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是中西建築界辨識度最高的名字之一。這個名字前，連著一串斐然的成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金質獎章、美國建築學會金獎、法國建築學金獎、日本帝賞獎、美國總統自由獎章、建築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他把建築灑在了4個大洲。
外界喧囂，瞭解他的人依然寥寥。跟隨貝聿銘幾十年的助手曾說：“貝聿銘交遊甚廣，但他把私人生活包裹得嚴嚴實，能透過層層圍牆真正瞭解他的人，很少。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對貝聿銘一無所知，雖然已相識30餘年。”
人們想擁有貝聿銘這樣的100歲：身後有可以依靠的事業，又有成群的子孫，歷經滄桑，卻依然抱有明亮的夢想。於是，來自外界的窺探者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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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貴族：百歲貝聿銘
文丨艾悠悠
貝聿銘101歲了。
對這個擁有一個世紀、璀璨建築界的老人，人們好奇他的晚年。中國古代文學表達意境中，常能看到這樣的背影：一個孤獨的老者，走過一條長長的路，經過險境艱難，到達幽深的仙境。在《桃花源記》中，這種意境被具化成：“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貝聿銘
貝聿銘設計的美秀美術館，給這種意境找到了現實的依靠：趟過200米的隧道，走下120米的橋，穿過蜿蜒的山洞，美術館在雲霧中若隱若現。
“最好的建築是這樣的，我們深處其中，卻不知道自然在那裡終了，藝術在那裡開始。”有人用這句話解讀這座美術館。這是建築的至隱之境，也是人生的至隱之境。
“聿銘”兩字，有光明之意。多年來，貝聿銘從“小口”而入，“讓光線來做設計”，穿過漫長的人生的甬道，淡然地步入晚年。雖身處曼哈頓燈火通明的鬧市，晚年的貝聿銘，遠離鎂光燈的包圍，隱於幽靜。
對這樣一個把建築灑在4個大洲的人，來自外界的窺探者眾多。世界各地的人，都用力和這個老人扯上關係。每年4月26日他生日這一天，全球各大機構都用不同方式為他慶祝這個和20 世紀建築史連在一起的名字。據說，美國國家博物館東館入口處牆壁上，貝聿銘的名字全被摸黑了——遊客喜歡摸他的名字，認為會帶來好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一篇文章這樣評價他的一生。貝聿銘的兒子在採訪時透露，現在父親還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出行大多靠輪椅。
在他2017年百歲生日那天，人們看到老者臉上佈滿褐色的老年斑，拄著柺杖，穿著一絲不苟的西裝，領帶系得整整齊齊，鼻樑上架著一副圓框眼鏡，上面掛著一個世紀的雨雪風霜。
好奇
人們想擁有這樣的100歲：身後有可以依靠的事業，又有成群的子孫，歷經滄桑，卻依然抱有明亮的夢想。優雅、貴族、風度，是人們形容這個百歲老人時，最常用到的形容詞。他的一位傳記作者寫道：“貝聿銘所體現的是美國所想象的東方美德：高雅、受過完美的教育，舉止矜持高貴。”
一百年來，貝聿銘是中西建築界辨識度最高的名字之一。這個名字前，連著一串斐然的成就：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金質獎章、美國建築學會金獎、法國建築學金獎、日本帝賞獎、美國總統自由獎章、建築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
眾多評價詮釋著他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被稱為“最後一位現代主義大師”。1983年，普利茲克獎給貝聿銘的評語是“他創造了本世紀最美麗的內部空間和外部造型”。他設計的肯尼迪圖書館被公認是美國建築史上最佳傑作之一。
對於名聲，他自己淡然，“名分來了肯定要走，真正留下來的只是建築本身。”
對建築的夢來自於好奇。1933年，上海國際飯店破土而出。這是當時上海最高的大樓。每天中午放學，貝聿銘會乘電車到“大光明”，碰上新片上映就躲到電影院看電影，沒有電影時，他會坐在上海外灘粗壯的梧桐樹下，看“二十四層”的樓怎麼一天天和天空更接近。
80多年後，貝聿銘自己設計的建築遍及4大洲，生活在10個國家土地上的人，在抬頭仰望時，都可以在鋼筋、玻璃、光線的排列組合中發現美感。
對事情抱有好奇，這個習慣一直從少年延續到貝聿銘晚年。
早年，貝聿銘和他的合夥人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撞上智利大地震。海嘯以每小時700公里的速度逼近，14個小時就抵達了美國的夏威夷群島。他們所在的飯店，也早早搬空了最下面的三層樓。
這個他們後來才知道“摧毀了夏威夷島西岸的防波堤，淹沒大片土地”的巨浪，當時激起了貝聿銘的好奇心，“我得看看這玩意兒。”凌晨3點鐘，貝聿銘和伊森站在空蕩蕩的大廳，抓住了“粗得張開雙臂都無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嘯來了。
沒想象中那麼壯觀，他們甚至因此有點失望。
還有一次，是在1970年。當時，貝聿銘夫婦帶著小女兒，遊覽吳哥窟。早晨醒來時發現，旅館已經人去樓空。彼時，柬共軍隊突襲，佔領了從旅館到金邊的道路。
周圍陷入驚慌失措，倉皇撤退，只見貝聿銘別有情致地在路旁的水果攤停下來，嚐了嚐榴蓮的味道。
如今，期頤之年的貝聿銘，仍每天聽新聞、讀報紙、訂閱雜誌，這些習慣從不間斷。床頭、桌面滿滿當當地堆著書，他以此和時代保持連接。“也許他的能量來自於他的好奇心，這種特性使父親更年輕了。”他的兒子貝禮中在最近的一次採訪時，這樣評價父親。
在好奇心的驅動下，在80多年前，貝聿銘一個人坐船從中國出發，岸上是幾十個前來送行的親戚朋友。船走了17天，站在“柯立芝總統號”上，他對目睹新世界感到好奇，儘管那時自己連英語都不會講。
被接納並不容易。與貝聿銘工作了近40年的華人建築師黃慧生曾回憶，有時兩人一起外出看場地。“十幾歲的孩子看到我們都是中國人，就嘰裡哇拉地學說中文來嘲弄我們。我非常惱火，但貝先生毫不為意，只是微笑。因為他知道他自己是誰。”
這種融在骨子裡的優雅氣質，也幫他在激烈的肯尼迪圖書館設計師選拔中，脫穎而出。當時貝聿銘住在合夥人、紐約地產大亨齊肯多夫的辦公室裡，工作室並不起眼，貝聿銘將它粉刷一新，並在不大的接待處，擺放一鮮花，西裝革履地接待了總統夫人傑奎琳。
據報道，1964年，當傑奎琳·肯尼迪對外宣佈由那時還沒什麼名氣的貝聿銘設計肯尼迪圖書館時，他的名字一下成為字謎和競猜遊戲的熱詞。
肯尼迪圖書館的建成，使貝聿銘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年輕建築師之一，各種業務擠破門找上來，他手下的一位設計師曾回憶：“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動人心的事情發生，彷彿整個世界都在向我們開放。”
險境
好景不長。
通往“幽深的仙境”前，貝聿銘的人生也曾歷經險境。
1973年1月的一個晚上，經過夜間的一場大風，波士頓考帕列廣場上，正在施工的漢考克大廈立面遭到嚴損。
十塊雙層落地玻璃脫落，幾百扇窗被飛落的碎片打壞。玻璃脫落的部分，都被粘上膠合板。
“膠合板大廈”、“世界上最高的木製樓”、“白蟻的天堂”……當地民眾調動自己的詞庫，去嘲諷這個大廈。它像一塊巨大的傷疤，貼在城市顯眼的位置，供人指摘。
貝聿銘曾回憶，“漢考克事件給我的事務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為誰也不會僱用一位被懷疑有失職嫌疑的建築師。我成了建築界不受歡迎的人。”
自己所在的貝氏事務所聲譽也一落千丈。貝聿銘的一位高級助手後來回憶，那段時間，為了避免被嘲諷，他們在出租車上時，都不敢提自己是在為貝聿銘工作。
最終調查結果表明，問題出在窗子玻璃本身質量。但在當時，還是對貝氏事務所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曾僱貝聿銘設計辦公大樓的IBM，在漢考克大廈風波後，起用了另一個建築師。
背水之戰來自於盧浮宮的改建。
1981年，法國總統邀請全球15位知名博物館館長推薦設計師，貝聿銘的名字出現在13位館長的推薦名單上。
推薦刺痛了法蘭西人的民族自尊心：始建於1204年的盧浮宮，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之一，閃耀著這個民族昔日的榮耀，如今，卻要由一個華人主持重建。
反對聲將貝聿銘淹沒。《費加羅日報》擺出態度：“絕對不能接受。”《法蘭西晚報》聲稱，這對神聖的盧浮宮來說，簡直是“殘酷的暴行”。
當貝聿銘把金字塔的設計方案交到“歷史文物古蹟最高委員會”時，羞辱來得不加掩飾：“貝先生，你這個東西是什麼破玩意兒？它看上去很醜，像一顆很便宜的鑽石。”身邊的翻譯氣哭了，氣到無法完整翻譯對方的意思。
貝聿銘有一種置身事外的平和，信奉即使人在火中，也要維持精神的高貴。“我的翻譯當時聽得全身發抖，幾乎沒有辦法替我翻譯我想答辯的話。幸好我不懂法語，剛好樂得兩耳寧靜。”
和雜音相比，他更想抓緊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他拜訪前總統蓬皮杜的夫人，上電視節目解釋，說服了當時巴黎市長希拉剋，以及盧浮宮的七位管理者。
為了說服更多的法國人，他做了足尺模型放在盧浮宮。經過數萬巴黎市民對金字塔實體模型的公民投票，1985年春天，工程動工。
金字塔用了13年，從設計到完成。施工方和材料製作商都是他親自挑選的。為了從內向外望時景色不變形，貝聿銘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
“沒有那種材料”，工匠嘆氣。
“再找找”。
這樣的對話不知發生過多少遍。從每一張設計草圖，到鋼材的選擇，他都不想錯過。1988年，玻璃金字塔落成。玻璃和鋼結構讓金字塔輕盈。玻璃金字塔的新入口，將客流導入地下大廳，透過玻璃，巴黎隨日光變幻的天空和古典主義的老盧浮宮牆面交相輝映。因引入日光，地下展廳也變得開闊、明亮。
“這個金字塔是盧浮宮裡，飛來的一顆巨大寶石。”當時貶損的人開始重新思考讚美的詞彙，人們懷著驚奇，擠在玻璃金字塔前排著長隊，參觀新盧浮宮的人，繞著拿破崙庭院，圍了兩圈。貝聿銘還因此設計被授予法國最高榮譽獎章，在新建成的金字塔。
多年後，回盧浮宮進行一場講座時，他曾這樣說：“建築師要堅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試一次。”
他沒放棄過堅持和嘗試各種形態的可能性。在建造美國國家美術館東樓時，工人從未造過尖角型鋒利的樓體，建議他削掉銳角，保持牆體穩固，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想試試。”
這種“想試試”的少年心性，在他心裡一直沒停止過生長。1998年，貝聿銘接到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搖滾音樂名人堂設計任務時，不少建築師友人都勸他推掉，畢竟對於一個80多歲的老人來說，搖滾樂看起來太遙遠了。
“你知道什麼是搖滾樂嗎？”搖滾音樂名人堂外景美國建築師與評論家邁克爾·索金回憶當時與貝老的對話。
“我對搖滾樂的瞭解全部得益於我兒子，貝定中給了我本書！”他靠著它，完成了對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搖滾音樂名人堂的設計。“有教養的天真”，有媒體這樣形容貝聿銘。
貴族
“教養”，是人們提到貝聿銘時，另一個經常放在前面的形容詞。家族的傳承，在貝聿銘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上一輩白手起家，下一輩艱難維持，再下一輩坐吃山空，富不過三，家道衰頹，是被人們喜聞樂見的故事套路。對傳承了15代的貝氏家族，這樣的套路可能並不適用。
10歲那年，貝聿銘隨父親工作調動搬到上海。每年中學暑假，貝聿銘都會去蘇州的祖父家，學習一整套儒家禮儀。
貝家是當地望族。據記載，浙江金華府蘭溪縣，是貝家最早起步的地方。一世祖貝蘭堂於明中葉從浙江遷蘇州，邊賣草藥邊行醫，到兒孫輩，一躍為當地有名的“藥材世家”。到了乾隆年間，貝氏成為蘇州的四大富戶之一。
父輩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赫赫有名。清朝中期的貝慕庭為吳中鉅富，與戈、毛、畢姓人家合稱為當時的“蘇州四富”；貝聿銘的叔祖是顏料大王貝潤生；祖父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親貝祖詒則是中國銀行的行長。1917年出生的貝聿銘，是吳中貝族入譜64個“聿”字輩十五世男丁中的一員。
貝家有過“男丁必須做事”的規定。在動盪的歲月中，貝氏給這句話做出了生動的實踐。貝聿銘的祖父貝理泰很早就中了秀才，20歲時就已成為蘇州府學貢生。因其
父親去世，接起家族重擔。
貝聿銘的叔祖父“顏料大王”貝潤生曾提出：“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孫”。在這種思路下，他斥資把獅子林修繕一新，以饗後人。
穿梭在獅子林，裡面有假山，也有山洞、池塘，溪水淙淙，這裡留下過貝聿銘嬉笑玩鬧的身影，其中空間格局給了他建築趣味最初的滋養。
在貝聿銘同《貝聿銘談貝聿銘》的作者波姆的談話中，記錄了這樣一段他對假山和中國文化的理解。“石匠在湖釁或河邊仔細地尋找空地，將石頭置於其中，任憑流水衝擊，使其經過幾代的天然侵蝕，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孫日後再收回石頭，經過堆疊，終成假山。這種延續性具體地反映了中國文化———父親播種，兒孫收穫。”
貝聿銘回憶父輩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烙印。“那段日子影響了我日後對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與祖父共同的生活，讓我學到了更多的中國傳統觀念。而那個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於感受。在那裡，人們以誠相待、相互尊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日常生活之首，這才是生活意義所在。”
貝聿銘育有三子一女。“中”字貫穿3個兒子的命名——貝定中、貝建中、貝禮中，寓意分別為：安定中國、建設中國、禮儀中國。
已故的長子貝定中是城市規劃師，貝建中和弟弟貝禮中是建築設計師。1992年貝聿銘退休，貝建中、貝禮中兄弟創辦了貝氏建築事務所，成為國際著名建築設計機構。
貝聿銘自己的接人待物，也給下一代滋養。“我試圖交流時更溫和，我對客戶更尊敬和友好，我試圖做到這點。因為我觀察過我父親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帶剛。”貝禮中在採訪中這樣說。
如今，在獅子林在不遠的地方，是蘇州博物館，它塗滿樸素的灰白色。這兩個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起構成蘇州的文化地標。
建造蘇州博物館，是貝聿銘85歲的一個決定，在這裡，他完成另一個層面上的“葉落歸根”。他曾親暱地稱它為“我的小女兒”。晚年時，這裡被貝聿銘喚做：“我的家”。
“年逾九十的貝聿銘，證明了一個人也許可以實現年輕時的夢想，而仍保有割捨不斷的根。”《貝聿銘全集》的作者卡特·懷斯曼這樣評價這位老者。
這種歸根情節，曾在漫長的時光中給他羈絆。貝聿銘曾和太太在離哈佛校園很近的地方，租過一套小的帶花園的公寓。小花園裡種滿了中國的四季豆。貝聿銘自己做了一個木質唱片架，期待有朝一日可以用來放來自祖國的古典音樂唱片。
出身傳統大家族，貝聿銘身上始終閃著舊式士紳階層的審美趣味和精神的高貴。他是公認的禮儀大師，工作室始終保持高雅得體，穿梭其中的是常春藤聯盟的優秀畢業生。貝聿銘也用工整的小楷給家人寫信，會讀《老子》，也讀《孫子兵法》和《論語》。
一位同行對貝聿銘有過這樣的評價：“貝聿銘和路易·康許多地方很相似，貝是貴族，康是局外人。”
中國人重現世，傾向實用。西方人重後世，重理論。貝聿銘更重實踐，講究實效；現代建築史上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路易·康則衷於空想，常常陷入形而上學的沉思。建築在兩個男人生命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記。不同的人生哲學也對應著不同的境遇。
“護照地址被塗掉”、“死了三天之後才被發現身份”，這是後者留給世界最後的記錄，在1974年的那個初春，路易·艾瑟鐸·康的屍體在紐約的賓夕法尼亞火車站被發現，原因是心臟病突發，留下沙克生物研究中心、耶魯大學藝術畫廊，還有一個債臺高築，瀕臨破產的事務所。
“貝聿銘的建築與金錢、權力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卻仍然令人流連忘返。在貝的建築中人的自豪感，人對萬有引力的勝利和追求權力的意志都呈現出看得見的形狀。”有人對貝聿銘這樣評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貝聿銘的成功，也是現代主義在那個時代的成功。“他在現代主義流派盛行一時和備受責難時，始終堅持現代主義。”
路易斯·康的兒子為父親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在那裡，他曾與貝聿銘有過一段這樣的對話：
“你的成功率很高？”康的兒子問。
“是的。但可能是因為更耐心，假設某個業主不喜歡我的設計，我不會在意，會換個日子再來，我覺得康就不會這樣做。他也許就會一直強勢反駁，我想這不是我能做到的。”
“我想你的建築更多樣，在成功率方面你厲害多了。”
“多，不代表著成功。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棟建築強多了。要的是質量，不是數量。”
貝聿銘信奉好的作品“必須要經過時間的考驗”，雖然這個老人在晚年，常被指責陷入自我重複和陳詞濫調，人們用“恰到好處的圓滑”來形容他。而被評為“建築詩哲”的路易·康則常被當做反例出現在後面，他“滿臉疤痕地站在觀眾面前，嘴裡咕噥著神秘難懂的字眼”，桀驁不馴，熱衷空想，留下一個空蕩蕩的結局。
東方和西方，入世和出世，在貝聿銘生命中有著完美的融合，也讓他在兩個世界中同時獲得滋養。在盛年時，貝聿銘曾投入入世的真誠，又在行將老去時，歸隱出世，留下自己設計的建築，矗立在城市的中心，野心勃勃地感知時代，見證潮起和潮落。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美好家園》12月刊
文丨艾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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