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年，一名朱姓男婴呱呱坠地于兴献王府，喜得次子的朱祐杬异常高兴，除了常规的程序、宴席外，他还按照祖制给小儿取名为“厚熜”。“熜”的部首为“火”，寓意为熊熊燃烧的火炬；与之相反的是，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名字中，却是深不可测的“水”。自古曰：“水火不相容”，朱厚熜的诞生，好似在冥冥中就与堂兄朱厚照相对。正德十六年，大将军朱寿、大明王朝武宗朱厚照在亲手建立的豹房中驾崩，那年他仅仅三十一岁。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少年朱厚熜按照“兄终弟及”原则，前往北京继承大统，于五月二十七日登基称帝。
嘉靖四十一年，又是一名朱姓男婴诞生，喜得贵子的裕王朱载垕却不敢大声张扬、不敢报告给嘉靖皇帝，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未敢去取。这是因为他的父亲、这名男婴的爷爷曾有谕旨：“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直到隆庆元年，裕王登基为帝，才敢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朱翊钧”，并告诫其：“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朱厚熜当皇帝时不过14岁，其孙朱翊钧继承大统时比他更小，小到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大呼：“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祖孙二人一位14岁、一位10岁，却在后来创出了25年、30年不上朝堂的记录，作为皇帝，他们为何会如此？
嘉靖皇帝在“壬寅宫变”中惨遭几位宫女虐待，要不是她们在慌乱中没有将绳结打好，朱厚熜恐怕在1542年就已经去太祖那里报到了，也顺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唯一”，唯一被宫女们“合殴”致死的皇帝。在经历过那场生与死的考验后，嘉靖皇帝便在真正意义上不上朝，成为了一名“隐居”在西苑的“居士”。我们真正要去发现的，不是嘉靖皇帝的“不上朝”，而是嘉靖皇帝换了一个地方修玄；任何一个人在经历过暗杀、刺杀后，都会心生余悸，从而出现杯弓蛇影的心里阴影，嘉靖皇帝虽贵为天子，但说到底也知道恐惧，也知道自己是能够被杀死的肉体凡胎，在经历过此次“被暗杀”事件后，他便迁出宫殿，这便是心理阴影在作祟。
根据史料记载，嘉靖皇帝在此次“政变”中不仅脖子上有勒伤，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刺伤，故而前期的不上朝，实际上是为了养伤，可随着潜移默化下，嘉靖帝便干脆在西苑养病修玄、不再上朝。
可嘉靖的不上朝，不代表不处理政务，嘉靖皇帝虽然修道，权欲极强的他将朝中大权紧紧抓在，虽然身在西苑，但朝中的每道奏疏依然坚持过目、批阅。即使严嵩一党在嘉靖朝中作威作福、权倾朝野，只要嘉靖一出手，曾把持几十年朝政的严嵩也不得不告老还乡、白发人送黑发人。
朱翊钧于万历十四年时沉迷酒色，后因争立太子一事，导致万历皇帝负气在深宫，从此不再上朝，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也直接避开与文官进行“召对”。后来文官和皇权的矛盾愈演愈烈，万历也愈来愈以不上朝、怠政来抗议文官们的执拗。
故而在万历一朝，皇权与文官们的矛盾加大、加深，也为后来大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所以，万历皇帝的不上朝与嘉靖皇帝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将文官玩弄于鼓掌之中，一个则是因驾驭不了文官而负气饮酒怠政，二人虽同是“不上朝堂”的皇帝，但在本质上却有着大大不同。
众所周知，万历皇帝想立不是嫡长子的福王为太子，可大臣们却坚持“立嫡”的说法，这弄得万历很是苦恼。虽然在古代中，皇帝拥有无上权威，但组成朝廷的不是百分百听话的机器，而是有着自己私心和杂念的自然人。一方面皇帝想立福王为太子，那是因为对于福王的喜爱，而另一方面在文官的反对声中：一是为了匡正太祖遗训和“立嫡”规则，二是为了皇嫡子在继位后，能够记住文官们的努力，文官们的恩情，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得更高的官位、更大的荣誉头衔。这些虽是维持礼制的高尚之举，但当中仍旧掺杂着私念、私心。
皇帝的想法被文官们制衡，实则反映出的是万历帝对于群臣的驾驭不够，对于他们的训诫还不够。如若他能像祖父那样强硬，制造出一起类似于“左顺门案”的事件，我想万历皇帝在后来也不会被文官们逼的负气在深宫，以不上朝、不安排京官人事来进行无声的抗议。
嘉靖皇帝在十四岁入宫时，就曾以“大礼议”事件和“否定武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在和文官的博弈中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虽然这些在平常人眼中，都是“点滴”小事，像是家人之间的吵架、亲朋之间的辩论，但这对于身为皇帝的嘉靖来说却尤为重要。身为皇帝、帝国的统治者，发出的命令要向泰山那样不可逾越、不可反驳，唯有如此才能驾驭群臣，紧握权柄，倘若皇帝发出的命令和旨意今天被反驳、明天被否定，臣子中总有不同的声音，这便是对于皇帝以及其手中权威的大大不利。
对于历史上的嘉靖皇帝，人们对其评论不一，有人说他昏庸：二十多年不上朝，让权奸严嵩将大明的天下搅地是混乱不堪；也有人说他知人善任：重用胡宗宪、戚继光，不仅没有杀海瑞、还清算了严党。可不论这些人怎么评价嘉靖皇帝，对他有再多分歧，朱厚熜的“权谋天赋”、“驭人之道”则是二个阵营公认的“顶呱呱”。
他和孙子万历皇帝不同，朱厚熜虽然在西苑修玄，可朝中事物的大小都在其手中掌握，臣下对他的命令也唯唯是诺、不敢有丝毫得罪。内阁不论权势再大、在嘉靖皇帝面前也不过是一个秘书机构，文官集团闹的再凶、也不过是一顿棍棒能够解决的事情，他在位年间一直以操盘手的身份控制着整个政局，他的样子是整个帝国的象征、他的一举一动也是整个帝国臣民都争相学习的楷模、即使是他的一句话、一个字，也如下了木板的钉子那样干脆、那样有力、那样不可改变。
反观万历皇帝，童年时被张居正制衡、少年时被文官制衡，再大点便受到了礼制与文官的双重制衡。
“国本之争”万历的失败，便是朱翊钧与文官集团博弈的失败，是皇权威信的丧失，也是导致其在后来负气三十年不上朝的重要原因。
他也想成为嘉靖爷爷那样的皇帝，但却有心无力、有力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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