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唐代詩人之間，相互推重的很多，排斥鄙視的較少。像晚唐著名詩人杜牧那樣，以晚輩身份而鄙視比自己更有名的詩人白居易的情況，實在不多。
杜牧不但不是目空一切、妒賢嫉能、心胸狹隘之輩，相反，他是一個頭腦清醒、喜揚人善、心胸寬闊的人。無論是前輩詩人還是同齡詩人，都有多位曾經得到過杜牧的高度讚揚。例如，對前輩詩人杜甫、韓愈，他有“杜詩韓文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兩句詩。對稍早於自己的李賀，同齡人李商隱、張祜等詩人，他都曾經毫不吝嗇加以讚美。年輕的時候，杜牧專門學習過李賀的詩。關於張祜，他寫過“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的詩句。但是，杜牧在《獻詩啟》一文中，表明自己創作詩歌的態度是：“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綺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明眼人不難看出，其中“習俗”指的是元稹、白居易的“元和體”。對於元稹、白居易，時人曾有“元淺白俗”的譏評。好友李戡病死之後，杜牧為其撰寫墓誌銘，其中轉述李戡的觀點，“…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鮮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這種觀點，既然杜牧鄭重其事將它寫進了墓誌銘，就說明，這不僅是亡友的觀點，也是杜牧本人的觀點。可見，杜牧對元稹、白居易的詩歌是很不感冒的。
如此不客氣地鄙視早於自己幾十年、跟自己沒有直接利害衝突的前輩著名詩人，而且是跟自己一樣都喜歡描寫男女風情詩歌的人，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那麼，原因何在呢？
有論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會現實的詩歌，當時流傳不廣，杜牧沒有看到。
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以元稹、白居易當時的詩壇地位和影響力，他們的詩歌作品，應該是每一篇寫出，都會立即不脛而走，廣為傳播，決不可能出現整整一大類作品沒能得到傳播的情況。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中所說的，自己的諷喻詩“固不敢陳露於人”。原因也並非“罪尤是懼”（害怕被朝廷怪罪），而是自己覺得“詞直氣粗”，是不好意思拿出來示人，是謙虛的說法。眾所周知，唐朝的文藝政策十分自由，文藝環境十分寬鬆，對詩人的創作沒有任何的限制，不曾有一位詩人曾經因言獲罪。再者，倘若元稹真的害怕這類詩歌會給自己惹出禍害，他也不會傻到要告訴宰相令狐楚自己寫過這一類作品。另外，元稹其人，顯然不是謹小慎微、明哲保身、噤若寒蟬的性格。白居易《與元九書》所說的“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只能說明，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會現實的作品，並沒有受到當時人應有的重視；而不能證明，這類作品沒有得到較好的傳播。可以肯定，杜牧是看到過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會現實的詩歌作品的。
杜牧之所以那樣極力排斥元稹、白居易的詩歌，除了不欣賞他們過於淺顯、通俗的語言風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元稹、白居易為人處事的強烈不滿。具體地說，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曾經壓抑過杜牧所欣賞的詩人張祜。
穆宗長慶年間，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時，張祜到杭州，希望他能貢舉自己去參加進士考試。不料，白居易在經過一番考試之後，取另一個舉子徐凝為解元，並沒有取當時已經名滿江南的張祜為解元，以至於張祜日後未能考中進士。令狐楚十分欣賞張祜的文才，曾經親自起草奏章，竭力舉薦張祜，稱讚其詩歌為“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但是，當皇帝想要啟用張祜，徵詢元稹意見時，他回答說“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為”，並以錄用張祜可能導致天下“風教”淪喪，加以阻撓。真實原因，當然是元稹故意壓制政敵令狐楚賞識的人。因此，張祜一無所獲，黯然離開京城，過他寄人籬下的生活，一生都以白衣身份四處漂泊。
杜牧雖然直到做池州刺史時，才跟張祜第一次會面。但是，他對張祜的詩歌才華，早已心生敬佩。見面後，複意氣相投，很快成為好朋友。因此，杜牧對元稹、白居易非常不滿，感情的天平始終向張祜一邊傾斜。杜牧《寓懷寄蘇州劉郎中》詩，就遭元稹阻撓一事，為張祜鳴不平，“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猶奇。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登池州九峰寄張祜》詩，則是就遭白居易壓抑事，對張祜進行安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當然，杜牧之所以為張祜打抱不平，除了他的確欣賞張祜的詩歌才華之外，也跟他與張祜有著相似的遭遇和命運有關，都遭人壓抑，懷才不遇。他們的友情中，應該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憐的成分。元稹、白居易這一對“情逾骨肉”的好朋友，竟然聯手（不約而同？）緊緊扼住張祜命運的咽喉，我也為他們感到遺憾，為張祜感到不平，我願意站在杜牧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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