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已經千瘡百孔的晚清政府迎來了近代以來內部最沉重的革命打擊——義和團運動興起。1900年6月，英國意識到義和團的繼續發展勢必會對其勢力範圍內的長江流域造成威脅，便與南方各省督撫秘密達成了史稱“東南互保”的協議。
“東南互保”協議準確來說包括兩部分，應當辯證來看。
首先是西方帝國主義煽動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合作，與各國簽訂《東南保護條款》等條約，主要規定上海租界歸西方各國保護，兩江流域等東南地區歸各省督撫保護，以免列強利益受義和團運動的破壞。從表面上看是地方各省不顧中央而與列強簽訂的“割地自保”協議，以上海地界換取自省的和平，實為賣國行為。但從深層次看，這種做法無疑保護了東南各省的和平，使得國民免遭內亂之苦，並非一無是處。
簽訂《東南保護條款》
其次就是晚清政府自不量力向西方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與當時的山東巡撫袁世凱等人暗中達成協議，與西方各國合議，對內宣稱清政府已被義和團威脅從而頒佈“矯詔、亂命”的皇室詔令，從而獨善其身。這一舉動無疑使已經窮途末路的清政府雪上加霜，從此內憂外患加重，晚清皇室民心渙散。不僅沒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反而為之後的革命勢力埋下了種子。
一、 賣國？晚清政府內憂外患
長久以來，“東南互保”協議都被史學家、評論家們稱作一出鬧劇，是江南地方各省為了潔身自保而背叛中央向帝國主義投降求榮的鐵證。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國門洞開，清政府就已經進入全面衰退的最後階段。自古以來，當一個王朝出現外患時，隨之而來的就會有內憂。之於清政府，便是蠢蠢欲動的地方權力和中央集權統治的關係。
自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起，清政府自建國以來為之倚重的八旗等軍隊遭到了不可逆轉的損失。面對內部革命的風捲殘雲，清政府不得不將手中的軍政大權下放地方，實行行放任督撫的政策，這就是地方勢力崛起與後期軍閥群起的開端。在長年的鎮壓活動中，地方勢力和私人化軍隊不斷壯大，野心也逐漸膨脹，不僅控制了地方的軍政大權，還滲入了清政府的內政外交等大權。
到義和團運動興起時，東南各省已經形成了完備的自治體系，這也是“東南自保”形勢出現的根本原因。當地方有能力自給自足，完全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甚至在外敵入侵時中央還需要允許地方督撫“就地籌餉”才能夠穩住局勢時，不顧全清政府而選擇潔身自保到也有了幾分道理。但東南各省的做法終究是在“漲別人士氣滅自己威風”，在與外邦開戰之時選擇自保，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傳統家國情懷的辜負。所以眾多學者將其看做鐵證如山的賣國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 救國？改革之火就此點燃
若是唯結果論，在八國侵華戰爭結束之後，北方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而南方雖然多多少少受到了衝擊，但大體沒有受到巨大影響。在義和團運動前夕，受到西方商業思想的影響，江南蘇州、上海、無錫等城市開設了紡織、火柴、麵粉等工廠幾百餘家，戰爭結束後，這些工廠非但沒有遭到損失，而且因為局勢的迅速穩定得到了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促進的經濟的迅速回暖。經濟上的復甦也為後來的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江南炮廠
雖然晚清的革命道路十分曲折，在中央政府與民間勢力的共同努力下都沒取得成功，但是這大多歸於當時歷史條件的束縛，晚清的中國改革之路是行不通的，救亡圖存只有革命這一條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東南互保”在革命的前夜催動了工業改革的發展，經濟的進步為後來國民黨的成立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經濟上的根基。
三、 究竟是賣國還是救國？
如果站在當今回首看“東南互保”，東南各省督撫的做飯到底是賣國還是救國呢？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要做的是站在當時的立場上，分析各方對這一做法的態度。
很多學者認為，“東南互保”名義上是為了保住江南各省不受戰亂，但其實全然是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為求自保不顧中央安危。但這種想法是經不住仔細推敲的，在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就算地方勢力再過龐大，若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點頭允諾，地方是沒有單獨和外敵簽訂互保協議的魄力的。為何？若是敵方勢力真的到了極其膨脹的地步，那為何不真的群雄割據，“挾天子以令諸侯”？
另外，根據史料記載，就在清政府向西方十一國宣戰的前一天，慈禧太后曾向東南各省總督下令，大概意思是現在我朝已與外邦開戰，各省應當聯絡一氣，保衛疆土，找尋時機辦法，共挽危局。史載："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這可以看作是慈禧是默認了東南各省互相自保的做法的。
除了京城清政府的修書支持，“東南互保”也得到了東南各省內部各個階層人民的擁護。當時北方義和團運動浩浩湯湯，南方隨之興起了反教會的思想解放浪潮。一時之間民眾長久以來的信仰出現崩塌，民心惶恐，商賈裹足，百業蕭條。在這種情況下，南方各省督撫採用自保的行為是完全符合理性人思考的。試想，若是南方再爆發戰火，可能就會出現"土貨不能出洋，商民不能聊生，食力者生計並絕"的悲慘場面。所以南方各省從農民、商人，到小地主階級和統治階級，都希望有一條追求和平穩步發展避免戰火的出路。因此順應民情出現的“東南互保”體現的不僅是統治階級的野心，更是為了避免民不聊生的必要舉措。
從實際效果來看，“東南互保”顯然保護住了雨後新筍般的民族企業，為南方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當時的報紙評論，"雖用以自全，而國亦蒙其利矣。"就是這個道理。雖然表面上看“東南自保”協議叛國圖存，也不乏各省督撫畫地為王的想法，但是它保住了南方的民心和經濟，為後來的改革和革命開化道路，站在歷史的當口，我們應當為晚清的“東南自保”證明，這場披著“賣國”外衣的事件其實是“救國”行動。
參考文獻
1、張豔，《晚清地方與中央相抗衡的制度因素——以東南互保為例》． 載《 CNKI;WanFang 》。
2、張鶯瑞，《相機審勢:“東南互保”原因探析》，載《 黑龍江史志 》，2014。
3、高全喜，《新制起於南國:政治憲法學視野下的“東南互保”》，載學術月刊 2018。
4、董叢林，《“東南互保”相關事局論析》，載晉陽學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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