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 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 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说法:“大军出发, 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 前面既无粮仓, 后面亦无后勤供给, 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 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 吃得自然差, 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 甚至断了炊。时间长了, 携带的干粮吃完了, 只好向大自然讨要。我们知道很多吃野菜、烧皮带的故事, 大都发生在这样的道路和困苦地区。当然, 因为行程遥远, 情况不同, 地区富庶、贫穷条件不一, 队伍并不总是靠吃野菜度日的。这里, 我们通过亲身参与长征的老战士的回忆, 来对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做一些介绍。
虽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可还有一个吃谁、付不付费等问题。在这后面, 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 当时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 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在一个地方, 地主家的东西, 有时大军吃不完, 余下的粮食就号召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不能独自自由行动, 必须在“供给部”的统一领导下, 到指定地方去领取粮食。当时在南方一些地区, 部队可以领到大米、少数生猪或者猪肉, 其他的需要自行解决。其间也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物资。李一氓回忆说:“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 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 我们分得很多塘鱼, 这是第一次, 真鲜美极了。”
长征部队走到云南宣威时, 还分到过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当时这东西是有钱人才享用的。据李一氓回忆, 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 而是切成大块, 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 结果一大锅油, 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会吃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 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 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 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 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 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 这样的好事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 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老红军谢扶民在长征中曾写了一篇日记《苗山一夜》, 叙述了当时红军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 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解释, 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6块大洋50公斤的价格, 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 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 说买到的都是糯米, 这种米, 吃了不管用, 行军“脚发软, 走不动路”。经过了解, 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 没有其他粮食, 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 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 只有在过年节时, 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
更多的时候, 部队都在偏僻的山地, 或荒无人烟的草地行军, 时间久了, 粮食就出现问题。据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 1935年秋, 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后, 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 没有找到什么粮食, 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 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 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某连, 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 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 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 原来准备的干粮都被吃光了。进入草地那天, 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 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 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 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 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 嚼嚼草根, 咽些口水。沿途几乎所有的野生植物, 都被大家尝遍了, 后来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 上面叶子落光, 结着豆子粒大的小红果, 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 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 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 满口满口吃饱了, 还要折下几枝, 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的第六天, 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 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 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 食者便毒性发作, 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 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 大家采到野草野菜后, 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 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红军长征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下载原图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中将, 在参加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 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 一半装的是炒熟的黄豆, 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 这点东西, 还不够他一顿吃, 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的干粮。由于当时年纪小, 不知厉害, 肚子一饿, 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 口渴起来, 乘班长不注意, 就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 “用舌头压在一边, 不但不觉得凉, 而且精神焕发, 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 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他偷吃的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 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子, 这怎么行呢, 山还没有到顶, 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 副班长塞给他一个山药蛋 (马铃薯) , 并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 不要一口吃光了。”干粮不够, 在攀爬寒冷的高山时是很危险的。后来, 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 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爬到山顶, 已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 皮定均拿出山药蛋, 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 又还到他手上。在一只山药蛋的支撑下, 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在战斗打响之前, 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 让全班战士啃。可大家都舍不得吃, 这只山药蛋最后又到了皮定均手里。他忙将这只山药蛋推给副班长, 副班长对他说:“小伙子, 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 你赶快吃了, 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 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 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 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 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 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 就像大巴山一样, 屹立在我心中。”
关于长征中吃皮带的事, 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一文中有确切记述。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 (每人每天三四两计) 。这点粮食, 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 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 进了帐篷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拉住他:“先别忙汇报, 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 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才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 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 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前面的队伍将周围野菜早挖尽了。为了活命乱挖, 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 轻的就会四肢抽风, 神经失常, 口吐白沫, 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 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 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 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快走出草地的一个星期里, 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吃, 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 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 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 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 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 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 枪皮带, 腰皮带, 皮挂包, 只要是皮, 全吃光了”。
长征中就连牛皮之类获得也不容易。据一篇署名赵连成的题为《咱班的“王政委”》的文章中记述, 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 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 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 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 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 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 这些“皮鞋”“皮帽”, 陆续被吃进了肚子。
没有猎物可杀的时候, 为了活命, 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的《党岭山上》一文中讲到, 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 宰杀了两匹牲口, “把肉分给伤员, 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 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 现在, 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 先煮汤和着野菜吃, 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 不准吃, 第二天再煮……”有牲口可宰杀, 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在题为《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中, 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 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熟。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 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 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 才会稍好消化。可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 结果就消化不了。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大约因为记忆深刻, 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 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 全名叫‘稞大麦’, 因为生长期快, 3—5月播种, 7—9月收获, 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 用水煮了几小时后, 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 但还不能消化, 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 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 再煮再吃。”
长征中有限的食品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记述, 1935年9月中旬, 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7.5公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 击溃敌人一个营, 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 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 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 战士们几番进击, 打开了腊子口, 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 与陕北红军会师。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 虽然粮食总体缺乏, 可红军仍然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 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 为尊重少数民族, 决定不进村子, 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 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 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民们先有人回家, 发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 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 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 吃着清水煮野菜, 这一切让他们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回山, 告知其他人, 老乡们便纷纷赶着牛羊回了家。在村里尊长的带领下, 藏民们焚香点烛, 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 有的把在地下埋藏3年多的熟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 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当时红军不熟悉藏民习惯, 没有接受, 这使藏民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民没有盐吃, 有钱也买不到, 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 可藏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 才知道部队没有收下他们的东西, 是把他们当“外人”, 因此很生气。于是, 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 战士给他们一些盐, 他们也收下了, 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署名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 还记载了当部队进入到四川得荣县城后, 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后来, 战士们在几间破房子的羊圈中, 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 这本是大好事, 可这是在藏区, 部队有严格要求, 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为此, 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经过争论, 支委会通过了以大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200多公斤青稞挖了出来, 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 一般同志5小碗, 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 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 上面说, 老板, 实在对不起, 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50块白洋留给你, 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 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 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 放进装青稞的缸里, 一个战士怕不够, 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 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 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 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 各自散去”。
吃肉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得, 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 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 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后, 进入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 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 “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 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 忽然发现了有一大群羊, 大约500多只。上前一问, 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 他才把羊卖给我们”。这次吃羊肉, 没有盐, 连锅也不够。这时, 有脸盆的, 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 只有把肉切成薄片, 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 直接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算是救了命, 不仅有吃的, 还是高营养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 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途行军打仗, 到地方就要吃饭。因此做饭烧水之人, 比较其他人更要辛苦得多。在谢方祠 (后曾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的文字里, 就介绍了《九个炊事员》的事迹。长征的时候, 谢方祠是三军团一个连队的司务长, 连里有9名炊事员。因为天天行军, 几乎天天打仗, 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负担, 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东西。可为了大家的吃喝, 他们都“打埋伏”, 把粮食装在铜锅里, 这样一来, 每人挑的东西就有六七十斤。负重六七十斤, 一天行军数十里上百里。中途部队休息, 他们要马上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 他们又要安锅灶, 劈柴禾, 洗菜, 淘米煮饭……紧张时, 常常“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到了广西以后, 走的多是山路。山区人家少, 粮食供应有困难, 这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后, 炊事员们经常要翻好几座山, 跑到部队前面去买谷子, 回来还得去皮后才能烧饭。为了方便给谷子去皮, 炊事班长就花钱买了一个小石磨。这几十斤的“家伙”, 配上一个破筛子, 一只破簸箕, 使炊事员肩上又添加了重量。进入雪山地区, 上级通知战士轻装, 炊事员们挑着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 另外, 还带上一些增加热量的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翻越梁子大山时, 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到了山顶, 有人实在走不动了, 就坐下来休息, 可冰天雪地, 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们赶紧去给大家喂生姜, 灌辣子水, 把人拉起来……这时的炊事员, 又成了“卫生员”。炊事员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是, 却有两个炊事员在这里倒下了!
准备做饭的红军战士 下载原图
过草地时, 看到战士们走烂泥地, 炊事班长向司务长建议, 战士脚都泡坏了, 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司务长考虑到炊事员的辛苦, 就没有同意。可是到了宿营地, 炊事员们却很快把洗脚水烧好了。这样沉重的负担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一天早晨, 一个炊事员挑着担子正走着, 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 一声不响就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赶过去, 脸上挂着泪水, 拾起铜锅又挑了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极快, 一会儿狂风, 一会儿又是暴雨。这天正午, 雨下大了, 部队停下休息, 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把锅支起来, 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驱寒。汤烧开了, 先前代替牺牲者挑担子的炊事员, 刚给一名战士递上姜汤, 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停止了呼吸……
炊事班长姓钱, 是司务长谢方祠的邻居, 他还是影响谢方祠参加革命的宣传者。这位炊事班长, 行军时, 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 总是抢着干活。日子久了, 累得皮包骨, 可打土豪分得了腌鱼、腊肉, 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尝, 全部留给战士们。一天到后半夜, 钱班长偷偷起来为大家烧开水。因为他头天还发着高烧, 谢方祠就劝他休息, 可他不肯。两人就一道忙活开来。烧水过程中, 谢方祠看到钱班长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这时水开了, 谢方祠去揭锅盖时, 钱班长用很低沉的声音要水喝, 接着便扑通一下倒地不起。在谢方祠的怀里, 钱班长的身体渐渐变冷。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锅灶前。第二天, 铜锅由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前行。每天宿营, 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部队到达陕北时, 这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连长看见, 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 流出了眼泪……炊事班9名战士, 全部牺牲。后来, 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 被珍贵地保留在了连队中。
长征是一次行军, 同时也是对身体、精神的严峻考验。仅仅通过饮食这一桩事, 长征的艰辛困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 红军战士不屈服, 不畏惧, 勇往直前, 正是一种长征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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