人心，但是到了王阳明时期，由于心学的催化作用，一个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成了人心之善的代表，但是社会要进步，规范要翻篇，要改进，而已经将过时之“规范”内化为自身行为指导源头的人，自然无法接受新的规范产生，久而久之，不僵化才是真奇怪了。

其实，阳明心学在外在表现上，是将社会道德规范上升到人之精神需要的一个高度，但是其内在还是强调摒除偏见私欲。如果运用阳明心学时没有针对性的“社会道德规范”，能够寓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阳明的“知行合一”当属十分好的指导人之自我修养的思想。

3、总结：宋明以后越来越僵化，大抵在于对阳明心学的僵化运用

王阳明的心学是个很不错的思想，但是好的思想如果不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容易被僵化套用。王阳明之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将外在纲常礼法提升了一个高度，让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教条，而是人的精神追求。在一定时期内，王阳明的心学确实能够接触纲常礼法对身体的束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心之自由，帮助人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但是，社会进步下，纲常礼法需要改进，后天的社会道德规范终究是人为制定的，而非先天的良知良能，一定时期的纲常礼法到了后面阶段，自然会产生其局限性，但是在阳明心学的刺激下，已经吸收过去之纲常礼法之人，定然无法接受新时代下的新规则。社会在发展，礼法却无法改进，或者改进得十分艰难，自然就会形成僵化的社会风气，本来追求身心自由的阳明心学，最后束缚了人的心灵，这着实有些个可叹了。

颜小二述哲文

应该是宋之后，才越来越保守，这个源头其实要归功于宋代出现的程朱理学，二程加上朱熹，循天道，灭人欲，三纲五常，用道统代替治统，程朱理学被元朝定为官学，在明朝发展到顶峰，举个例子：在宋代之前，女人都是可以改嫁的，很少有什么贞妇节妇，就是因为程朱理学的原因，男人不必为了女人守贞，女人却得为了男人守一辈子的活寡。而且到处都在鼓励寻死，比如曾经有个女人定了婚期，出嫁前未婚夫死了，按着情理，当然是应该择人重新婚配。可这个女人的下场也是活活饿死，当然，之前的抱着所谓亡夫的灵牌结婚。一时间，到处在建贞洁牌坊，当然到处也在死人，可以肯定是，死的都是女人，为了所谓的节和烈。程朱理学的灭人欲，也灭了人的想象力，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是倒退的，循天理就是安分守己，程朱理学用一个任何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绑架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于是就有了伪君子一说，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宋代以后出现大量汉奸跟此有关，宋朝灭亡有皇帝臣民十万人崖山跳海，到了明朝灭亡，有汉奸给清兵带路，皇帝只剩自己一个人吊死，军民大臣跑的无影无踪，以及后期的清代更是把程朱理学用的登峰造极，这样能不保守吗，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也就一百万不到，中国伪军达到几百万，程朱理学的自私，伪善，禁锢人的思维，其祸害可见一般，其实这个程朱理学就是新儒学，宋之前的儒学不是这样的。

侠客1840

有一个成语叫“文质彬彬”，“文”就是文化，也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行事规则。而“质”呢？就是人作为一个真实动物的本质，勇武好斗、争强好胜，这些都是动物本性的层面。

汉唐以来，中国人“文”的方面越来越强，而“质”的方面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比如汉朝时，那时官员基本没有专门区分文官和武将职位。任何一位官员，在朝廷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不管是内部事务还是对外事务，都可以提出主张。只要被朝廷采纳，那就可以离开成为负责人。比如班超、谷吉、陈汤等英雄，人人争着建功立业。

唐朝也是这样。朝廷一说边疆有事需要募兵，长安城中人都踊跃报名当兵。“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社会推崇的是这样的风气。

而到了宋朝、明朝，人们都耻于当兵。

宋朝矫枉过正，扼杀了人们“质”的一面。

但是，经过唐末五代的割据、禅代的混乱时期后，宋朝一下子把整个社会的制度都改了。矫枉过正。整个军事制度被改成多权分立，谁也无法单独调动军队，就连打仗时也没有自主权，还要按照阵图来部署。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宋朝军队屡战屡败，打不过辽，连小西夏也打不过。

难道宋朝军事制度这么改，就是为了弱吗？当然不是。而是为了“保皇权”。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层层分权、层层牵制，从而大大弱化武将的影响力。

首先，宋朝禁军由"三衙"分掌，不再设常任将官。"三衙"的长官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其次，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分别统率着禁军，但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权，并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院要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下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门、将帅都无法调动军队。 第三，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宋初有禁军二十多万，宋太祖把十万余部署在京城，十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有足够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能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这样叫做"内外相维"，相互牵制。第四，兵将分离。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京城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第五，士兵的地位极其低下。宋朝在饥年募兵，通常给士兵脸上要刺字。这让当兵的人没有社会地位，处处被人歧视。第六，武将遇到同级的文官自动低半级，要给文官行礼。

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狄青，但最终还被文臣们以威胁皇权的理由贬谪到地方，使狄青郁郁而终。

整个宋朝，人们的勇武之气被严重扼杀，社会以从军为耻，官僚集团也歧视武将。

宋朝的整个政治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备武将造反，以保证赵宋皇权长治久安。至于对外赔钱、没有尊严，那些都是赵宋可以忍受的。

在打压武人的同时，宋朝还大兴科举制度，大肆鼓励人们做文官。逢年过节的赏赐，朝廷给文官的赏赐也比给武官的多。

这样，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武人、士兵等等均是低下的。

明朝的政治制度，皇权极度膨胀，社会被约束的非常死。

明朝用军户、民户、匠户等户口制度把人分类，并严格约束，这造成社会活力不够。同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明朝更进一步，把宰相都给废了，最终造成了皇帝空前集权的状态。

这种制度设计，从出发点上看，依然是为了保证皇权稳固，但明朝对外还是愿意有所作为的，不像宋朝那样萎靡屈辱。

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宋朝人相对自由，身份没有什么限制，干什么也相对自由。这一点明朝没法比。

明朝通过制度设计，让行政、军事、监察三系统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皇权从而大大加强，中国的政治集权和政治统一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同时，明朝还有诏狱和厂卫制度监督人民，人的社会自由度很低。

结论：为了保皇权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是宋明之后越来越保守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了宋朝时期，基本上把可能威胁皇权的情况都“演练”过了，比如宫廷政变、外戚、权臣、太监、武将、藩王，等等，这些可能从内部颠覆王朝的问题在宋朝之前全都发生过。因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复杂的分权设计，把这种种威胁皇位的问题全部做了预防。

明朝因为吸取了元朝过分放权、内部混乱不堪的教训，在制度设计上更进一步，不但上述官员被管的没有几分权力，连老百姓也没有多少自由。

因此，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皇权的安全，最终使整个社会走向了内向和封闭。

“文”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质”就没有了展现空间，当我们做到了“文质彬彬”，也就是文和武能和谐搭配的时候，才算恢复了汉唐雄风的本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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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烟阁论史

宣传孔孟之道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软弱！汉奸走狗投降派太多太多了！！！

用户三清明月

蒲寿庚在南宋灭亡的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占据泉州投靠蒙古，还将有恩于他的南宋福建皇室数万人屠杀殆尽，这人就是担任南宋泉州市舶司三十年，并以此发家的蒲寿庚。

鉴于蒲寿庚的恶行，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便下令将“蒲氏”一族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并被要求不得读书，“世世无得登仕籍”。

话说蒲氏不是汉人，他们的祖籍也并不在泉州，但他们的家族却真的是靠着南宋的支持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原来随着宋朝经济的极度繁荣，大量阿拉伯商人随着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来到中国寻求商机及发展机会。蒲氏的先祖先是到了东南亚的占城发展，后来又来到南宋的广州经营海贸，进而成为一方富贾，但是到了南宋中后期，蒲氏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广州的发展每况愈下，逐渐难以支撑，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便由广州举家迁徙到了当时南宋最为重要的海港泉州，凭借着泉州地处东南沿海中心节点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背靠香料、丝绸、茶叶等资源产地的得天独厚优势，将蒲氏海贸生意逐渐做大。

期间蒲开宗更是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成为泉州安溪主簿，绍定六年（1233年）南宋朝廷为鼓励蒲氏一族继续发展海外贸易，赐予蒲开宗“承节郎”官衔。其后其子蒲寿庚更是于南宋淳祐十年被南宋朝廷提任泉州市舶司，并开启了三十年之久的泉州市舶司掌控历史，期间官商身份结合的蒲寿庚，凭借着掌控泉州市舶司的权力，开始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攫取利益，不断增加泉州蒲氏的财富。

蒲氏一族得到南宋的政策扶持之后，实力逐渐壮大，但仅仅获得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于是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泉州港甚至于整个福建及东南沿海地区。

期间蒲氏凭借自身强大的贸易网络，更是从阿拉伯地区引入大量装备阿拉伯马的阿拉伯武士及非洲黑奴组建完全忠于自己的雇佣军——“亦思巴奚军”。如果可以蒲氏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而泉州则必然成为他们心中的自治领地。

但这一情况随着南宋与蒙古的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开始出现转变。

南宋皇室南逃，蒲氏紧闭泉州大门叛投蒙古，背主卖国屠皇室

当南宋皇室在太后谢道清投降蒙古之后，张世杰奉益王、卫王南逃组织小朝廷抵抗元军南下。当他们抵达泉州时，原本满心期许能够在泉州凭借泉州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固守福建的他们，得到的却是蒲寿庚只承认投降蒙古的谢太后以及宋恭帝，紧闭泉州大门，迫使南宋流亡小朝廷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向广东而去，最终在崖山灭亡，自此“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华民族的法统传承出现了第一次断代。

在蒲寿庚拒绝张世杰等人以泉州为依托抵抗蒙古之后，就已经将自己宋朝臣子的伪装完全撕去，他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将泉州及泉州周边地区原宋朝皇室成员完全屠杀，作为自己成为蒙古一员的投名状，完全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宋朝皇室的支持，蒲氏一族的财富和地位是如何得来的。

但是蒲氏在元朝的好日子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对于不擅贸易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看中的是泉州港口贸易的利润，于是蒲氏一族暂时得以继续在泉州过着他们土皇帝一般的好日子。

但是这种情况在元朝末年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蒲氏一族随着宋灭之后的几十年发展实力越发强大，随着元朝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出现不稳，蒲氏一族开始打算学习蒲寿庚在宋末的做法，割据泉州，待价而沽。

1362年至1366年间，蒲氏一族以自身雇佣军“亦思巴奚军”为主发动叛乱，企图割据泉州自守。但这一次他们被元朝陈友定的大军直接剿灭，由于泉州地区民众大多备受蒲氏家族的压榨和“亦思巴奚战乱”的蹂躏，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激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不法传教士和暴徒被屠杀。

结语

虽然蒲氏一族在明朝建立之前，就由于发动叛乱被元朝所剿灭，但仍有部分蒲氏族人活了下来，等到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对如此背信弃义、断绝华夏传承的蒲氏一族更是毫不手软，直接下令将“蒲氏”一族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并被要求不得读书，“世世无得登仕籍”。以此将蒲氏一族永远镇压成为最底层罪民，以报蒲氏一族背信弃义，助元灭宋祸乱华夏之仇，希冀不再出现农夫与蛇的悲剧发生。这也或许就是对卖主求荣，背叛国家之人最好的惩罚。

水墨青花醉柴哥

大漠肌理血液的更替使得民族性格转变，文化上的狭隘不自信让我们越来越保守，实力的下降让我们难以再包容他人。

秦人，中华民族强悍开放的开始。

秦人的祖先来自甘肃，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区。秦始皇第一次把大漠的性格带给了全中国。秦国到秦朝至始至终都坚持开放的原则。秦国人才来自四面八方，堪称七国时期的移民大国，这就是开放的其中小小体现。秦军被称为虎狼之师，见秦军来无人不闻风丧胆。这便是我们民族骨子里最早的强悍。

汉武帝时期，民族性格的两条路。

到了汉朝，承袭秦风。高祖刘邦虽然起身中原，没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好在，秦之风，浓烈且持久，把汉朝最终熏陶成了强汉。汉武帝就在这时候横空而出。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匈奴的撤退路上，就这么留下了强汉的传说。接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因匈奴而生，也因匈奴而盛。从长安到罗马谁不知道东方屹立着一个开放的汉帝国。

然而在开放强悍这条大道上，一条小路正悄悄鹊起。董仲舒在长安的末央宫见到了汉武帝。中华民族的性格就从这一刻起发生了小小改变。"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接受者汉武帝也没有想到，这个文化政策既然会在未来对民族影响如此之大。

封闭的种子率先在文化上发芽。

董仲舒和汉武帝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地位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成就带来的。两人之前的文化发展，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文化发展的在骨子里还是继承了先秦百家的风骨。包容开放济世救民，百花齐放。在两人之后，思想的夜空不知道少了多少星光。以后凡是提中国文化，唯有儒学一家。佛教在唐朝盛极一时，而被儒学警惕，最终而衰。道家除了为帝王练方之术不小心触碰到火药外，在中国历史上也别无星光。

理学的接棒，封闭思想延续。

西学东渐之际，西风吹拂。三位江浙大师提出批判思想，拍打了明末思想界的这盘死水。原以为是近代民主思想的曙光，没想到是儒学的回光。格物致知的理学成为了，宋以后士人的追崇。天人合一，三纲五常，越来越强调人的儒家，让数百代的汉人忘记了世界。大漠的萧瑟风棱，全被儒学消磨的平平整整，庸庸淡淡。民族肌理血液的一次换血，儒学得到了主导位置，望向天边的高墙也越筑越高。

元朝变种，强悍中的残暴，开放中的封闭。

蒙古在中原建立元朝。之前的的宋朝重文轻武，同时又大力提倡理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羸弱之风。这时的蒙古是踏着铁骑来的，强悍的民族性格再一次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里。可惜这是病态的输血，蒙古人的强悍，慢慢的变为对汉人的残暴。元帝国境内人口被分为4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泉州在繁华，又和汉人有什么关系，元朝在能容四方，闻名世界，朝中的大臣却极少汉人，连来自远方的色目人，都多过汉人。

鱼羊史话

帝王思想决策国家的走向！但是要注意汉朝重视农业，思想却从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甚至屈辱和亲，换取和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穷则修身，达者济天下)。汉武帝用60战争换取了和平，中华民族影响至今！所以汉朝虽为农业开拓疆土却一点不保守！

人的发展终究要摆脱野蛮走向文明，从物质追求向更高级的精神追求发展，宋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若宋成功了，我们比西方早五百年进入现代文明。宋没成功原因一冷兵器时代文明人打不过野蛮人不像现在野蛮人只能唱歌跳舞，二宋的前朝唐开放包容周边少民无偿学到先进的文化技术国家管理机制使宋周边强敌环饲，辽，金，西夏，忽必烈时期的元就是见证！现在的日本是学习最成功的。可是……历史没有如果！

地理限制这是重要原因，汉唐时西域经济发达，文明甚至不弱于汉地，但到了明朝，西域就已经变成了游牧民族的地盘，经济利益也不再重要，随着中原王朝首都的东迁，西域战略地位也不重要了，至于清朝重新开拓新疆，主要在于准格尔属于蒙古诸部，它的崛起对以满蒙联盟为基石的满清产生了致命威胁，才不得不全力剿灭。至于南方，秦汉时对南方的经营基地是发达的淮河流域，到了宋明时南方已经核心化，再向南经营的基地变成了云贵高原，但依靠当时的云贵高原根本不能对东南亚产生优势，甚至有明一代只是在全力开发云贵高原。西部是青藏高原，不可能去扩张。

李世民面对过：皇帝惧怕节帅，节帅惧怕牙兵，统兵大将公开放话，谁兵强马壮谁做天子，委派的将军有可能发动兵变，也有可能被手下的兵将挟持哗变，半个世纪五朝八姓吗？都知道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那郭威黄袍加身呢？郭威一个忠臣被杀光儿子被逼反因为他的同级别同事对皇帝说别插手朝政，还有李存勖当皇帝派大臣郭崇韬灭蜀怕他自立就杀了他，但是接手的孟知祥又自立称帝，北方五朝，南方加个太原前后十个政权，就这局面怎么办？到了宋明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洋扩张，宋朝以经济扩张为主，明朝甚至开始设立宣慰司，只是后期明朝衰落才放弃了，而继任的朝代也没有再次经营，否则，今天的东南亚归属于谁还真不好说。

自秦以来，中原王朝事实上是不断向南扩张的，秦和明后期的版图看似重合，实际上的控制成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按照秦汉的地图标准的话，明朝全盛时的版图也是非常大的。唐之前不管军权强不强，都是短暂的集权，丞相府中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地方上县一级基本是自治，官吏分家，共治天下。唐开始君主集权登峰造极，民主荡然无存，没有民主和自由必将使百姓懦弱低能，再强大再开放的朝代也会逐渐走向灭亡，这也就是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内在原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改死气沉沉，经济腾飞，市场活跃，很大原因来自于不搞个人崇拜，不搞君主集权，不搞终身制，发挥乡村集体经济和百姓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在此民主自由的氛围下民族个体将逐渐强大，对外扩张的血性将再次被激活。

简而言之，当时的条件限制了有效统治范围。唐玄宗为了讨好杨贵妃，累死好几匹马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最快还要半个月。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就是这件事。更何况其他的物资信息流动都是极慢的！

在这种条件下控制边疆何其难也，所以中国当时已经达到了统治的最大疆域。为什么不开发新的地盘？因为其他地方都不适合生产居住，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人口不想今天多，地基本足够用！当然这里说的其他地盘当然也是我们周边地区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大家都在很小一个范围内拓展！同时，如果是在这些蛮夷之地没有军事威胁的话，基本不会征罚！军事，经济上考量，大多君主都是考虑紧握中原，尽量团结，拉拢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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