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青年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日本
去年六月，东京都江东区政府的职员拜访了铃木丰家，准备商量铃木父亲100岁生日祝贺的事宜。
可是，铃木却千方百计地不让职员与父亲见面。
铃木丰声称父亲不在家，而是住进了养老院。政府职员在养老院没有查到记录，于是报了警。
警察在铃木家搜出来的，是一具用塑料袋和白布包着的，早已变为白骨的尸体。
这具白骨是早在2013年就去世的铃木父亲。
为了获得父亲的养老金，铃木丰没有向区政府提交死亡报告，而是将父亲的尸体藏在家中，一藏就藏了六年，他也因此骗得了约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
铃木丰今年58岁，没有工作，他承认是“为了充实生活费 ”而非法领取父亲的养老金。
无独有偶，同一天，长野县警方也送检了一名在家中藏匿母亲尸体近一年的嫌疑人，67岁的派遣社员驹村芳秋。
几日前，警方因为其他事宜去驹村家调查，驹村承认“去年4月母亲就去世了，但是没有向政府提交死亡报告”。随后，警方在驹村家中搜出了腐败的尸体。
考虑到驹村是和母亲两个人一起生活，而且故意不提交死亡报告，警方将以骗取养老金为方向继续调查。
其实，隐瞒父母死亡诈骗养老金在日本早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2015年，岐阜县警察曾抓捕了一名罪犯叫铃木光枝，她隐瞒了父母50年前去世的事实，骗取了约5100万日元的养老金（约合人民币325万元）。
铃木退休前一直是市政府职员，对相关制度十分了解。更过分的是，她开始诈骗的时间过早，大部分金额超过了定罪时效，法庭无法对她做出惩罚。
电影《小偷家族》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树木希林扮演的柴田家老奶奶就是骗取养老金养活家人，但她也只是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而已。
在日本，死亡报告的提交是一件全凭自觉的事，这就让想借此骗财的人有机可乘。
按规定，相关义务者需要在死者死亡7日之内向辖区政府提交报告。
义务者包括死者同居的亲戚、其他同居者和房屋或土地的所有人或管理人。
如果不按规定提交报告，则会被处罚5万元以下罚款。
日本社会将这一系列现象称作“高龄者所在不明问题”，形容明明登录在户籍上，却生死未知、住处不明的老人。
这一问题被大范围关注、讨论的契机，是2010年警察发现白骨化尸体一事。尸体属于当时东京都户籍中的最高龄者，111岁的加藤宗现，但他实际上在30年前就去世了。
加藤的亲戚向警察解释道：“30几年前，他说要即身成佛，就把自己关在一楼的房间不出来，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在这期间，加藤的银行账户共计收到了9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养老金，其中有270万（约合人民币18万元）被取出不知去向，警方怀疑加藤的家属为骗取养老金故意隐瞒了他的死亡。
随着深入调查，当时政府竟然还查出长崎县壱岐市有一名200岁男性登记在籍。
这么多如此高龄的老人在籍，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政府此前并未有所察觉。
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横滨市，在籍的120岁以上老人中有2000多人是失踪状态。
厚生劳动省还做了一个调查，随机抽取了840位85岁以上、还在领取国家养老金的老人，结果其中有超过23人可能涉及诈骗事件。
为了应对以上问题，日本出台政策，对于那些没有提交死亡报告，但是满足100岁以上、没有子女、没有住所的高龄者，辖区自治体可以在获得法务省的许可下消除他们的户籍。
可是，从问题浮出水面的2010年到现在，10年过去了，相似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些对策的实用性。
日本网民普遍认为政府办事不利是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
有关养老金发放的生存确认是通过明信片，这样的程度也难怪会有诈骗发生了。
我认为市政府职员应该多进行家庭访问。
日本光鲜的一面是丰厚的社会福利与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但是背后也有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除了养老金诈骗，非法获取低保金、健康保险的也大有人在。如果不对这类问题加以解决，不仅会引发群众不满，更会导致金钱无故流失，想必日本政府也十分头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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