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2 高至喜：我的考古傳奇

我的考古傳奇

高至喜（1932-），湖南桃江縣人。北京大學結業，研究館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多年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工作。1993年被聘為全國一級文物鑑定確認專家組基本成員，現為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曾任湖南省博物館館長，兼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長沙楚墓》、《長沙漢墓》研究。編著有《楚文化的南漸》、《楚文物圖典》、《長沙楚墓》等10餘部；發表論文、考古報告和其他文章210餘篇。論文《中國南方出土商周銅鐃概論》獲湖南省首屆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專著《楚文化的南漸》收入《楚學文庫》，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

無心插柳進入考古行

1954年6月，驕陽似火，正在益陽市文化館工作的我，收到湖南省文化局的調令，要將我調到省劇團從事舞臺美術工作。我立馬收拾行李，趕到省城長沙。

到省文化局報到，工作人員告訴我：到北京去參加學習！當時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三家聯合舉辦第三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在湖南報送的四個學員中有一名政審未能通過，省文化局領導可能是看我“根正苗紅”，又年輕上進，於是臨時將我補上了。

學考古？這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但領導的器重讓年輕的我熱血澎湃，我二話沒說，不顧風塵僕僕，提起行李即走，隨同郭雄、周世榮、龔道全赴北京參加考古訓練班學習。

一個偶然的機會，無心插柳，就決定了我這一輩子從事文物考古工作。60年的風風雨雨，既有深夜挑燈讀書的艱辛、各種環境下身心的磨鍊，也有重大考古發現激動人心的時刻，還有科研成果獲獎的成功喜悅。

許多往事湧向心頭，終生難以忘卻。

發現炭河裡遺址

1963年6月的一天，寧鄉縣黃材公社寨子大隊的秘書會計姜伏宗將在炭河裡塅溪河中拾到的一件商代“癸 ”獸面紋提樑銅卣（圖一）及卣內貯藏的1100餘顆玉珠、玉管（圖二）送交至湖南省博物館。看到這些文物，我十分高興，覺得很有必要到當地做一次調查，以瞭解文物的具體出土地點及周圍環境等。

6月30日，我和老技工漆孝忠來到寧鄉黃材炭河裡，很快找到了姜伏宗，在他的引導下到達提樑卣的出土地點，進行了初略勘察。憑著以往的經驗，我和漆孝忠都覺得這個提樑卣的出土不是單一的，這地方可能還曾有過文物出土。

當晚，姜伏宗組織社員大會。我在會上宣傳了國家保護文物的政策，宣佈對姜伏宗給予表揚和獎勵，並希望社員提供文物線索。這一招效果果然很好，大會上我們就瞭解到三條相關文物信息：慄山大隊張家生產隊出土有兩件銅鼎；1951年一地主家藏有一件“九奶鍾”；1962年蓮花大隊石松庵挖出有文物。

第二天，我們去慄山大隊張家生產隊張運香家徵集到了一件商代“己 ”分襠銅鼎。此鼎為豎耳、折唇，分襠，柱足，以極規整的雲雷紋為地紋，以三組饕餮紋為主紋，饕餮紋間飾夔龍紋，器內近口沿處有“己 ”二字銘文，通高18.2釐米。這是我省出土的唯一的一件商代晚期分襠銅鼎。在與張運香交流中，我們得知，此鼎是1962年4月張在水塘灣挖棉花地發現的，同時出土兩件，大鼎套在小鼎之上，三足朝天。張運香當時以為是個“炸彈”，隨手丟在溝中。同年9月撿棉花時，張運香的妻子鄧清香當廢銅撿了回家，大鼎賣給了當地供銷社土產部已化爐，小鼎由我們以高於銅價數倍的幣值作為獎勵徵集。

提樑卣和分襠銅鼎的發現地都在塅溪河道及其附近，這讓我們意識到河道附近可能有文物集中的遺址存在。我們立即到炭河裡附近實地調查勘探。果不其然，7月2日，在提樑卣出土地上游約20米處，發現了一處古文化遺址。遺址位於塅溪河南岸，上面是炭河裡生產隊社員的菜地。由於河岸被大水沖刷，文化層已經清楚地暴露出來。地面覆蓋著30～60釐米厚的農耕土和卵石河沙，說明遺址上面曾是河床；文化層厚約20～50釐米，在文化層中我們採集到一些陶片，紋飾有方格紋、籃紋、人字形紋等，器形有帶扉稜的錐形器足、斂口折唇器口沿、大口缸、豆柄等。我當即認定這是一處殷商至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址，並認為提樑卣的出土當與這一文化遺址有關。

我就上述商代青銅器和炭河裡遺址的考古新發現，撰寫了《湖南寧鄉黃材發現商代銅器和遺址》一文，發表在《考古》1963年第12期上。在文中，我聯繫到此前在黃材附近的人面方鼎、獸面紋瓿、四羊方尊、象紋大鐃、虎紋大鐃等商代重器的發現，大膽提出：“寧鄉黃材這一帶地方，在殷周時代，很可能曾一度為南方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我認為炭河裡這一遺址對考古十分重要，在還未引起考古界高度重視的情況下，又於1973年由何介鈞、周世榮、熊傳薪三人對遺址作了一次小規模的試掘（20平方米），並寫有簡報，寄給了《文物》編輯部。可惜的是，由於北京地震，簡報稿件遺失，故一直未能看到這一試掘的成果。1994年，省、市、縣文物考古部門對炭河裡遺址進行了重新調查，向桃初等於2001～2005年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發掘，取得了巨大的收穫，發現了規模較大的城址，城內外有壕溝，城內有大型宮殿建築基址，並推測有鑄銅作坊，“認為炭河裡城址應該是一個區域青銅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文物》2006年第6期）。我在1963年的推斷得到了實證，心頭實在高興。

炭河裡城址現已被批准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找到四羊方尊的準確出土地

1963年發現炭河裡遺址的同時，還有一項“月山訪古”的任務。據蔡季襄先生告知，寧鄉月山鋪有一個老婆婆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銅器。我決定趁機去探訪個究竟。

7月2日上午，我和漆孝忠從黃材出發，向西北方向沿塅溪河而行。由於大水沖洗，沿河的許多河岸、道路、農田均被沖毀，我們步行甚為艱難。當日中午，終於走完了20餘華里的路程，到達了目的地——月山鋪。這裡青山綠水，空氣特別清新，山中田疇間的農舍炊煙裊裊，一派優美的田園風光，令人陶醉。

我們在公社招待所住下後，即去附近老百姓家打聽古銅器的事，走了許多人家，都說“不知道”。半天的尋訪，一無所獲。但我們仍不肯放棄，第二天繼續逐家探訪。當我們走進姜錦書（原寫為姜景舒）家裡，得知了一個意外的文物訊息：1938年4月，在轉耳侖挖紅薯土時，他挖獲了一件有四個“水牛”的“寶物”，並說家中尚存一塊銅片。他取出給我觀看，銅片顏色黑亮，長約10釐米，寬約8釐米，厚不到1釐米，上面有云雷紋。聯繫到他所說的器上有四個“水牛”，我分析很可能這是四羊方尊口沿處的殘片。我們當即邀他一同到器物出土地實地查看。

我們步行約2華里，到達月山公社龍泉大隊轉耳侖，即黎家衝背後山腰。國寶發現地的地面已露出石灰岩，土層甚淺。姜錦書詳細向我們介紹了這件寶物的發現經過——1937年4月，他在挖紅薯土時鐵鋤已碰到此器，以為是“石頭”沒有理睬；第二年4月又碰到這塊“石頭”，認為“礙事”決心把它挖出；這樣，國寶四羊方尊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之後重見天日。後來，姜錦書兄弟倆將其用轎子抬至黃材，賣給了一位古董商人；此寶後歸長沙商人楊克昌，由於內部分利不勻引起訴訟，被當時的省政府沒收。日寇侵華，省政府遷避沅陵，四羊方尊陳放於廳堂的香几上；一天日寇飛機轟炸沅陵，四羊方尊落地震碎。新中國成立後，中南文化部要湖南省文管會追查四羊方尊下落，派蔡季襄在湖南省人民銀行倉庫找到了四羊方尊的殘片，後修復（圖三），1958年上調給中國歷史博物館。

四羊方尊已成為我國殷商時代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中藝術水平最高的代表性作品。蔡季襄一直認為四羊方尊出土於寧鄉溈山觀音庵，原來“溈山”系“月山”之誤，從此四羊方尊的準確出土地點在無意中找到了，它出土於寧鄉月山鋪轉耳侖。

1972年夏，長沙市東郊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一具完整女屍和一千多件極其珍貴的文物。消息一經公佈，即引起世界的震驚。同年初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中島健藏一行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在招待他們觀看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和研究的紀錄片《考古新發現》過程中，對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提問：“另外兩個墓是不是也要發掘？”王冶秋根據總理的指示，迅速通知湖南方面做好發掘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的準備工作。

1973年5月，我被選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隨展工作組副組長，赴日本東京工作。6月6日，以王冶秋為團長的展覽代表團抵達日本。冶秋同志找我談話，要我提前回國準備發掘馬王堆二、三號漢墓。7月初，我即提前回到長沙。不久，國家文物局派任際奉來長沙，協助我代省革委會起草發掘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向國務院的請示。請示報告很快得到了中央領導批示同意，最後由周總理親自批准：“省委李振軍同志任組長，王冶秋同志、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醫學科學院、上海科研單位各出一人連同省委宣傳部張蘭明同志為副組長，成立小組，訂出切實可行而又不遭損失破壞的計劃，經省委批准後再開始發掘。”“共二十多萬元，可以滿足其需要，要預製一些設備和化學藥品等。”

1973年11月，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這應是我國考古史上專為一項考古發掘工作而成立的領導小組，也是規格最高、業務最強的機構。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絕後的，即由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李振軍為組長、王冶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圖四）、北京最著名的醫學科學家黃家駟、上海最著名的科學家王應睞和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蘭明為副組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省文化局的兩位局長兼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下設業務組、科研組、後勤組、接待組等。我被指派為業務組組長，由考古研究所專家王 和我省考古經驗豐富的周世榮為副組長。業務組負責現場發掘清理等工作，我們進行了具體分工：周世榮、李正光負責繪圖，何介鈞、熊傳薪負責紀錄，我和單先進、陳美如負責照相，傅舉有、邵名榮、陳國安、李孔璧、李利人、丁送來等負責文物保管等。

11月19日，馬王堆三號漢墓的發掘工作正式開始。三號墓位於一號墓南邊，相距僅460釐米，與一號墓共用一個封土堆，所以歷代的盜墓者都未曾想到這裡還有一座墓，未遭盜擾，所以能夠完整保存。而由於馬王堆所在的部隊醫院在挖防空洞時正好經過其墓旁，白膏泥封閉層被打穿，領導小組決定先發掘三號墓。考慮到三號墓規模很大，土方任務很重，又決定採用機械化施工和人工清理相結合的方法開展發掘工作。發掘人員有來自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83名師生，有解放軍工程兵某部的約20名官兵，還有50名民工分三班晝夜不停地運轉。其間，中央紀錄電影製片廠、湖南電影製片廠及新華社、新聞圖片社、湖南日報等新聞單位的一大批記者和許多科研單位的專家雲集發掘工地，十分熱鬧。墓葬中任何一點新的發現都進行了紀錄，如填土中出土的青綠色竹片，及時採集了標本進行鑑定；幾枚漢文帝時的五銖銅錢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當時建築墓室用的竹箕、木柄鐵鍤，也得到了很好的的保護。

三號墓的發掘工作進展順利。12月上旬，木槨上面的白膏泥和木炭清理完畢。跟一號墓一樣，其木槨蓋板上覆蓋有一幅完整的竹蓆，杉木蓋板，木質如新。12月10日晚，我們打開木槨的三層蓋板，只見棺室周圍的四個邊箱琳琅滿目，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隨葬物品，估計又有一千餘件珍貴文物，又是我國考古史上的一個奇蹟（圖五）。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豐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心情十分激動。

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對馬王堆三號墓的發掘極為重視，他怕在清理文物時圍觀的群眾過多發生事故，特地調派了一個連的武裝戰士來到工地值班保衛。同樣的原因，墓室內文物清理工作改在晚上進行。我們先清理東邊箱。邊箱深達一米多，有一大半塞滿了文物，無法插足，怎樣繪圖及如何才能把每一件文物安全地提取上來，成為了第一個難題。技工師傅想出了一個既原始而又絕妙的辦法——發掘清理文物技術最好的任全生在腰間繫上一根長長的羅布毛巾，老技工蘇舂興扯住他的腰帶，任則下垂將墓室內上層的大量漆器、陶器、竹笥等安全地提取了上來（圖六）。上層的文物可以這樣取上來，下層的器物則無法拿到，只得另想辦法。經過研究，我們決定製作兩個軟梯，固定在木槨壁板上，兩梯之間置一木板，可上可下，這樣就可以下到邊箱內去繪圖和提取文物，而邊箱中清理出一塊空地後，工作人員可下到邊箱底部工作了。

清理提取文物是一個非常細緻的工作。清理西邊箱時，上面有一捆竹簡，部分已經散亂。為了按現狀將竹簡整體提取上來以利於今後研究，我特請考古研究所修復組組長王振江幫忙，他欣然應允。人稱“智多星”的他，果然名不虛傳。他將自己特製的幾十件小工具拿出來，小心地把竹簡交叉處用線系起來，約一小時工夫，300餘支竹簡全部按原樣提了起來。這令我大開眼界，欽佩不己。

各類文物不斷從墓室中提取出來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和一些省委領導及領導小組成員都坐在墓室南邊臺階上觀看，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則坐在西邊墓坑上，東邊墓坑邊也站滿了人，楊大易司令員還下到北邊的墓道底端蹲著近距離看我們清理。大家的興致甚高，特別是當南邊箱的七個大小不一的漆盤取出，一個比一個大，一時引起轟動。經過三天通宵達旦的工作，三號墓的四個邊箱中的一千餘件文物都已清理完畢。

接著是清理棺室。為了要取得比一號墓更多的棺內信息和資料，領導小組決定在開棺之前就提取棺內的氣體和棺液，特請湖南省化工研究所的專家研製了一個儀器，在開內棺之前在棺東南角鑽一洞，直接從棺內抽取樣品，並及時進行化驗分析。把內棺運回省博物館後，大家都殷切期待又一具完整古屍的出土，幾十架照相機、攝像機擺好架勢，對準了內棺。可是非常令人失望，打開內棺蓋板一看，只見在滿棺棕色棺液的上面漂浮著大小不一的絲織品殘塊，這是包裹屍體的衣衾袍服腐爛後形成的。湖南醫學院王鵬程教授戴上長長的橡皮手套，從棺底摸出了一根腿骨。這時大家都洩了氣，紛紛散去。

三號墓的屍體已經腐爛，只剩骨架，令人失望，但在出土文物中卻有無與倫比的驚人發現。在東邊箱的57號長方形黑漆奩盒內，出土了一大疊帛書，另有一卷帛書和醫簡。後來經過整理，帛書有藝文、諸子、術數、兵書、方技、其他共六大類五十種，約計十一萬五千餘字。如有《周易》、《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老子》甲乙本、《經法》、《十六經》、《五星佔》、《天文氣象雜佔》、《陰陽五行》甲乙本、《刑德》、《五十二病方》及《地形圖》、《駐軍圖》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早已失傳的古籍，有的雖有版本傳世，但內容也多有不同。這些帛書的出土，是一次空前的考古大發現，其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無論給予怎樣高度的評價都不為過。

三號墓的田野考古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北京、上海等地的領導和專家學者陸續離開長沙。由單先進負責現場工作的馬王堆二號墓的發掘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令人奇怪的是該墓墓室上半部為橢圓形，下半部為長方形，奇特罕見；墓室中的填土甚為疏鬆，原來是此墓密封差，所用白膏泥、木炭數量雖多但胡亂堆放，並未形成密封的環境，加上唐代及以後的兩次盜掘，故棺槨早已腐朽，基本上僅存其底板——其為兩層槨、兩層棺，由於棺槨已經腐朽，所出漆器也已成殘片，出土最多的是500枚泥金餅、2000枚“半兩”泥錢。比較重要的出土物有：一件鑲玉銅卮、銅釦玳瑁卮和一件“三十三年”錯金銅弩機等。其中也有特別重要的發現，那就是出土了三枚印章。

1974年元月13日，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領導小組組長、省委書記李振軍親臨工地指揮。此日長沙地區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考古人員正在二號墓內清理器物——其實是在木槨底板上的汙泥中摸尋。何介鈞在清理墓室北端，首先摸到了一枚玉印，上有“利蒼”二字；接著又摸出一顆龜鈕銅印，上有“軑侯之印”四字。按照歷史文獻記載，應該還有一枚“長沙丞相”的官印，可是反覆尋找，均無收穫。何介鈞說，槨底板有縫隙，有可能漏下去了。於是我們決定將墓底淤泥全部運回省博物館沖洗。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當一擔淤泥用塑料紗布清洗過後，一顆“長沙丞相”官印顯露了出來。

三枚印章，說明馬王堆二號墓是西漢早期長沙國丞相、軑侯利蒼的墓，他死於呂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馬王堆一號墓則是利蒼妻子的墓，她死於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以後數年。這三枚印章的出土，使關於馬王堆一號墓的年代和墓主是誰的分歧和爭論，從此塵埃落定。

研究南方商周銅鐃改變歷史

1982年5月12日，我收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夏鼐的來信。夏鼐是著名的考古學家，這是我第二次收到他的親筆來信。他來信說：“前接美國方面邀請我中國社會科學院派遣一代表團於九月間赴美國檀香山參加國際性的商文化討論會。代表團成員不限於中社院，雙方議定一名單，請閣下參加。”他又補充道：“此事已得湖南省方的同意，並答應由省方承擔往返旅費的外匯（在美的一切費用由美方負擔），聞之甚為欣喜。信中還提到出席會議的論文審查，論文初步決定於5月20日前寄來，但是如果來不及，於月底以前寄來亦可。”

剛接到此信，我既驚喜，又著急。我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上午聽課必須參加，只有下午的自習和晚上的文娛活動時間可用來撰寫論文。但是，論文必須按時高質量完成，否則與會沒有大的意義。我連忙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回家，取來有關商周銅鐃的雜誌、書籍和文物卡片，千方百計擠時間思考，開始撰寫論文。此前，我對中國南方的商周銅鐃的資料收集了不少，也有過一些零星的斷想記錄於日記當中。在緊急需要時，能量得以爆發，我文思泉湧。雖患有感冒，但我僅用一週時間，終於在5月20日完成了《中國南方出土商周銅鐃概論》一文，有12000餘字。文中，我將當時已收集到的南方銅鐃23件，分為獸面紋大鐃、雲紋鐃、乳釘鐃、有枚鐃四型，詳細論述了大鐃的名稱、用途、年代、演變和產地，經過分析後提出了“北方西周甬鐘的出現應是受了南方大鐃或甬鐘的影響”的判定。

全文複寫後，當即寄給夏鼐先生審查。5月27日，夏先生覆信，對我的論文給予了“甚佳”的評價，並指出文中個別體例不一、描述欠妥、有的銅鐃缺重量和個別錯字等8個問題，說明他對論文的審閱十分細緻，要求甚嚴。

那次檀香山商文化國際討論會由美國哈佛大學張光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周鴻翔和伯克萊分校吉德煒三位教授聯合發起召開，有中、美、日、澳、西德、加拿大、韓國及香港、臺灣地區等地五十餘名學者參加。我受到美方提名邀請出席，應與張光直教授的一次交談有關。1981年秋，美國一個代表團到長沙參觀訪問，省外辦同志通知我，說有美國的張光直教授要找我交流（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都到嶽麓山遊覽去了）。當時我與張從未見過面，對他並不瞭解，他就自我介紹，說是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當時華裔學者的唯一院士）。我們不但交流考古發現、學術研究，而且說起了人生、家庭、收入，十分坦誠。最後，我將發表在《求索》1981年第2期上的《商文化不過長江辨——從考古發現看湖南的商代文化》一文送請他指正。我想，應是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興趣。

1982年9月7日，商文化討論會在美國檀香山開幕。會議收到論文34篇，有29位學者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的要點，討論的學術問題相當廣泛，涉及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的考古發現，殷代玉器、北方青銅器、南方銅鐃，商代的自然現象和氣象等，以討論殷墟“婦好”墓的年代和對甲骨文的研究最為熱烈。我則用幻燈片介紹了我國南方出土的銅鐃，特別是寧鄉、岳陽等地出土的大銅鐃——其形體高大厚重，紋飾精美，特點鮮明，引起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香港著名學者鐃宗頤教授評價說：“湖南出土了很多殷代銅器，應該承認殷代的政治勢力伸展的地方已經很遠，過去認為只在殷墟附近的看法應該改變。”許倬雲認為，寧鄉等地的大鐃的用途與銅鼓相似，擊鐃山頂可以集合部眾。在學者們的熱烈支持下，我的研究結論得到了認可，遠古歷史得到了改寫。

還值得一提的有兩件小事。一是出席這次商文化學術討論會的中國學者共15人（圖七），其中有臺灣學者5人。兩岸考古方面的學者已隔絕三十多年，首次相逢，大家都很高興和激動，不但在會上的交流十分熱烈，在會後的交談更為親切愉快。我們深感過去幾十年彼此隔絕，許多新資料、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時交流，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盼望今後加強兩岸交流，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商文化學術討論會結束後，臺灣學者直接回臺灣，而大陸學者還要在美國參觀訪問，比臺灣學者先離開酒店，此時，臺灣學者不約而同地到酒店門口歡送，互相握手道別，不少人流下了依依不捨的淚水。二是此次討論會後， 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應美方邀請不僅參觀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還去了舊金山、華盛頓、波士頓、紐約、洛杉磯等地參觀訪問，重點是看各地的博物館，主要是看中國的商周文物。所到的亞洲藝術博物館、華盛頓弗利爾美術博物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哈佛大學佛格爾美術館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收藏的中國文物都很豐富。如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就有四千件之多，且精品不少；又如紐約有一位醫生私人收藏的中國文物竟達五千件，其中青銅器有四百餘件，珍品多寄存在大都會博物館裡，長沙出土的著名楚帛書也寄存在這裡。我是第一次在這裡看到了這件無價之寶。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長沙子彈庫一座楚墓裡出土的，一塊黃褐色絹上書寫有九百多個楚文字，四周還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圖形，是研究楚文化極為重要的資料。看到祖國大量的珍寶流失海外，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激起了對盜墓者、不法古董商人對祖國文物嚴重破壞的憤恨，同時也堅定了我努力從事商周青銅器和楚文化研究的決心。

本文轉自《名家故事——湖南優秀社會科學專家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