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想

唐代詩歌，特別是盛唐詩歌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強烈地追求“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的不平凡生活。李白是慣用大鵬鳥來象徵自己的豪邁氣概和不羈精神的：“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正面提出了理想；陳子昂《登幽州臺歌》的巨大感嘆也包含著對創業的強烈渴望。楊炯說：“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王維也說：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這兩位並不以政治抱負見稱於世的詩人，也都表示出從軍報國的熱情。

中國詩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現詩人的政治抱負，始於建安時代。曹操的《龜雖壽》、《短歌行》，曹植的《雜詩六首》、《白馬篇等，都表達了平定戰亂的要求，帶有那個歷史動盪時期所特有的悲壯色彩。這個主題到了兩晉南北朝幾乎中斷。

唐代的許多詩人又大量地表達政治理想，充滿著積極樂觀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負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說：“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這都表現了以前的詩歌中較為罕見的宏圖壯志。

這些唐代詩人的政治理想的產生有它的社會和階級根源。唐初的經濟繁榮，政治統一，國力強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發了詩人們對於建立功勳的種種幻想。唐代世族地主階層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活躍於歷史舞臺，他們表現了革新政治的精神。唐太宗時的魏徵、馬周，唐玄宗時的張九齡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相。從布衣至卿相，不是詩人們一時的狂言妄語，而是有現實依據的。總之唐代這些有代表性的詩人所歌唱的理想，在實質上正是代表了這一階層的政治要求。

思想開放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大都無視世族門閥那一套家教禮法，思想上狂傲豁達，不拘儒學正宗，行為也放浪不羈，“不護細行”一直被世族所譏笑、鄙棄。其實他們藉助“任俠”的形式，“好語王霸大略”、要“遊說萬乘”、“喜仗義疏財”等，正是他們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種說明補充，他們的縱情狂放有時表現了理想不得實現後的牢騷情緒。而對權貴的蔑視和鄙夷，則是一股衝擊封建禮教的力量。

李白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一醉累月輕王侯”，“天子呼來不上船”，真是

“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在這一點上，他發展了左思、陶淵明、鮑照的反抗權貴的精神，為後代封建社會有不滿情緒的人們所仰慕和學習。然而，這種思想性格有它軟弱和消極的一面。李白實際上無法“不屈己，不幹人”，無法脫離對封建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依附。他嚴厲地責罵哥舒翰，但仍不惜向他“述德陳情”，吹噓為“天為國家”所造就的“英才”，就是一個例證。李白還美化了他的放誕生活和傲世態度，並導向避世退隱、尋仙問道的消極傾向，這些容易產生壞的影響。

民族融合

唐王朝和我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幾乎沒有停止過，這是我們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歷史現象。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都經歷過國內各民族間的鬥爭和融合；然而，根據民族鬥爭實質上是階級鬥爭的原則，對於這些戰爭的性質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大致說來，天寶以前只要是解除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保衛北方和西北地區的和平生產，保衛河西走廊的國際通道；天寶以後轉為唐王朝對少數民族的征伐；安史之亂後被侵擾的局勢又逐漸形成。

邊塞詩歷來就有歌頌和反對戰爭兩種態度。六朝樂府中的《隴頭水》、《出塞》、《入塞》、《從軍行》等，偏重於戰爭苦難的描寫，唐詩同時發展了這兩方面的內容，尤以歌頌較為突出。唐代岑參、高適等邊塞詩人正確地歌頌了將士們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侵擾的英雄氣概，但他們常常把愛國和封建忠君思想混淆起來，

“丈夫誓許國”和“歸來報天子“在他們看來是同一回事；他們還往往在“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的理想中，夾雜著“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這一類對功名庸俗的追求。唐代詩人又正確的譴責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揭露了軍中苦樂不均的尖銳對立，同情人民的苦難，但有的又抽象的反戰，無原則地要求和平，這在中晚唐詩中存在不少的例證。

審美情趣

田園山水的描寫也是唐詩的一個重要內容。陶淵明是中國田園詩傳統的奠基者。他的田園詩固然表現了安逸閒適的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勞動體會，對勞動人民有較為真切的感情，同時又含有潔身自好、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反抗意味。

唐代王維、孟浩然等田園詩人，他們的隱居田園，有的是政治失意的歸宿，有的是正在做官偶居“別業”，有的是致仕告退修養心性，有的是當作仕進的“終南捷徑”，因而大都失去對現實黑暗政治不滿的意義；由於他們的生活條件優越，又大都失去歌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內容。不少詩人筆下的“田叟”、“溪翁”，實際上是隱士的化身。他們對於陶淵明的追慕，著重在

“陶潛任天性，其性頗耽酒”，“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很少認識陶詩的積極內容。因此，唐代以王、孟為代表的田園詩派，其思想價值是不高的。至於農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和陶淵明一樣，他們也沒有接觸到。這個主題是後來由象元稹的《田家詩》、王建的《田家行》、柳宗元的《田家》聶夷中的《詠田家》等來發揮的。

自然山水是客觀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藝術作品卻總是滲透著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審美要求，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義。六朝時的謝靈運、謝朓是山水詩的著名作者，他們的作品以細緻而逼真地描摹山容水態為特點，曾給唐代詩人以有益的影響。在唐代寫景詩中，一類是描寫祖國山河的壯麗，給人以雄偉的藝術感受。如李白、杜甫等的許多名作，能夠加深人們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唐代詩人差不多寫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畫卷，是對六朝謝靈運、謝脁以來山水詩的巨大發展。另一類描寫的境界比較狹小，給人以幽邃閒寂的感覺，這又常常跟作者的隱逸思想有關聯。如王維、孟浩然、劉長卿、儲光羲、韋應物的一些作品。自然，它們從發掘自然美的多樣性來說，也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

社會現實

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矛盾的大爆發，也是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點。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一基本矛盾的尖銳化，交織著已經激化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了唐代後期複雜、混亂、動盪的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進步的文學創作的源泉。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各種矛盾和鬥爭，極大地深化了詩歌的現實性和思想性，推動了詩歌創作的發展。詩人們正視殘酷的現實，收斂起浪漫主義的熱情和理想，把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作為共同的主題，從而把唐詩的思想內容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照耀整個詩壇，白居易明確的提出

“文章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創作綱領，開創了新樂府運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晚唐。這個主題在中國詩歌史上歷代都有吟詠，然而，從作家隊伍的廣泛和作家的自覺性來看，卻是唐代的一個新特點。

其次，唐代詩人對現實生活做了比較全面的觀察，因而在反映現實的廣闊性上也大大超越了前代。他們從許多方面接觸到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等重大社會矛盾，諸如統治者的窮奢極欲、橫徵暴斂、拒諫飾非、斥賢用奸和農夫、織女等被壓迫人民的種種痛苦。他們還提出了婦女問題、商人問題及其他社會問題。其中不少方面是前人極少接觸或不曾接觸到的。如反映宮女生活的詩篇，一方面寫出這些失去青春和自由女子的哀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宮廷中的奪愛爭寵、勾心鬥角的現象。雖然有的詩人傾心於宮廷繁華生活的描寫，如王建的若干宮詞，但是大多數詩人在一定程度上揭開了宮廷壓迫和被壓迫、損害和被損害的內幕。又如隨著唐中葉商業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不少描寫商人活動的詩篇。象元稹的《估客樂》、白居易的《鹽商婦》、劉禹錫的

《賈客詞》、張籍的《賈客樂》、《野老歌》、姚合的《莊居野行》等，都揭露了商人“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幸卿”的富豪，並和農民的貧困作了鮮明的對比。這就比過去《估客樂》等樂府舊題有了更多的現實內容。此外，又出現了許多“愁水復愁風”的商人婦形象，如李白的《長幹行》、《江夏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劉採春的《囉嗊曲》等，也為傳統的“閨怨”擴大了描寫領域。

唐代詩人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具有比前代詩歌更大的批判力量。他們對於貴妃、權臣、宦官以及各級官吏、差役所組成的統治機構的腐敗和罪惡，大膽加以揭露和譴責，有時甚至把矛頭指向皇帝。如杜甫的《兵車行》、《憶昔二首》、《解悶十二首》、

李商隱的《馬嵬二首》、曹鄴的《捕魚謠》等，都直接針對最高統治者，或則委婉譏諷，或則尖銳揭發，在我國詩史上是很少見的，引起後代不少文人的驚異。白居易曾說自己的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正說明這些詩篇的戰鬥作用。唐代詩人雖然還沒有提出許多新的進步思想，然而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觀察確比前人深入一步。杜甫反覆地作過這種對比：“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抒軸茅茨空”，白居易的《傷宅》、《買花》、《輕肥》、《歌舞》等更用全篇對照，使人們對於這個最重大的社會問題獲得深刻的印象。晚唐詩人在整個社會動亂的背景下，對社會貧富不均所進行的批判，實際上已預示著唐末農民大起義風暴的來臨。

結語

當然，由於地主階級的根本屬性，唐代詩人不可能懷疑整個封建剝削制度。例如他們反對過重的官稅徭役，對勞動人民表示同情，但是他們對於幾十倍於官稅的私家的高額地租，卻一無反映。他們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鞏固，防止矛盾激化引起農民起義。至於那些歌頌愚忠、粉飾太平的作品也不在少數，即使在一些優秀的作品中也往往參雜著不少封建糟粕。我們對待唐詩，和其他文學遺產一樣，都必須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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