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其後，直至唐朝滅亡的140多年間，宦官專權愈演愈烈，藩鎮割據逐漸形成，朋黨之爭持續不斷，大大加深了唐朝政府的統治危機，最終唐王朝在藩鎮、宦官和朝臣的權勢爭鬥中走向衰亡。
在唐朝後期走向衰亡的過程中，統治者曾試圖通過清除宦官專權等弊端，振興朝綱，加強中央集權。唐文宗就是其中之一，他和親信朝臣精心謀劃，意圖改變宦官專權的局面，但陰差陽錯，一場旨在清除宦官勢力的行動，卻成了唐朝君臣的噩夢：因為事洩失敗，遭到宦官瘋狂反撲，600多朝臣殘遭屠殺，還有1000多官員家族及其他人員連累被殺，釀成歷史上有名的宮廷慘案——“甘露之變”。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
作為有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多數讀者對“甘露之變”的過程有所瞭解。今天，我們著重分析一下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即，“甘露之變”為什麼會發生？又為什麼會失敗？它對唐王朝的後期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
1． “甘露之變”發生的背景
應該說，“甘露之變”是一場意外事件。慘案發生之前，這一事件並不能稱作“甘露之變”，按照唐文宗當初的計劃，稱其為“除宦行動”更準確一些。那麼唐文宗謀劃清除宦官的背景是什麼呢？
一是宦官權勢日重，嚴重削弱和制約了君權，不利於振興朝綱。唐朝的宦官專權亂政，始於唐肅宗時的權閹李輔國。到唐德宗時，宦官掌領禁軍、入職樞密院已經制度化，權力擴大到軍事和內政，開始逐漸掌握廢立皇帝的權力。唐文宗的爺爺唐憲宗和兄長唐敬宗皆為宦官所害，唐文宗本人也是宦官王守澄所擁立。
文宗即位時已經18歲，史載其恭儉儒雅，博學多才，勤於政事，很想有一番作為，致力於復興王朝。
但自己是王守澄等宦官所立，因為擁立之功，王守澄等宦官一手把持朝政，根本不把文宗放在眼裡，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必須收回皇權，加強中央集權。而自己處處受制，皇權旁落，面對的宦官還是謀害自己祖父和兄長的兇手，為此，必須打擊宦官勢力，清除宦官專權就成了當務之急。
二是宦官地位過高，成為藩鎮勢力依附的對象，嚴重影響了朝廷統治。唐朝中後期，對朝廷統治構成威脅的，除了宦官專權，還有藩鎮勢力的崛起。文宗時期，宦官在朝內，既掌管禁軍，又通過入職樞密院參與朝廷機要政務，權勢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
唐朝宦官形象圖
在朝外，朝廷為了制約各地節度使，實行宦官監軍制度，委派宦官代表朝廷出任藩鎮監軍，名義上是監督和節制藩鎮軍隊，但因為宦官權勢地位太高，不少藩鎮將領開始依附宦官，甚至有些藩鎮將帥和官吏都是宦官集團從神策軍中挑選委任。“藩鎮將師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資治通鑑》）
清除宦官勢力，可以有效切斷藩鎮軍將與宦官的勾結，一定程度上削弱藩鎮勢力，消除其對朝廷統治帶來的隱患。
三是朝內朋黨之爭日趨激化，牛李兩黨紛紛勾結宦官，增強壯大勢力，導致朝政混亂。朋黨之爭是唐朝後期朝廷內的一大頑疾。這場由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歷時40年，進到宣宗時才告結束，史稱“牛李黨爭”。
到文宗時，“牛李黨爭”已經進行了20年，爭鬥更加激烈。兩大宗派之間在政治上互相傾軋，或交替執政，或同朝執政，從政治主見的分岐，逐漸演變成宗派間的私人恩怨之鬥。一派得勢，就貶逐另一派，對朝政的處理上也是互相攻擊、反對。
為了增強自身勢力，打擊對方，牛、李兩黨都紛紛依附權勢更大的宦官集團，而且兩黨中的許多官員都是靠巴結宦官提拔的。面對愈演愈烈的朋黨之爭，唐文宗也曾無奈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舊唐書》）持續不斷的朋黨爭鬥，加劇了朝政的腐敗，使本就較弱的相權更加衰弱，給宦官勢力獨掌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機。
唐朝大臣形象圖
由此不難看出，唐朝後期的藩鎮、宦官、朝臣權鬥中，宦官處於中心地位，成為藩鎮和朋黨爭相結交的對象，反過來更增強了宦官的權勢，使皇權失去了制衡對象，嚴重消弱了皇權。打擊宦官勢力，一能收回皇權，加強集權，二能切斷宦官與藩鎮的關係，有效削弱藩鎮勢力，三還能讓相互爭鬥的朝臣朋黨失去依附，有利於治理朋黨之爭，可謂一石三鳥。
正是在這種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唐文宗才決心誅除宦官勢力，以期振興朝綱，挽救日益頹廢亡的局面。
2．“甘露之變”失敗的原因
據史書記載，公元835年，文宗和親信朝臣鄭注、李訓密謀決定清除宦官後，先設計誅殺了參與謀害憲宗的宦官陳弘志，然後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將權閹王守澄提拔為神策軍觀軍容使，任命和王守澄有矛盾的仇士良為神策軍中尉，變相剝奪了王守澄的軍權，之後秘密派人毒殺了王守澄。
按照計劃，文宗提前將鄭注調任鳳翔節度使，私下安排好人手，待朝廷為王守澄舉行葬禮時，組織中尉以下所有宦官全部參加，鄭注帶武士以護衛為名，在葬禮上將宦官全部誅殺。
但已被任命為宰相的李訓，為爭功，偷偷改變計劃，聯合一班親信，在早朝時，以宮中左金吾院內石榴樹夜降甘露為名，命宦官仇士良帶領眾宦官前去查看，想借機讓提前埋伏好的士兵，將宦官全部清除。
仇士良等宦官發現了埋伏的士兵，急忙返回，挾持文宗，矯詔神策軍大殺朝臣，宮廷內血流成河，導致慘案發生，朝臣官員及被連累誅殺的共計一千六七百人。李訓在內的四宰相和鄭注等參與者，或當場被殺，或逃後被捉，全部遇害。事後朝廷上朝的官員都不足半數。史載“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新唐書》）
甘露之變
表面上看，“除宦行動”失敗是因為李訓爭功，私下改變計劃所致。但綜合當時的形勢分析，慘案的發生，除了因為李訓私心貪功，導致計劃敗露，還有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
一是文宗根基不深，自身能力較差，為計劃失敗埋下了隱患。從根基上看，文宗是靠宦官擁立上位，期初，宦官劉克明殺害敬宗後，欲擁立憲宗之子絳王李悟為帝，但王守澄、梁守謙等宦官帶領禁軍誅殺了李悟和劉克明等人，而立敬宗之弟李昂繼位。
文宗李昂繼位前，只是一個普通親王，身邊沒有自己的親信謀臣，加之又是宦官擁立，算不上名正言順，聲望不高，即位後又受宦官壓制，基本上無權無勢。
從能力上看，文宗雖有才學，也有復興之志，但並無治世大才。《新唐書》稱“李訓浮躁寡謀”，急於事成，而缺少謀略。這一點從慘案發生時，他的表現就能略見一斑：仇士良等發現院內埋伏的士兵，逃回宮殿挾持文宗上轎時，已經暴露的伏兵也正在追來，李訓緊緊拉住文宗的轎子，如果文宗配合，不被宦官挾持走，結局就會大不一樣。
但此時文宗卻大聲斥責李訓，導致宦官成功挾持皇帝，之後矯詔率神策軍殺回。“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資治通鑑》）。看得出，此時的文宗驚惶失措，已經改變了主意，反而站在了宦官之列。
唐文宗劇照
二是朋黨之爭激烈，朝臣相互爭鬥打壓，文宗缺乏有力的朝臣依靠和支持。在宦官專權的形勢下，朝臣官僚集團是制衡宦官權力的重要力量。但文宗時期，牛、他黨爭空前激烈，朝臣官僚集團不但不能發揮制衡宦官作用，還和宦官相互勾結，互為表裡，藉助宦官力量打壓異己，客觀上既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又使文宗失去了朝臣官僚的支持，本就微弱的君權，在手掌軍權的宦官面前，更加不堪一擊。
三是文宗用人失誤，過於寵信鄭注、李訓，高估了二人的能力。“甘露之變”事件的最大推手，就是鄭注、李訓，文宗對此二人極為寵信，沒有認清二人的真實面目，導致“除宦行動”被動失利。
先簡要介紹一下鄭注。鄭注出身貧寒，相貌醜陋，還是個近視眼，此人會醫術，一直四處遊蕩，是個江湖遊醫。但他能言善辯，忽悠水平極高。一個偶然的機會，給襄陽節度使李愬治好了痿病，李愬通過和他交談，覺得他是位“奇才”，就留他在手下做官，經常和他談論軍政事務，“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舊唐書》）
後來李愬調任徐州，鄭注隨往，其時宦官王守澄任監軍。聽聞鄭注靠醫術忽悠李愬並參與軍政事務，就想除掉他。李愬請求王守澄先和鄭注交談一下再做定奪，結果一番交談之後，王守澄大為折服，也連稱其為“奇才”，經常和他通宵夜談。
王守澄調回京城後，就把鄭注帶在身邊，並推薦給當時的唐穆宗。穆宗與之交談後，也是大為歎服，從此成為皇帝身邊的紅人。期間，皇帝幾經更替，鄭注都極為受寵，成為王守澄安插在皇帝身邊的耳目。
宦官王守澄三次參與擁立皇帝
後來，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等權宦想除掉鄭注，設計讓鄭注來治病，想借機殺掉他，鄭注去後，侃侃而談，韋元素聽得入神，不但沒殺他，還贈送金銀綢緞，將其護送回府。鄭注的忽悠水平可見一斑。
文宗即位後，一次患病，王守澄藉機推薦鄭注前去，文宗的病大見好轉，從此對其寵愛有加，屢屢提拔，鄭注侍寵而驕，到處受賄斂財。
再說說李訓。李訓進士出身，曾在河陽為官。此人相貌英俊，也能言善辯，但他素有野心，陰險狡詐，後因誣陷罪被朝廷下獄，文宗即位後大赦，得以出獄。其叔父李逢吉曾任宰相，因朋黨之爭失勢被貶。得知鄭注受王守澄寵信，且到處斂財，李逢吉給李訓大筆黃金，讓他賄賂鄭注，想通過鄭注再度進朝為相。
而李訓也想通過鄭注投靠王守澄，於是就重金賄賂鄭注。鄭注大喜，將其引見給王守澄，王守澄便以李訓精通《易經》為由，向文宗推薦了李訓。李訓既善講《易經》，又有口才，很快被提拔為翰林院侍講學士。當時，宰相李德裕等朝臣素知李訓奸惡，極力反對文宗重用李訓，文宗受李訓迷惑，根本聽不進去。
就這樣，鄭注、李訓都成了文宗親信之人。二人通過接觸，揣知文宗有清除宦官之意，就私下裡背叛王守澄，投靠文宗，和文宗一起密謀“除宦”計劃。因為二人是王守澄的親信，所以並未引起王守澄的懷疑，這也是他們後來能順利設計除掉王守澄的主要原因，當然，這也更加使文宗認為，他們二人確實有才能。
宦官仇士良
其實，文宗沒想到的是，鄭注、李訓幫助清除宦官，並不是為了穩定朝政，復興大唐，而是野心使然。這種野心，決定了清除宦官計劃，過於急功近利，帶有很大的賭博心理。
特別是李訓，在按計劃將鄭注調任昭儀節度使、約定趁為王守澄舉行葬禮清除宦官的計劃後，為貪圖功利，又擅自聯絡自己的親信改變計劃，將動手地點改為皇宮內。並打算一旦除宦成功，再將鄭注除掉，自己獨攬朝政大權。“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多募壯士為部曲，並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並注去之。”（《資治通鑑》）
所以，除宦計劃的失敗，與其說是因事洩敗露，不如說是文宗用人失誤，錯用了奸佞小人所致。
3．“甘露之變”的影響
“甘露之變”是唐朝後期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後世史家、學者普遍認為，“甘露之變”標誌著歷史上第二次宦官時代的正式開始，從此以後，宦官專權更加猛烈，唐王朝從此一步步衰亡，直至70年後朱溫篡唐。
這一觀點當然沒錯。但綜合來看，小編認為，“甘露之變”是一場朝臣完敗的屠殺慘禍，其對唐王朝的影響，應該一分為二地看：
從不利影響看——
首先是“甘露之變”的失敗，使得相權更加衰弱，宦官更加強勢。600多名朝臣包括宰相之內，突然之間命喪黃泉，朝堂公卿減半，短其內直接影響了朝廷的正常運轉和政局的動盪不安。朝臣猶如驚弓之鳥，很多人不敢上朝，每天上朝和家人告別，都像訣別一樣。
為了穩定朝政，朝廷不得不下命令：其他人不得再揭發或恐嚇，已經逃匿的，不準再追捕，三天內必須回朝上班。“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家破”“他人無得相言告及相恐。凡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資治通鑑》）
對朝臣的致命打擊，進一步削弱了相權，助長了宦官勢力。
唐朝名相李德裕雕像
其次是對文宗的打擊，君權難以收回，使文宗從此徹底喪失了復興王朝之志。面對宦官的日益囂張，文宗無可奈何，曾和大臣周墀閒談，自比不如周赧王、漢獻帝：“‘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資治通鑑》）無奈悲憤之情溢於言表，從此疏於政事，飲酒求醉，五年後積鬱病亡。
一場朝臣屠殺慘案，對朝廷的負面影響勿容置疑。但從後期的實際情況看，“甘露之變”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或者說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是這次事變在一定程度上震攝了宦官勢力。儘管“甘露之變”以失敗告終，但前期誅殺了王守澄、陳弘志、韋元素等權閹，讓朝臣看到了朝廷對宦官專權的態度，也讓後起宦官感受到了壓力。
雖然宦官仍舊專權，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面對宦官的器張跋扈，還是有部分朝臣敢於頂住壓力，與宦官勢力相抗衡。而這種抗衡，如果不觸碰到宦官集團的底線，宦官勢力也會盡量收斂。
比如，事變發生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就曾上表朝廷：“如果朝廷中的奸臣難以控制的話，我隨時誓死清君側！”，並和新任宰相鄭覃、李石多次奏請朝廷，為以前因協助朝廷清除宦官而被貶逐的宋申錫鳴冤平反。最終文宗下詔恢復宋申錫的所有官職。“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資治通鑑》）
仇士良手下一個軍將曾和宰相李石爭執，京兆尹薛元賞將其逮捕。仇士良得知後派人來叫薛元賞，薛元賞知道凶多吉少，就先杖殺了那個軍將，然後自己穿上囚服前去，任憑處置。仇士良見事已至此，只好作罷，還假裝公正，和薛元賞把酒對飲。
唐朝神策軍
部分正直朝臣的氣節，一定程度上震懾了宦官勢力。史載“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資治通鑑》）可見，“甘露之變”後，宦官勢力雖然張狂，但也有所收斂，並不像有些文章所說的朝臣成了任人擺佈的“木偶”。
二是“甘露事變”為後來的君主提供了應對宦官專權的經驗教訓。吸取文宗“甘露事變”用人不當、處理宦官專權急於求成的經驗教訓，武宗上任後，對仇士良等權閹採取 “內實嫌之，陽示尊寵”的靈活策略。
之後，起用反對宦官專權的李德裕為相，並在關鍵時刻為朝臣撐腰打氣，君臣合力與宦官勢力周旋，最終採取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奪其實權，迫使仇士良主動告老還鄉，使宦官勢力受到打擊。武宗時期也出現了短暫的興盛，史稱“會昌中興”。
唐宣宗有“小太宗”之稱
宣宗即位後，宦官勢力明顯衰弱，素有“小太宗”之稱的唐宣宗再接再厲，對內穩定朝政，一邊繼續抑制宦官勢力，一邊終結朋黨之爭，唐王朝政治清明，國泰民安，再次出現復盛局面，史稱“大中之治”。
只是，此時的唐王朝積弊已久，表面的繁盛難以掩改深層的社會危機和重重矛盾。民變之象已現，藩鎮勢力壯大，而其後的幾代君主大都昏庸無能，皇權再度旁落，朝臣與宦官爭鬥再起，雙方又走上了勾結藩鎮相互打壓的老路，最終被朱溫鑽了空子，將宦官和朝臣一併清除，907年，朱溫滅唐建立後梁，終於把唐王朝送上了末路。
（參考史料：《資治通鑑》《新唐書》《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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