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écris, donc je suis.（我記/寫故我在）
——LY
我雖是無知無能無明的罪人，但我還算愛智求真。用“事事留心皆學問”描述我謙卑的心態，我覺得還遠遠不夠，我是把周圍的一切人、事、物都當作“佛”來供養。我向你們虔誠地跪拜，期待聆聽你們的開示。我像一個乾淨透明的杯子，清空自我，並且處於最最最低的位置，時刻準備領受你們倒給我的生命之源。
從大學起我就養成了隨時隨地做筆記的習慣，上課、開會、參加活動、讀書、聽音樂、看電影、旅行、聽講座、演講、訪談、看視頻、紀錄片、網絡公開課，甚至當面或打電話跟朋友閒聊神侃時，他的某個獨特觀點和新穎用詞，我都會做筆記。我躺著的時候也會胡思亂想，所以睡前我會在床旁邊放好紙筆，以便隨時起身記錄。我對生命的好奇、探索、虔誠和如飢似渴，如同謝燁對顧城的崇拜，詩人每講一句話，她都要拿錄音機錄下來。哈哈！看起來我似乎活得好累啊！但其實這些都是很自然、不太過腦子的，我沒刻意把它當做一個任務，但不經意間卻又積累了很多，比如看一本書時我在空白處寫的筆記字數可能會超過原文，之前的18開活頁本寫了幾百頁，還有現在的Word以及Evernote、Google Drive、Dropbox、360雲盤等幫助我打通各種終端設備的雲應用中也記了二十來萬字。
上學時候讀本書老師要讓寫讀後感，看部電影要寫觀後感，一次春遊也要寫遊記，以前我非常厭惡這些東西，擠八百字都很困難，為了逃避作文我甚至都不想出去春遊。現在我卻是自願、自發、無比飢渴地在做這件事情。
我記錄是為了尋找一種存在感。人活著大多數時候都是碌碌無為的，很難找到一種存在感。我就像《記憶碎片》中只有幾分鐘記憶的男主，必須要不停地記錄才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自己還活著。化用笛卡爾的“Je pense, donc je suis”（“我思故我在”），我說：“J’écris, donc je suis”（“我記/寫故我在”）。
我記錄的衝動還來源於一種痛苦，一種智商低、腦子內存不夠使的痛苦。我總是有太多思緒和想法在腦子裡打轉、鬥爭，它們處於內存中的短暫記憶、快速運行狀態，我必須要把這些東西妥善地安置好，把它們轉化、轉移到硬盤中保存，使其“物化”，形成一個實體、另外一個生命（Alter Ego），然後及時從我腦子的內存中清除，我才會感到全身暢快，輕裝上陣，繼續前進。
舛田光洋的《掃除力》和山下英子的《斷舍離》都是提倡通過打掃房間、整理書籍、衣物等各種外在的東西，結合內心的力量，創造出正面連鎖效應的磁場空間，which can改變你的心態，讓你煥然一新，擁有嶄新的人生。我覺得我的記錄和書寫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而且更本質，因為我直接就是從整合自己內在的想法著手。
我不喜歡記錄那些充斥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碎碎念，“今天我去媽媽單位玩，玩得好高興呀好高興”“昨天我去媽媽單位玩，玩得好高興呀好高興”“今天我又想起前天我去媽媽單位玩，玩得好高興呀好高興”，還有“不轉不是中國人”這種道德綁架的玩意，以及結婚、生小孩、會情人、找小三、戴綠帽、離婚、穿破鞋這些娛樂圈八卦。
我也不喜歡單獨就一本書、一部電影、一首歌、一個人寫評論。我喜歡混搭，我寫的東西總是一鍋雜七雜八的東北亂燉，看起來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所以我這篇名義上是寫梵高的文章，其實並沒有多少關於梵高的生平介紹、傳記、故事，我大部分都是在寫自己的個人感受和思考。梵高只是一個媒介、一個跳板，經他刺激，我又順藤摸瓜地聯想到其他事情上去了。梵高只是薩拉熱窩刺殺事件，引發的卻是我這篇如世界大戰般慘烈的長文。
寫作要善於觀察。莫泊桑拜福樓拜為師，學習寫作。福樓拜教莫泊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觀察大街上的人，要求能夠發現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寫作要精心推敲語言。福樓拜說：“我們無論描寫什麼事物，要說明它，只有一個名詞；要賦予它運動，只有一個動詞；要區別它的性質，只有一個形容詞。我們必須不斷推敲，直到獲得這個名詞、動詞、形容詞為止。不能老是滿足於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難，用類似的語句去敷衍了事。”他要通過反覆修改去潤色語言，使語言鮮活起來，形象起來，豐滿起來。
我沒有細緻入微的觀察能力和很好的文筆，不能使一個鮮活的形象躍然於紙上。我不擅長單純地敘事和介紹，比如窮游上那些旅遊體驗師寫的攻略，讓人讀了就有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的衝動。
我喜歡揣摩人的體驗和心理感受，進行自我反省，並試圖用文字去記錄，但這些東西都非常地細膩，難以拿捏和把握。文字、聲音、圖像、視頻這些東西是可以被量化的，你用足夠多的字節、足夠多的像素就可以無限地逼近和模擬；而體驗和心理感受卻是無法度量的，不可能實現數字化，更準確地說，至少目前還不能數字化。
比如相隔萬里，你可以透過電話聽到媽媽的聲音，也可以通過視頻看到媽媽的動態圖像，但是“媽媽做的菜的味道”，呃......這個......這個真的很難傳達。如果這個也能數字化就好了，那麼直接錄下來做成一個“.dish”（一道菜）後綴的電子文件發給我，讓我在萬里之外也能品嚐家的味道。又比如，你在海灘邊玩耍，你可以把海浪的聲音（微信）錄下來、把海邊的風景（微博、朋友圈）拍下來，更綜合一點，你直接攝像（美拍），裡面既包括海浪的聲音，又包括動態的風景，還包括你自己的旁白解讀。你把這些東西發給我，沒錯，我是可以部分體會你高興的心情，但這主要都還是依靠我自己的想象力。陽光下，海風中，你那種神清氣爽的感覺和愜意的心情，說實話，處於小房間中的我是無法深切感受和體會到的。
我想起史鐵生的一句話“歷史在發生時未被發現，在發現時已被重組”，沒有絕對的歷史事實能在敘述中被還原。黑澤明的《羅生門》講述了一樁在縣衙審理的殺人案，每個人都有一套說辭。或許每個人都沒有撒謊，只是每個人對同一事件有著不同的解讀，以及每個人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事實來作為辯護依據，但是你就無法瞭解完整的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樣了。
“國王死了，幾年后王後也死了”只是單純地敘述事件的前後順序，而“國王死了，幾年后王後也傷心地死了”帶有感情色彩地把它闡釋為一種因果關係，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述方式會改變事情的性質。
提到美國的南北戰爭，我們通常會想到“解放黑奴”這麼一個粗淺的概念，認為北方佔據了道德的高點，這是北方的資本家們和南方的奴隸主們打的一場戰爭。
李安的舊片《與魔鬼共騎》描述了美國南北戰爭中，落敗方南軍的故事。成長在威權時代的臺灣讓他對符號化的歷史詮釋很反感。他厭倦威權政府利用簡化的政治口號凝聚人心，也不喜歡對歷史事實進行粗淺的勝敗詮釋。他認為相對於政治算計，藝術應該背道而馳，因而他喜歡拍“輸家”的故事、挑戰有定論的歷史，南北戰爭的原因根本不是為了“解放黑奴”那麼簡單。
為了拍《與魔鬼共騎》，李安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南北戰爭，發現這場戰爭不像當代人理解的這麼單純，“解放黑奴”只是裡面一個很小的要求，但現在大家只放大看這件事，大部分拍南北戰爭的電影也都是錯的。
但是這部片子賣得不好，他很遺憾美國人看不懂《與魔鬼共騎》，而他正因為是外國人，才得以透過距離看到歷史真相。《與魔鬼共騎》的經驗也讓李安明白：“片子不賣座可能是因為片子太好，而不是片子不好。”他後來瞭解自己太直白地刺穿歷史真相，無奈地發現：“約定俗成的文化也是我們生存的真相之一”，因此他開始注意文化的“習慣”，要求自己得同時注意“歷史真實”和“劇場真實”。
美國人沒有像小日本那樣惡意地篡改歷史教科書，但是隻選取歷史事實的局部進行放大而有意忽略其他部分，也會影響事實的性質。美國也有固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主旋律、主流價值觀這些東西，歷史書和各種文藝作品不斷在人們心中強化這個印象，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約定俗成的文化”，蓋過了“歷史的真相”。斯皮爾伯格的《林肯》就是美國的《建黨偉業》，無比地偉大光榮正確，名利雙收，反倒是李安的《與魔鬼共騎》這樣反映歷史真實狀況的片子受到了冷落。
關於抗日戰爭，我們小時候在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影視作品中，看到的都是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抗日根據地、地道戰、地雷戰、狼牙山五壯士、小兵張嘎、王二小、小英雄雨來這些故事，還以為幾個老農民耍點小花招、幾個孤膽英雄和幾個小屁孩就把日本鬼子給打跑了。沒錯，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但只是局部的局部。有意不提或少提的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大規模抗日，這才是主力軍，卻被一筆帶過，幾百萬國軍將士（都是中國人！）的生命還排不上歷史教科書偏僻角落的一行小字。美國還是比較開放，讓李安的《與魔鬼共騎》上映，然後讓市場去教育他。姜文的《鬼子來了》直接就被禁播了，他還被禁導三年。唉！這麼牛逼閃閃的戰鬥機，秒殺各種扭曲事實的手撕鬼子抗日神劇，還沒起飛，直接在地面上就被擊毀了。
歷史事件尚且還是“實”的東西，體驗和心理感受這種“虛”的東西就更是如此，一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就錯、就失真、就不全面。比如你睡覺時做了一個夢，醒來時試圖用語言描述它，一說出來就覺得不大對勁，然後又仔細想，結果夢就忘記了，就完全消失了。
體驗和心理感受真是神乎其神、玄乎又玄的東西，無法度量，不能數字化，而且一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就失真，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做這件事情呢？
首先，我們至少認識到並且承認了這個問題，這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比如根叔在畢業典禮的演講中講道“華中科大尤其要有關於校園醜陋的記憶，只要我們共同記憶那些醜陋，總有一天，我們能將醜陋轉化成美麗”，能夠洞見問題是一種智慧，敢於直面問題是一種坦誠、勇氣和胸懷，這都為解決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不存在完全符合事實和真理的終極表達，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努力去表達那些想不透、說不出、道不明的事情。人生就是如此啊，我們無法參透生命的意義，但我們也照樣要去生活。人類再努力也不可能完美，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努力去追求至善人格。馬克思韋伯說“人們只有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鬥，才有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我們的一切美德都來自於追求至善人格的過程中。
周國平說“我將永遠困惑，也永遠尋找。困惑是我的誠實，尋找是我的勇敢”，
學校的建設是無止境的，人格的修煉是無止境的，符合事實和真理的表達也是無止境的，永遠都要知道自己的侷限，永遠都要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
我努力去抓自己那些處於混沌狀態、霧裡看花、撲朔迷離的體驗和心理感受，但經常抓偏，我也嘗試去描述，但總覺不大對勁。當我在其他人的文藝作品中come across一個表達，把我心底淤積很久的感受一下子準確地描述出來了：
一方面，我有種憋了很久終於得到釋放的酣暢淋漓的快感，頓時拍手稱快，頂禮膜拜，馬上記錄下來。然後，我嘗試著改寫他們的觀點，並且跟自己的感受和經歷融合，化用到自己的語言體系中來，推出自己表達的2.0版本。但有時他們的表達如同德國DMG五軸聯動數控機床般精密，天衣無縫，實在是太完美了，我抓耳撓腮、左騰右挪、用盡渾身解數都塞不進一個自己的小鉚釘。唉！既然不能改變，那我就只能接受了，於是我只得請他們親自上臺講，我站在旁邊鼓掌。
另一方面，我心底也會有些小嫉妒：老子歷盡煎熬才體悟出一個觀點、嘔心瀝血才推敲出一個表達，沒想到你卻搶先一步申請專利了。就像足球臨門一腳打飛了，又像打麻將時聽牌很久，卻被別人搶先放炮了。“老師，不公平！這道題我也知道答案，我一直都舉著手，你卻不叫我！他們搶答，他們犯規了，這道題不能算！”老師一眼就把我看穿了，說“你這小子真無恥，明明就沒想到，還在這裡撒潑耍賴，拖出去斬首”，不對，好像串戲了，老師再兇也不會叫“斬首”的。比如周國平的“我將永遠困惑，也永遠尋找。困惑是我的誠實，尋找是我的勇敢”就讓我小小地嫉妒了五分鐘，要是我一輩子也能發現這麼一個普適規律和集體人格、說出這樣一個表達，那我得多麼幸福啊！每當我文章中出現很多帶引號的大段落，我沒有絲毫旁徵博引的快感更別提成就感（“快感”是為自己，“成就感”是為別人），我只有小小的羨慕嫉妒恨，以及不得不把它們搬出來的無奈。
天哪！我坦誠得近乎殘忍地把自己放在解剖臺上一刀一刀地割啊，血腥場面有點慘不忍睹，免費的合格豬肉都送不出去啊！
除了記錄體驗和心理感受，我雖然智商儲備嚴重不足，但還算愛智求真，也常常琢磨科學、哲學、佛教、真理這些問題，記下自己的點滴想法和別人的獨特視角。
科學是對自然的一種解釋。宗教、神話、藝術、迷信等也都在對自然作出解釋，近現代以後，科學才逐漸在人對自然的解釋系統中佔據統治性地位，並沒有很長時間，只是“科學”這種解釋方式顯得比較“科學”而已：你可以通過做實驗去驗證，裡面有某種規律性，而且還可以重現。
《莊子知北遊》中寫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自然運行的法則是先驗的真理，是既定的事實，是不需要檢驗的。我把這裡的“言、議、說”理解為“解釋”，沒有這些解釋，大自然仍然正常地運轉。某種程度上來說，所有的解釋都是“牽強附會”，科學也不例外。
比如，“時間”是個永恆的東西，在人類發明時鐘前就一直存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按照自然時鐘行事，“餓了就吃，吃多了就拉，渴了就喝，喝多了就尿，困了就睡，睡醒了就起，發情了就交配”是按照生物時鐘行事。後來人們弄出了計量“時間”的鐘表，發現這個玩意兒很有趣：日出時是6點，太陽最高時是14點，日落時是20點，每天都是如此，很有規律，所以就按照它來合理制訂自己的作息計劃：8點起床，9點上班，12點吃午飯......人類發明的鐘表就是對自然的一種解釋，沒有它，太陽照常東昇西落。有了它，而且它碰巧符合自然規律（不符合的都被淘汰了），人類可以利用它更方便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科學是探尋和逼近真理的一種手段。我小時候爸爸告訴我說“任何一門學科，只有當數學被引入之後，才能夠稱之為科學”。可能有人想告訴我說這句話是恩格斯他老人家說的，但是我最早聽到這句話就是我爸爸跟我說的。他給我講小學數學題時就告訴我這麼高深的道理，我聽得一愣一愣的，我非常崇拜我爸爸，所以我才不管他什麼恩格斯。量化是近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徵。建立一個數學模型，設定自變量和函數。如果有很多自變量，就給變量賦上不同的權重，抓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然後列方程式，並且用它去預測結果，與實際結果出入較大，那就調整你的模型，使之越來越趨近於事實。最理想的是自適應模型，它能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自動調整。
麥當勞能夠在全球大規模複製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實現了對整個工序流程的量化，中醫在西方一直不能得到認可、飽受詬病是因為它的配方不能進行定量分析，也無法重複。蓋洛普公司以前進行選舉的輿情分析調查主要是依靠打電話，這樣樣本較小，而且考慮的變量單一，結果不盡如人意。現在除了問卷、打電話這些常規方式外，還可以在網上進行大數據分析，比如各種社交媒體上候選人的粉絲人數、微博被轉發和評論的次數、候選人視頻被播放的次數等等，這麼多變量都可以被納入數學模型進行考量，因此大大提高了預測的準確度，候選人得票率預測結果有時甚至能精確在1%以內。還有Netflix視頻網站推出的熱播劇《紙牌屋》，據說也是應用了大數據分析方法研究觀眾的口味，才能大獲成功。
所有科學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假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胡適先生所提倡的科學精神，“大膽假設”往往來源於科學家的靈感和直覺，比如牛頓假設的“沒有受到力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也不合乎實際，但是沒有這個假設的前提條件，一切研究都無從談起。“小心求證”就是在設定的前提和適用範圍內，用理性思考和邏輯推理去構建整個理論體系，比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就是由幾個簡單的、不需證明的公理，去證明和推導出其他所有定理和推論，構築整個理論大廈，簡潔、優雅、嚴密。
數理量化交易員Nassim Nicolas Taleb有本暢銷書《黑天鵝》。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都認為天鵝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歐洲人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跟中國文化中“會上樹的母豬”差不多），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隻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
黑天鵝的存在寓意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人們總是過度相信經驗，而不知道一隻黑天鵝的出現就足以顛覆一切。然而，無論是在對股市的預期，還是政府的決策中，黑天鵝都是無法預測的。“911”事件、美國的次貸危機、中國的雪災、馬航的MH370失聯和MH17被擊落，都是如此。
“黑天鵝”現象往往是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為所有的科學理論本質上都是“刻舟求劍”，它們都是有限的前人經驗和當前情況的總結，而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當前最尖端的理論遇到將來的新現象（也不一定是“新現象”，有的現象一直都存在，只是現在暫時未發現，將來才被發現），立刻就敗下陣來。
比如，牛頓的經典力學理論適用了幾百年，後來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顛覆和拓寬。現在又有人試圖證明“愛因斯坦相對論前提和結論都有錯誤”。上大學的時候，在貼滿考研培訓班和情侶套房小廣告的電線杆上，我竟然發現有人貼了個小條宣稱他證明相對論是錯的。我沒有那個智商仔細研究，不論對錯，那人都挺牛逼的，而且從客觀規律來說，發現愛氏相對論的漏洞也只是遲早的事情。
所有科學理論都只適用於特定的時空範圍，正確是相對的、暫時的。因此我們要警惕“拜科學教”，盲目迷信“科學”本身就不“科學”。假設一下，“刻舟求劍”故事中船的速度是3米每秒，坐船的乘客可以在半徑10米的範圍內找到他的寶劍，那麼他在船上刻下的記號的“有效期”差不多等於3秒，如果整個航程的總時間是3小時，那麼記號的“有效率”為3600分之一。一個超牛逼的科學理論可以適用300年，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是雲南元謀人，距今170萬年，那麼科學理論在人類歷史中的“有效率”約為5700分之一。倘若用地球歷史、宇宙歷史動輒幾十億年的量級來衡量，科學理論的“有效率”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以上天的尺度看，“拜科學教”比“刻舟求劍”還要荒誕。
科學是“分科的學問”。學問分科是在近代工業革命之後才產生的，大概是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勞動分工能促進社會的生產效率開始。在此之前，所有學問都是混為一體的，比如古希臘的那些先哲，個個都是博物學家、通識家，個個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世界的本相就是一團混沌，就像印象派的畫作一樣模模糊糊，沒有明顯的界限和輪廓。掌握本相的人往往是那些超越了專業界限的人，古希臘那些先哲們所達到的智慧，兩千多年後的我們仍然要仰望。我前面提到在知識爆炸的互聯網時代，我有知識焦慮症，其實這是缺乏智慧的表現。
錢穎一說，在當今這個互聯網時代，信息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們不要誤以為信息就是知識，知識也不完全是智慧。通過讀書，我們可以獲取非常多的知識，通過讀好書，我們可以從中領悟出智慧，所以越是在互聯網時代，越是在信息爆炸的時刻，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來認真讀書，汲取知識，領悟智慧。
傅佩榮談到，我們的閱讀所接觸的可以分為“信息、知識、智慧”三種層次。信息所代表的是：我知道某一件事，可以同別人交談分享。知識所代表的是：我知道某個學說，可以用它說明某個範圍內的相關事件，講個道理出來。智慧則指既完整又根本的一套理念，可以說明人生的重大問題（如生死），因此智慧除了閱讀還需個人實踐才可實現。
“有效期”幾小時至幾天的信息叫“新聞”，它們的量最大，不需要記，過目就可以忘，因為總有新的進來；幾年至幾十年的叫“知識”，它們可能跟所從事的工作相關，等技術升級換代以後，舊的知識就要被新的知識取代了；幾百年到幾千年的叫“智慧”，它們的量最小，但是經過大浪淘沙而不變色的，汲取以後可以受用終身。
歌德做過一個試驗，半年不讀報紙，結果他發現，與以前天天讀報相比，沒有任何損失。所謂新聞，大多是過眼雲煙的人鬧的一點兒過眼雲煙的事罷了，為之浪費只有一次的生命確實是不值得。
“我沒有手機，不會上網，不看報紙，只看央視新聞頻道。現在，我們獲得信息的渠道實在太多太多，很多人覺得，讀書總不是壞事，就拼命地閱讀大量信息，實際上這些信息對大多數人來說用處不大。”餘秋雨先生在“寧波市第二屆全民讀書月”開幕式上這樣說。
他講了一個小故事來證明自己的看法，在錄製鳳凰衛視節目《歐洲之旅》時，有一次，劉長樂開車送他去北極。餘秋雨提出由於語言不通，自己消息閉塞，讓劉長樂講講這半年來發生的新聞。劉長樂用5分鐘講完了中國新聞，用3分鐘講完了世界新聞。總共8分鐘，半年內全世界發生的事都講完了。
這點我必須自我反省一下。我對新聞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經常在手機上刷各種新聞，無數的新聞向我湧來，把我綁架，表面上是我在上網，其實是我被網“上”。久而久之，我還會對它產生依賴，不刷下新聞、不在微博除下草、不在微信朋友圈冒個泡，感覺一天就像白過了一樣。我猜肯定有人跟我一樣，對微信朋友圈上那個小紅點有強迫症，一旦有人更新，就忍不住要去刷，而且幾分鐘就刷一次。
其實這些新聞99%跟自己半毛錢關係都沒有，按照劉震雲《一地雞毛》中的哲學就是“小林家的一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周洋在1500米短道速滑比賽中破紀錄奪冠。她在賽後的採訪中哭著說：“我只希望自己奪冠後，讓我爸我媽生活得更好一點”，讓人為之動容。而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於再清跳出來，批評周洋說：“感謝你爹你媽沒問題，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別光說完感謝父母就完了”，我心中頓時有一萬隻草泥馬奔騰而過，你丫太虛偽、太裝逼了！
張愛玲一直是個明星作家，寫的都是才子佳人亂世情緣，再加上她身上先天后天的八卦材料。大眾對明星寬容，沒有口誅筆伐她通漢奸，而自覺地把她視為受害者。但是明顯張愛玲不需要這種寬容，在她的精神自傳《小團圓》中，她極為平靜地描述日軍轟炸香港的場面，她自覺地把自己寫成了完全的知情者、同謀，而且她從沒有過罪惡感。因為“身邊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緊，因為圖畫遠近大小的比例，窗臺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眾場面大”。她先天有種超脫，不在乎身敗名裂的危險，無視社會輿論，也無視歷史輿論。讀的時候我的內心無比地痛，但是我對她的坦誠和勇氣無比佩服。其實那沉默的大多數也是相同的態度，只是他們不敢把它道破，非要扯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道德大旗給自己遮掩罷了。
更糟的是，信息多了，專注力就少了。這些碎片化的新聞、信息會改變我們的思維模式、心智模式，140字以內的微博“淺瀏覽”搞多了，我發現自己都沒有耐心去讀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更別提拿一本書來好好進行“深閱讀”。
我前文寫到我排斥那種“約炮集郵式旅遊”，我自己整天這樣刷新聞、微博、微信朋友圈，不也是一種“約炮&集郵”的心態嗎？我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唉！與其把有限的心力耗在這些無用、且害人的碎片化、淺薄化信息上面，還不如去讀本好書，或者溫習一下以前看過的經典文藝作品。
金克木先生有篇文章題目非常霸氣，叫《書讀完了》，其中寫到一件軼事：陳寅恪年幼時去見歷史學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他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那位學者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時，他才覺得那話有點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幾十種，是讀得完的。
金克木先生這樣寫道，“中國古書浩如煙海，怎麼能讀得完呢？誰敢誇這海口？是說胡話還是打啞謎？本文開始說的那兩位老學者為什麼說中國古書不過幾十種，是讀得完的呢？顯然他們是看出了古書間的關係，發現了其中的頭緒、結構、系統，也可以說是找到了密碼本。只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的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法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當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者說必備的知識基礎。舉例說，只讀過《紅樓夢》本書可以說是知道一點《紅樓夢》，若只讀“紅學”著作，不論如何博大精深，說來頭頭是道，卻沒有讀過《紅樓夢》本書，那隻能算是知道別人講的《紅樓夢》。讀《紅樓夢》也不能只讀“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紅樓夢》是一切有關它的書的基礎。”
類似的道理，論文的被引用次數是衡量這篇論文重要程度的一個關鍵指標。如果某篇論文是某個領域的開山之作，做出了開創性的成果，那麼這個領域的後來者全都是依附於其上，做論文時不得不提到它，怎麼都繞不開，因此它的被引用次數會很多。對於這個領域的研究者來說，這樣的“根論文”就是必須得讀的，它會給你一個制高點，可以一覽眾山小。在你開始研究樹木之前，能夠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夠把這個森林地圖印在大腦中，以後走到再細小的道路上，也不會迷路。
書到底能不能讀完？暫且不糾結這個問題，但是它的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方法論對讀書甚少、速度又慢的我來說是一個福音。對於讀書，我變得淡定很多，不盲目地求多求快，而是選一些經典的、類似“根論文”那樣的書，按照自己的節奏，慢慢地研讀，“少即是多，慢即是快”。就像南宋著名理學家陸九淵的《讀書》詩中所寫，“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這跟感情一樣，要看愛的深度，而不是愛的廣度；要看愛的質量，而不是戀人的數量。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是無遠弗屆的大集合，知識是信息的子集，而智慧又是知識的子集。新聞是信息，科學是知識，而哲學是智慧。
哲學是科學之母，它研究的是一些根本規律，不同科學領域的研究結果僅只是根本規律在這個領域的現象而已。不同學科表面的枝幹、葉子、花朵不同，地下的根卻是一樣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各個學科的博士都被稱為Ph.D.，Doctor of Philosophy，都可以被稱為“哲學博士”。生物學中講到動物的組織培養，用胚胎幹細胞來培養，生長、發育、分化為不同的組織和器官。哲學就像是胚胎幹細胞，而各個科學領域就像是分化成的不同組織和器官。
我不是學哲學的，但是卻喜歡思考和探尋這些東西。大學時選修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原著選讀，一個學期十多次課下來就讀了關於“友愛”的一章，做的筆記我都一直帶到國外。還有跟哲學系讀書會的同學一起研讀黑格爾的《小邏輯》。最近還有個師姐推薦我讀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Blaise Pascal（沒錯，就是咱們物理上學的壓強的那個帕斯卡爾）的《Pensées》（《思想錄》），還專門叮囑我一定要讀法文原版更有味道，我估計我這輩子都沒有智慧、勇氣和心力去攀登這樣的勃朗峰了。突然意識到一輩子那麼短暫，自己又是那麼地卑微和渺小，想想還是挺可悲的。
我雖然智慧嚴重不足，但是從直覺上我堅信存在“終極的真理”。科學技術上可以“發明創造”，但對於真理，只有discover，沒有invent（只有“發現”，沒有“發明”）。世間存在各種各樣的表象，但打通它們之間的任督二脈，你會發現一些根本性的東西。不同學科只是側重點不同，是不同的修煉途徑，就像佛教中不同的宗派、法門，本質上都是要修智慧求真理。
現在很多人表面上是在玩“跨界”“跨專業”“混搭”，但他們覺得實質都是一回事，比如創建PayPal、SpaceX、SolarCity、Tesla四家公司、在不同領域縱橫馳騁的大神Elon Musk；我有一個老師熟練掌握五六門語言，他覺得各門語言之間都是相通的；古代的很多大名士比如蘇東坡，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樣樣精通；開悟的大師，對一切都瞭若指掌。我覺得他們這些人就是醍醐灌頂，悟到了一些“根本的道理”，因此能夠左右逢源、融會貫通。對於這些有智慧、有洞察力的人來說不存在“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回事，而是“太陽底下無新事”。
我沒有什麼悟性，只能聯想到些日常生活中很俗的例子。比如對potato princess來說，炸洋芋、炒洋芋、青椒土豆絲、老奶洋芋、黃燜洋芋、酸辣土豆、紅燒馬鈴薯，連續吃一個星期都不會厭煩，而且還覺得是不同的口味，但對我來說，那都是一種東西，都是一種味道，我都不喜歡吃。還有我不會喝酒，紅酒專業的朋友告訴我這是某個著名酒莊某個好年份的酒，非常稀有，很牛逼。即使有這樣積極的心理暗示，我這個土包子仍然喝不出有什麼差別。我覺得所有紅酒都是澀的，所有白酒都是辣的。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是過來人，人是未來佛，一切眾生皆有修煉成佛的機會和可能性。把這個道理類推並拓展，我雖毫無任何根據，但是我篤信“一切事物皆有真理”。世間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元素構成，我認為真理就是其中一種根本元素，一切事物中都有它。真理平常的時候就像白日焰火，你是看不見和感受不到的。就像癌細胞，每個人的體內都有，只不過身體健康時它處於休眠狀態，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足夠好把它壓制住，而患病時是癌細胞激活了，它一直都存在每個人的體內。一些看起來稀疏平常的事情，比如一個小石子扔進池塘激起漣漪，倒開水時水濺到手上燙得把玻璃杯扔到地上，很可能就會引起某個人醍醐灌頂般的頓悟。這樣的事情在禪宗公案裡非常多，我認為這就是因為“一切事物皆有真理”，那些有智慧的人在某個特定的機緣巧合下，恰好洞見了它，因而得到證悟。
雖然現在“修行”是個被用得有點濫俗的詞，跟什麼“正能量”“接地氣”以及各種TVB劇中的“做人吶，最重要的就是要開心啦”差不多，但我還是不得不這樣說，生活本身就是一種修行，修行無處不在，我把一切人、事、物都當做“佛”來供養，這看似非常迎合、騎牆、不夠專注、沒有主見，又有廣泛撒網、腳踏無數只船的意味，但其實是一種敬畏。你不可能預料到喝完咖啡忘記帶錢拿帽子抵押的軍人就是拿破崙，你也不可能知道你家門前被你趕跑的流浪漢就是上帝派到凡間的天使偽裝的。所以，生活不易，修行更不易，且行且敬畏。
首先，你必須隨時隨地帶著記錄工具，當一切人、事、物對你有所啟示或者你腦子裡突然閃過某個想法，必須馬上記錄下來，這些東西都是稍縱即逝的，不記下來立馬就忘記了。記下來以後抽空翻閱是一種溫故知新，你會在之前內容的基礎上從廣度進行拓寬，或者從深度進行挖掘；橫向比較、融會貫通，縱向加深、洞穿本質。你就像練死亡騎士又升了一級，這就是積累的好處。如果不記下來，即使你運氣好，之後老天又來敲你的頭，你還能回想起來，但每次都是從頭起步、從零開始，沒有溫故知新的過程，精神糧倉裡的儲備也不多。
其次，不要羞於提出一些比較傻的問題，不要不屑於記錄一些幼稚的想法。周國平說：“靈感是思想者的貴賓，當靈感來臨的時候，思想者要懂得待之以禮。寫作便是迎接靈感的儀式。當你對較差的思想也肯勤於記錄的時候，較好的思想就會紛紛投奔於你的筆記本了，就想孟嘗君收留了雞鳴狗盜之徒，齊國的人才就雲集到了他的門下。”
另外，我喜歡記錄別人獨特看問題的角度。我始終保持開放的心態，不會對一個觀點立即下定論。比如我喜歡看羅胖的《羅輯思維》，就是因為他提供了一種新穎的看問題的角度，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接近事實的真相。大學時做太陽能電池的研究實驗，我讀到一些文章發在影響力因子很高的刊物上，但他們的電池性能還比不上我們做的，老師就告訴我們說這是因為他們提出了一種比較新穎的製備方法，這就是“創新紅利”吧。
我陸陸續續、零零散散記錄了很多關於體驗、心理感受、思想、觀點的內容，但它們就像童年時散落滿盒的四驅車零配件，繁星滿天，卻不能形成一個星座。就像泰坦尼克號的碎片靜靜地躺在大西洋海底，等待某個機緣降臨，得以被打撈和修復。我看到梵高的那一刻，天網被激活，弗蘭克斯坦醒來了，我之前所見、所聞、所歷、所感的全部在他那都尋到了最佳驗證，任督二脈瞬間打通，我在展廳裡激動得幾乎要失聲尖叫。不吐不快的表達欲如荷爾蒙般蠢蠢欲動，我必須要擼一管把它釋放出來。這促使我提高了這件事的優先級別，再煎熬、廢寢忘食、嘔心瀝血都一定要把這輛四驅車組裝起來，算是我獻給巴黎和菲菲的情書，也算是我給自己的青春之歌。四驅小子，燃燒太陽，勇敢地向前衝吧！（靠！這傻逼激動得語無倫次了，怎麼一下子是車，瞬間又變成船。一下子還在聊星座，馬上又跟老子講終結者和科學怪人，然後又扯到歌和情書，你是要鬧哪樣？！你知道在武漢不會開飛機的船長不是好司機嗎？）
我想到蘇東坡的一段軼事。蘇東坡是個大才子，佛印是個高僧，兩人經常一起參禪、打坐。佛印老實，老被蘇東坡欺負。蘇東坡有時候佔了便宜很高興，回家就喜歡跟他那個才女妹妹蘇小妹說。
有一天，兩人又在一起打坐。蘇東坡問：“你看我像什麼啊？”佛印說：“我看你像尊佛。”蘇東坡聽後大笑，對佛印說：“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兒像什麼？就活像一攤牛糞。”這一次，佛印又吃了啞巴虧。
蘇東坡回家就在蘇小妹面前炫耀這件事。
蘇小妹冷笑一下對哥哥說：“就你這悟性還參禪呢，你知道參禪的人最講究的是什麼？是見心見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說看你像尊佛，那說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說佛印像牛糞，想想你心裡有什麼吧！”
加拿大傳播理論家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從傳播媒介的變化如何影響社會、文化進行變遷來探討媒體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他首先提出“媒體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的觀念，說明媒體的形式塑造了人事關連和人類行為模式，這乃是媒體內容所不能企及之處。
麥克盧漢分析人類傳播工具的演進，認為可區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口語文化”（Oral Culture），這時期的傳播以口語傳播為主，範圍僅限於村落內的居民，我們的感官著重於口、耳、觸覺上的使用，我們的行為模式和認知水平處於“部落化時代”。
古騰堡的活字排版印刷革命，造就了文藝復興，在心理和社會上也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麥克盧漢稱這個時期為“機械文化”（mechanical culture），它突出了視覺感官的應用。一方面，線性、畫一的視覺與個人私有觀點結合，使得機械時代的人疏離、無涉；另一方面，活字排版印刷將每種方言擴延在大眾媒體前，召喚出個體的共同想像，形成民族國家。因為我們藉由閱讀書報雜誌，可以“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們的認知模式處於“解部落化時代”。
進入“電子文化”（electric culture）時代後，由於廣播、電視的特性，我們再次經由聆聽、觀看的方式認識外部世界。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媒體對聽覺、觸覺感官的強調，恰巧回覆了“口語文化”時代耳、口、觸覺功能，我們也像是進入了“再部落化時代”。
《理解媒介》一書初版於1964年，是“20世紀為數不多的重要思想著作之一”，是神使墨丘利（羅馬神話中為眾神傳遞信息的使者）的傑作。麥克盧漢被譽為20世紀的“先知”、“聖人”，在“互聯網”一詞尚未出現時，他已經預言了互聯網的誕生。
麥克盧漢將傳播媒介作為主要動因，以異乎尋常的方式、極富膽略地解釋人類成百上千年的歷史。我出生於1988年，在我所經歷的短短二三十年中，以我個人的經驗，我們的認知模式似乎就有“部落化時代”、“解部落化時代”、“再部落化時代”的歷程。
小時候我們主要通過電視、報紙、廣播等媒體獲取信息，裡面的內容是經過了嚴格的審查和篩選的，我們看到的東西很片面、很局部、很狹隘，處於“部落化時代”。
後來，隨著PC互聯網的興起，信息的傳播範圍更廣、速度更快，信息的數量也爆炸性地增長，初中時候上網真有一種“睜眼看世界”的感覺，發現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是“解部落化時代”。
從PC互聯網到現在的移動互聯網，信息嚴重氾濫，以有限的心力和注意力，我們只能選擇性地去關注自己感興趣的內容。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合併同類項，個性化媒體、社交媒體的盛行更是加速這種趨勢。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訂製網站首頁、電子報刊、雜誌等，微博、微信上我們也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人，如果有人罵你兩句，立馬拉黑，我們聽到的都是同意聲，看到的都是點贊。以前微博還介乎於廣播媒體和封閉的社區媒體之間，現在微信變成了我們主要的接收信息平臺，這是非常封閉的社區“窄”播媒體，朋友圈主要是吃喝玩樂自拍、心靈雞湯、各種小廣告等，每天騰訊推送的那四條新聞簡直就是原子彈，收看率極大，幾乎成了我們眼中的世界。甚者，習慣了這樣，我們的心智模式都會隨之改變：我發現自己即使是去看聚合了所有內容的門戶網站這種所謂的“廣”播媒體，我的目光和注意力都能最迅速地跳到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上，其他內容完全自動屏蔽，視而不見。我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和認知模式進入到了“再部落化時代”。
見心見性，心中有眼中就有，而且我們處於“再部落化時代”，因此，無論我如何努力鑽研，如何口若懸河、雄辯滔滔，我永遠都逃不出這句極富洞察力、近乎真理的箴言，“你只能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世界，你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道理”，境由心生，一切和合事物皆唯心所造，每一個人都是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所以，不論我看到什麼、經歷什麼、感受到什麼，還是引用再多的書籍、電影、歌曲、講座、訪談、名家名言（我不否認我也會像斷章取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題黨，只引用自己想要看到、願意相信、對自己有用的那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或許是不支持我的論點的，他們對這些話保留最終解釋權）和例證為自己背書，所有的觀點統統都是出於我片面的“個人偏見”和“一家之言”，而盲點是必然的、絕對的。
我的經歷和想法固然片面，但是，我從這個角度看到的楊桃、我站在這個位置摸出來的大象、我從這根管子中窺見的豹子以及世界在我眼中折射出來的色彩，它就是這樣的。或許很傻很天真，或許很黃很暴力，或許當局者迷，或許不可理喻，或許毫無邏輯，或許不成體系，簡直就是一鍋東北亂燉。但是，這些都不重要，我不追求正確，也不奢望你的認同，我只堅持當下（注意！是當下！感受和理解是立足於當下的，也許換個地點、或者過一段時間回頭來看，我自己就把自己給推翻了）最本真的自我，堅持發自肺腑、情真意切的的表達，堅持做人、做文章的真誠和虔敬。對與錯，是怎麼活、活得好不好的問題；而真與假，卻是生與死、活不活的問題，這於我如氧氣般珍貴，沒有它，我一句都寫不了、一分鐘都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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