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4 被毛泽东称赞的三个信阳人

被毛泽东称赞的三个古代信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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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称赞过的三个信阳人”这一说法，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传至今，时间过去一个甲子，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故考证起来亦相当困难。

毛泽东深研二十四史，被毛泽东称赞过自是一种殊荣。信阳古名人虽多，谁担得上毛泽东称赞？

近年来古名人属地之争，常引起群众口水和学者考证之风。我虽非专家学者，但作为信阳人，却也想考证一番被毛泽东称赞过的三个信阳人到底是谁。

“被毛泽东称赞过的三个信阳人”之说，出自信阳，目前已得到公认的有两个人，一是孙叔敖，二是宋士杰，第三位存在争议。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称赞的是息夫人息妫，但潢川人认为是春申君黄歇，固始人认为是唐代“开漳圣祖”陈元光，罗山人认为是三国时期蜀相费祎，光山人认为是北宋司马光。这种地域之争多带有偏见，亦缺乏考据。虽然毛泽东称赞的是信阳古人，各县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但如果不弄清被称赞对象到底是谁，搁置争议，久之就成了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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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见诸文史资料的可确定的是宋士杰。宋士杰，或写作宋世杰，士和世音同，到底是哪个字，竟不知。

据《河南文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3页记载：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和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谈话。他边走边问：“京剧《四进士》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王黎之答道：“传说他是这里的人，住在信阳西门一带。”毛泽东说：“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三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建国后毛泽东第二次国内考察，是从1953年2月15日深夜十二点专列驶出北京开始，沿途接见各地委书记，听取口头汇报，要求不要书面文章。2月16日路过信阳，接见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

宋士杰之所以在民间流传，主要依赖京剧《四进士》。但剧戏不同于史籍文献，并非绝对真实，其对宋士杰故居的说法是错误的。宋士杰在戏剧中的出场词“我在信阳州西门外有一小店”，据考证，宋士杰开店应在信阳州北门外，而非西门外。

宋士杰死于明嘉靖中晚期，葬于信阳市西郊贤首山东南山坡。“文革”期间，其墓碑下落不明，以致至今无法辨认其墓。但是宋士杰后代一直在信阳城居住，并如其先祖一样经营小店，地点在北关小街。

《宋士杰的传说》一文作者蔡静远曾在1985年走访过宋士杰的后代宋朝纲（1985年时85岁）。根据宋朝纲讲，宋士杰当年开饭店的地点在信阳城北关外小街的东端（解放后信阳油厂的大门里边不远处）。明代北关外有护城河，护城河的桥头有拱门，上题“北门锁钥”。由护城河过桥稍北向西，穿过信阳油厂直到三民路（今申碑路）一带，便是当年比较繁荣的北关小街。宋士杰在北关外开饭店，延续了许多代，直到宋朝纲的祖父宋祝三，其小时候饭店还在开着。清末民初，李虞门在那里开设绸庄，后改为“洪德茂”绸缎店，宋祝三才搬到三民路，改磨豆腐为业。京剧《四进士》错把北关写成西关，可能是剧作者未做考证之随意安排。信阳城西门曰“望壑”，后改为“浉门”，在西门外根本没有往北通往汝南府、上蔡县的道路，就是去南阳府也不走西门，而是走北门，经肖家湾后岔路。信阳城的北门名“望淮”，后改为“淮门”，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官道。故从上蔡县来告状的杨素贞一定是到信阳州北门外小街，并偶遇开饭店的宋士杰。北门外的大道曾专门设有“接官亭”，旁有“子贡祠”和“申阳第一井”。在“接官亭”的大路旁有碑亭，这就是申碑路的来历。碑亭有颜真卿所书“古申伯国”碑，以及“先贤子贡为宰处”碑和“明何大复故里”碑（何景明号大复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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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被毛泽东称赞过的信阳人是“千古循吏第一人”的孙叔敖，这一位没有争议。

毛泽东1958年11月13日乘专列离开郑州，15日凌晨一点左右抵达武昌，据行程推算，其接见信阳地委书记、副书记等人应在14日上半夜。

据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回忆：“……到达信阳时已是夜晚，停留在信阳铁路的一个叉道上。听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都委高兴，当时在家的副书记都去了，有杨玉璞、王达夫等，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主席。主席穿灰色中山装，脚穿棕色皮鞋。见到我们，忙迎过来，伸出温暖的大手，同大家一一握手。车上随行的是罗瑞卿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主席饶有兴趣地讲起春申君、息夫人、孙叔敖、宋世杰的故事，问黄国、蔡国、息国现在是啥地方，我们一一作了回答……谈起孙叔敖治水，我们想起了一件事，便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在信阳停车一个多小时……”

据地方文献记载，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视察南方路过豫南时，谈到淮河水利工程建设，除高度评价孙叔敖的业绩以外，还着重称赞他是一个水利专家。

孙叔敖，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左传》称孙叔敖为蔫氏。蔫氏源自芈姓，本楚国公族，或言孙叔敖之父蔫贾曾为楚国王室工正、司马，其祖上封于蔫（期思一带）。《荀子· 非相》：“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河南固始县令段光所立的《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这里有个错误，即误把孙叔敖称为姓孙、字叔敖。因孙叔敖为贵族后裔，故司马迁《史记》称其为“楚之处士”。若非楚贵族后裔，也不可能一经推荐就被楚庄王任命为令尹。但司马迁并未指出孙叔敖姓氏，故后世多误认为姓孙。期思在东汉时属固始县。《荀子》所言鄙人，并非平民之意，应理解为郊野之人，因孙叔敖所居期思远离楚都，故曰鄙人。如果孙叔敖只是贱民出身，何谈修期思陂（芍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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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赞过的第三位古代信阳人，当为春申君黄歇与息夫人息妫之一，不可能是司马光、费祎或陈元光。因为在路宪文回忆中，毛泽东曾当面提到过春申君、息夫人、孙叔敖、宋士杰四人。

首先，司马光不是光山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5年定义籍贯，为个人出生时祖父户口所在地。籍贯即祖父户籍，一以贯之。史籍皆称司马光为陕州夏县人，即使出生在光山县，也不能称司马光是光山人或信阳人。

其次，费祎即使经考证是罗山县人，但其主要事迹不在罗山，而在三国时期蜀国。费祎小时候(九岁)便随叔父举族迁到成都，与罗山县再无牵连。再说，毛泽东怎么能知道费祎是信阳（罗山）人？

再说陈元光，也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称赞。陈元光因21世纪“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而成为信阳名人，其实陈元光在唐朝并不有名，事迹未见于旧、新唐书。陈元光官至漳州刺史，刺史不过是四、五品官（正四品下至从五品下），其主要事迹亦在漳州，民间纪念之。在固始虽有陈元光祠，不过为其后人所建，影响不大。

信阳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两位则是息夫人和春申君。息夫人历史上多是正面评价，称赞居多，毛泽东称赞息夫人理所当然。春申君历史评价并不高，司马迁评语为“旄矣（年老糊涂）”，指的是“后制于李园”，献“妾”于考烈王，有欺君罔上之罪。春申君另一为人诟病之处是奢侈，其门下三千门客，上等门客多“珠履”。后世珠履奢靡之风，始出于黄歇。传言宋美龄曾以慈禧墓之夜明珠为珠履。若说春申君之功劳，有哪些值得毛泽东称赞的呢？六国最后一次合纵，在春申君指挥下竟败于秦国，从此六国再无力也无人敢与秦国抗衡，楚国也因此将都城从陈（淮阳）迁往寿春。春申君虽有修黄浦江之功，但那不过是为一己之私利，谈不上造福于民。史书记载春申君封地本在淮北十二县，但因为靠近强齐，遂请求改封到吴国旧都。

司马迁史记中有两个类似的故事，都是历史之谜，一是吕不韦将有身孕的妾献于异人，二是春申君将有身孕的“妾”献于楚考烈王。相对于吕不韦，明眼人都看出春申君有效颦之嫌，其计谋、成就、结局均不如吕不韦。春申君为相二十五年，楚国得以苟安，只能说是赖天时、地利，即使封地再远，也终为秦疆。春申君助太子熊完逃脱秦国并当上楚王，也因此被封为令尹，荣华富贵二十五年，被誉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若无献“妾”一事，自是功德圆满，甚至有可能成为屈原那样的人被人纪念。

反观息夫人，虽不能做到“金谷坠楼”，但三年未言，也足以被评为千古烈女。再说了，息侯都没有做到为国献身，凭什么要息妫去死？至于三年未言，并不是三年不说话，而是不主动说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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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7日网易新闻中心转载《北京晚报》文章——“京戏《宋士杰》普及法制知识 教百姓如何打官司”，文中写道：“据说，受到毛泽东称赞的古代信阳人有三个，一个是楚相孙叔敖，一个是息夫人，一个就是书生宋士杰。”——这是目前在网上仅能搜到的“受到毛泽东称赞的古代信阳人”的搜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