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文天祥曾慷慨有言“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他所指的气是宋代理学讲的天理之气，恰恰在这个“气”的长养之下，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才真正拥有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节操。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依靠中央朝廷俸禄的文人官僚群体，内心精神走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谈谈中国古代的文人与倡优。
汉代王充《论衡》将儒生与文吏进行严格区分，认为儒生承担的是道德教化、批评乱象的君子角色，文吏则只是习惯于公文写作，依章办事，且不具备道德品质的一类文人。然而在儒表法里的现实政治环境下，儒生的地位遭到指责，文吏越来越瞧不起只会高谈阔论的腐儒酸儒，这一点，恰恰给与道德传统以深重的破坏。即便儒家在汉武帝时定为一尊，地位极为尊崇，却通过办事治狱严苛的酷吏将儒家内在的救世精神逐步瓦解殆尽。历史的相似一幕则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一部宋代理学的精华之作，终于在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把它的精神消磨得一点棱角也不存在。
一、皇权下的争宠文化
汉代的两件事颇具意味。《汉书•儒林传》记载黄生与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黄生认为，殷商的开国君主汤与周朝的武王姬发不具有革命的合法性，虽然桀纣无道，然而君就是君，只能正言以谏，否则就是谋权篡位；辕固生则认为，夏桀和纣王虐乱，天下人心归向汤武，汤武是受天下人心之命讨伐桀纣，具有政权成立的合法性。如果景帝认同黄生的说法，刘邦取代秦政就是谋朝篡位，如果同意辕固生的说法，那么汉朝廷就有被他人取代的正当性理由，于是景帝责令他们不准谈论这个问题。另一件事发生在汉宣帝和他的太子的对话上：《汉书•元帝纪》记载太子刘奭看到汉宣帝重用酷吏，用严厉的刑罚处置大臣，就希望宣帝重用儒生，实行仁政，不要那么严酷地对待朝臣。汉宣帝很不以为然，生气地说汉家的制度就是霸道与王道一起用，俗儒只会是古非今，不知时务，太子是“乱我家法”，过于软弱。上述两件事，给有理想兴太平的文人可以说是打击深刻，儒家经典中的学问精神并不能深入到统治者的内心，只有曲意逢迎的人常常博得皇帝的喜爱。这样，文人渐渐转向倡优，向倡优看齐，学习如何讨好权力，与众人争宠，中国争宠的风气，倒不局限于皇帝的后宫了。这也就是近年来后宫剧热播的深层文化心理，也是千年来反复出现且值得深思的文化性格。
《汉书》记载“（枚）皋不通经术，诙谐类俳优……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自悔类倡也。”枚皋的父亲是以汉大赋《七发》声名远播的大文学家枚乘。枚皋自知不通儒术，而他作赋和司马相如作赋的根本出发点也不同：司马相如在取悦君主的同时能够以儒家道德进行讽谏，枚皋只为娱乐君主，故而自比倡优。他深知自己无法为人所敬重，内心向往着父亲当年气势恢宏的荣耀，流下酸辣的泪水。西方有人评价：“这些人，他们没有思想和感情，他们在灵魂深处含着眼泪的时候还得大笑。”冯沅君在《汉赋与古优》中总结东方朔类同倡优的四点特征：当时人视他为狂人；他自比于侏儒；他与倡优斗智斗宠；他以“倡辩”得幸。文学侍从的使命本就不在于体国经野的大事，日常的琐碎与讨好成了一生中占据绝大部分时间的内容。整个宫廷都在围绕一个皇帝绞尽脑汁阿谀奉承以求显达。东方朔说文人“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现实状态，一朝得宠便可权倾朝廷，一旦失势便同过街老鼠。
二、倡优的欢歌与泪水
中国古代的倡优男扮女装，以歌舞调戏为能事，更多地是以类似于杂技的技能供王公贵族娱乐。在早期，这类人常由身材矮小的侏儒甚至疯人为主，在西方同样也是。他们更像是一种玩具，凭借技能与口才供权贵把玩，而本身谨小慎微，受尽凌侮。西方记载优人的处境：“一个大人家的优人是同训练有知识的驴一样，对他要留神……他研究音调，跳舞，应对如流，歌唱乐曲宛如笼中鹦鹉或小鸟，他忍受鞭打的惩罚，在厨房内对着仆人忏悔。”此外，为了突出他们身上的笑点，常常需要穿上绿色和黄色的服装，戴上装饰有铃铛的长耳尖帽。在中国唐代时有一则《三教论衡》的笑话可以窥见倡优的机敏。高彦休《唐阙史》（下卷）记载唐代优伶李可及穿上儒生的宽袍大带登座评论儒、释、道三教。他说释迦如来是个女人。因为《金刚经》说“敷坐而坐”，敷音同夫，如果如来不是女人，何须丈夫坐下后自己再坐下呢？他说太上老君也是女人。因为《道德经》讲“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字早期的意思就是怀孕的意思，如果不是女人，又何必害怕有身孕呢？李可及说孔子也是女人，因为《论语》讲“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如果不是女人，为什么要等待出嫁呢？结果皇上很高兴，给他授官赐禄。这件事是否能反映当时文人虽一面鄙薄倡优而另一面又争相效仿倡优行事呢？当年李白在翰林院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能忍受，故而离开。
三、文人的反抗自觉精神
宋明理学积极应对这种权力下文人性格无法独立的问题，即保持自身人格，规范限制皇权，努力建构对自身有利的上下尊卑关系。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指出代表真理的儒家圣人和代表权势的帝王天子的相互关系，认为真理常常受制于帝王的权力，以皇帝的意志为行动指南，但另一方面，皇帝需要依靠臣子在朝廷发表各自的意见并且有必要整合借鉴。他认为天理高于王权，拥有政治权势的人也要在“道”的面前低头。中国古代的文人以道统自居，尽力用圣人之言规范限制权力，以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文人毕竟不能堕落成倡优之类，当然，倡优本身只是由于自身的职能所限，不必以文人的道德加以评论，然而文人类同倡优，则是道德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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