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的时期，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大清帝国一度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
但是，再兴盛的朝代都有衰败的时候，清朝也是一样。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乾隆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使得政治日渐腐败。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终于，清朝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清政府因借助西方列强的洋枪队强势获胜，使得清廷在惊恐于国内造反势力的同时，深感铁甲洋枪之奇。正如李鸿章所感叹：“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的确，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如此横行于别国领土，不过是倚仗着坚船利炮而已。若中国能得其法而用之，想必也能早日摆脱受制于西方人的困境。
因此，中国一定要变，只有变才能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顺势而生，这场变革坚持中体西用，以期利用西方的工业技术，实现强兵富国的目标。客观来说，洋务运动不仅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更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其本质，还是在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不触碰封建制度原则的“技治主义”。并且，洋务运动都是以官方采办的方式进行，所以，其本质上恶化了体制内的腐败情况。
当传统小农经济与工业文明发生碰撞之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他们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器物”之变，便能将腐朽落后的大清帝国带出困境。这种想法，实则大错特错。狭隘的器物之变，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之后，北洋舰队覆灭之果，也算是官方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清廷经过西方洋枪大炮的洗礼之后，依旧难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他们坚信只有华夏可变夷，而非夷变夏，这一点，从清朝大臣对明治维新的态度中，便可见一斑。
1876年，清廷曾派李鸿章会见日驻公使森有礼。
会谈中，李鸿章说道：“听闻阁下向来赞赏模仿欧美，废除旧来服制，这不是将自国之独立委身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吗？岂非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我大清断不会这样革新，只是不得不在铁轨、武器等器物方面学习西方，因为，这些东西才是西方国家最优秀的地方。”
洋务派头号人物尚且有如此认识，可见，清朝的权贵大臣、八旗子弟，甚至是普通老百姓，会无知到什么地步。难怪步入蒸汽时代以后，中国会出现声称“进化”的“马拉火车”及“马抬轿子”。
甲午一战，中国战败。
之后，清廷派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乞和，当时，他与日方伊藤博文的对话也间接揭示了中日两国对变革的态度。伊藤博文说道：“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会见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革之必要，想必阁下还记得此事。尔后，贵国却依旧不图改进，时至今日，实在深感遗憾。”
李鸿章听后答道：“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昔日的大清，早已如将倾之大厦，粉饰表面也只是徒劳。李鸿章作为这一切的目睹者，其实对晚清之困境心知肚明。
李鸿章在被清廷罢官后，晚年一直都租住在贤良寺。
那段时间，李鸿章屡屡谈及过去，他承认自己曾经所做之事都是纸老虎，但他认为是制度如此，自己也是无奈之举，并直言：言官制度误国坏事。由此，也可看出，李鸿章早已由年轻时“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变为了晚年“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无奈。
李鸿章作为曾经的晚清重臣，竟都自嘲是裱糊匠，可想而知，清王朝的倾覆之势确实已不可抵挡。鸦片战争后，马克思与恩格斯曾预言，大清“竭力以天朝上国之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后来，甲午战争开始后，恩格斯再一次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做出了精准的预判：“这场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锁国已不可为，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中国也必须铺设铁路，利用蒸汽机和电力，同时，创办大工业……整个落后的社会制度都在逐渐瓦解。”
之后，上演的一幕幕，均印证了马克思等人先前的预言。
而到如今，全球已然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此时，中国又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富国安邦的伟大中国梦呢？其实，今天的国力之争，早已摆脱了曾经单一的军事范畴，贸易战、货币战、舆论战等层出不穷。中国只有审时度势，时刻站在全球化的角度运筹帷幄，才能避免自己迷失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代》、《清史列传·李鸿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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